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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陆，李师科用子弹保护我们的国家；在台湾，李师科用子弹保护我们的安全。当他老了，病了，孤苦无依，三餐不继，他用子弹保护他自己，保护他老去的一点血本，保护他老去的一点爱，一点希望。他的方法是错的，但他没有更对的方法，他不会巧取呆帐，只会豪夺现款，用蒙面的豪夺，暴露他一点悲愤与抗议。他这种行为，难道还得不到被他保护多年的统治阶级的怜悯吗？但统治阶级却要把他“速审速决，明正典刑外，井应要求三家电视台联播行刑实况，以吓阻歹徒效尤”（一九八二年五月十日国民党《中央日报》）了。这种现象，不是也太没心肝了吗？
国民党的宣传媒体上，已经用新文艺的词汇，做着这样的预言：
李师科，在证据确凿下，一颗子弹，代表着法律，正飞向他的心窝！
也许，子弹正如他们所说，“代表着法律”，但它绝不代表着正义。照正义法学家的看法，法律必须和道德同一。和道德分离的法律，只会使人“目无法纪”！
李师科“目无法纪”，但他淡笑自若，干脆而从容，他显然毫不怕死。老子说：“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当人民不怕死的时侯，不论明正典刑多少个，也吓阻不了“歹徒”的效尤！
退除役官兵辅导委员会的头子郑为元，声言李师科是荣民的耻辱，郑为元显然错了！去问问那些老兵看，他们就不会同意这种将军的评论。李师科是他们的兄弟，他们一无所有、但还有着微弱的悲愤与抗议。李师科的打前站，使他们多少知道了他们兄弟的血没有白流，使他们多少知道了他们也有声音嘲讽了这无情的社会。李师科代表的，是千千万万倍侮辱着的悲愤与抗议，李师科遭遇的，是千千万万被损害者的反射与回馈。他的音容，就是他们的宛在；他的笑貌，就是他们的热情；他的流血，就是他们的牺牲。
恰像狄更斯（Dharles Dichens）《双城记》（A Tale of Two Cities）中卡尔登（Sidney Caroth）临刑前的说话，李师程做完了比他做过的更好的事，即将走向比他知道的更好的地方。李师科不会死，因为千千万万的李师科在活着。
一九八二年五月十七日
李敖研究网发布
蛋蛋 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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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书呆子上一课
我在〃吐他一口痰〃（《李敖千秋评论丛书》第十二期〃牛刀·警察·抓〃）里，曾论断殷海光和他的学生们，我说：
我大学的时候，觉得殷海光还不错，可是现在看他的东西，觉得可以修改的地方颇多。不过，他的学生要赶上他的功力，至少还要一千年，像刘福增。至于陈鼓应，起码一千五百年，林毓生要两千年。
为什么我要这样论断他们呢？因为我早就感到：他们不在广博的知识基础上扎根，只搞方法学是不够的，我在〃我的殷海光〃（李敖千秋评论丛书第五期〃霸王·骆马·人〃）里，曾这样写着：
……张灏跑来找我说：〃殷海光看了你的文章，想见见你。〃张灏在历史系比我高两班，我认为他才气很弱，他是殷海光吸收及门弟子的前期人物，同殷海光关系不错。但他除了翻译外，写不出任何可以登〃自由中国〃，如终是个喜K洋书的蛋头而已。殷海光责备胡适喜欢以人情的原因揄扬别人的学问，说得很对，但他自己却也犯这种毛病。殷海光吸收及门弟子，当时都是张灏型的，整天只会看洋书、谈方法学，但他们的知识基础太窄、货太少，所以充其量只会搭钢筋，没有水泥。殷海光自己也水泥不多，但他在大陆见多识广、文笔又好，所以能弥补不少〃水泥缺货〃，但他的及门弟子却比他差得太远、太远。这种情形殷海光自己心里是有数的，但他的及门弟子心里无数，所以他们在台大，颇有不知天高地厚的毛病，以优异学生自居。 殷门弟子这种不知天高地厚，以为会了方法学就一通百通，在实际遭遇困境的时候，就不得不发出哀鸣。一九六二年四月二十五日，国民党林毓生在美国，写信给〃海光我师〃，呜呜的说：
我最近读书，思想有一个新境界，愿意向您报告一下从前我对Methodology（方法论）有一项迷信，认为弄学问必先把方法搞好，这一方面因然是受了Logical Empiricism（逻辑经验论）的影响，另一方面更是因为看到〃新亚书院型〃的糊涂虫因为对方法学不了解，以致搞出自欺欺人的谬论的强烈action（反应），事实上，事情并不是这么机械，学问绝不是应该把方法学〃完〃了以后再弄的，方法学如能学〃完〃，也并不能一定使人成为大学者。
殷海光看了这一段，批注〃不谋而合版〃，可见这种方法学的万能论，在几年以后，就发现是〃迷信〃的、是〃机械〃的、〃学问绝不是应该把方法学'完'了以后再弄的〃，——他们念了那么多年的书，才恍然大悟到这一浅显的真理！
刘福增还是书呆子
但是，尽管恍然大悟，殷门弟子受了才气所限，他们再在学海里挣扎，结果也不过乃尔。以最近张灏、林毓生拿国民党的钱，跑回台湾做演讲秀为例，讲来讲去，也不过是故弄玄虚、不知所云而已。他们的功力与成绩，二十四、五年下来，竟如此可怜，真教我们无法看得起了！
张灏、林毓生这种海外的书呆子不足论，再看看在台湾的书呆子吧：在台湾的殷门弟子中，刘福增是一位最力争上游的工作者。刘福增的文章，虽然比张灏、林毓生之流要超出〃一千年〃，但这种超出，只是就殷门排行榜而论，是不能跟第一流的思想家相比，比起第一流的来，刘福增还是书呆子。
刘福增自从被邓维桢在〃政治家〃上大力提拔后，突然多产起来，每半月发表一堆意见，有的还算好，有的就很糟。不论是好是糟，他的基本结构都是以方法学挂帅的，他的每篇文字，都要来一番〃细腻〃得腻人的（A）（B）（C）（D）（E），翻来覆去的下定义、做界说、来假定、弄演绎，用他阳春面的文章，描述个没完，非常讨厌。刘福增始终不知道，文章是不能这样作的。作文和盖房子一样，搭钢筋只是盖房子的一个过度，房子盖好，钢筋是要被水泥灌住的、被粉刷盖住的，怎能把钢筋露在那儿？刘福增的文章，到处都是钢筋，到处都炫耀他的方法学，结果呢，他把暴露的钢筋当成装修的一部分，自然就闹笑话了。
竟为日本开脱
我举刘福增最新一篇文章做例子：八月十六日的《政治家》第五十三期上，刘福增忽然来了一篇〃从日本政府修改史教科书风波论历史教科书的撰写〃，里头为日本开脱说：
把〃侵略〃中国改写〃进出〃中国，冷静而严格的说，我们不能因此而说他们窜改历史，因为他们这样改以后虽然不再明白承认侵略，但也没有否认侵略，我们可把〃进出〃这个不带价值判断的字眼解释为侵略。而如果历史事实真的显示是侵略的话，我们这种解释是对的。
请看这叫什么话！这叫什么方法学！日本〃侵略〃中国，早就没有〃如果〃了，这种真相，早在国际联合会十九国委员会通过的〃李顿报告〃（Lytton Report）中，就确定在案了。〃李顿报告〃是代表世界公论的报告，这种五十年前就已确定的历史事实与用语，今天再做没有〃有力的新证据〃的翻案，这不是窜改，又是什么呢？刘福增说：
假如现在有一个历史事实公认是这样这样。现在我们没有拿出什么有力的新证据，而主张说这上历史事实不是这样这样，而是那样那样，我们便窜改历史。 请问刘福增，五十年来，你和你的日本人，〃拿出什么有力的新证据〃来推翻〃公认〃的历史事实了吗？没有！显然没有！既然没有，这不是〃窜改〃，又是什么呢？
〃淡化〃就是〃窜改〃的一种
刘福增知识基础太窄、货太少，没读过〃李顿报告〃等历史文献，也许可以原谅，但没读历史却信笔乱谈，这就是你的方法学吗？天下可有这种武断的、抹杀事实的方法学吗？刘福增耍嘴皮子，赞成以〃进出〃来代替〃不带价值判断的字眼〃但〃侵略〃难道不是描述事实吗？照刘福增这样〃冷静而严格〃，日本就没有〃侵略〃，只有在中国领土上〃进出〃了； 日本军人就没有〃强奸〃，只有在中国妇女身上〃进出〃了。这种咬文嚼字，又证明了什么？难道历史事实可以用〃没有价值判断的字眼〃抹杀吗？如果这样咬文嚼字，你〃刘福增〃里〃福增〃两个字，就是十足〃带价值判断的字眼〃，你是不是该〃冷静而严格〃的改一改呢？刘福增说：
他们并不是要窜改什么历史。他们只是想〃淡化〃日军过去的恶行，而使年轻人〃淡化〃祖宗的错误。
请问刘福增：这就是你搞方法学的态度吗？在方法学上，历史事实只问真假，不问浓淡，如果蓄意把历史事实〃淡化〃，显然就是不尊重客观事实。不尊重客观事实，在描述上动手动脚，就是窜改历史的一种。窜改历史，现代人的花样可太多了，刘福增说一个皇帝在位五年，改成十五年是窜改，其实天下没有这样笨的御用历史家！御用历史家窜改历史，手法是〃冷静而严格〃的、是披着〃学术〃的外衣的、是打着〃科学方法〃的旗号的、是靠受害国的汉奸学者来呼应、来护航的。刘福增故意把〃窜改〃扣上他下的紧身定义，这是完全别有用心的，我不得不予以拆穿、给以警告。
漫无心肝的胡说八道
刘福增更为日本开脱的方法学，还在后头呢！他居然还帮着在〃南京大屠杀〃上做翻案！刘福增说：
同样，我们来看一下有关南京大屠杀的修订。
某教授写的检定前的原稿是：
占领南京之际，日本军杀害了多数的中国军民，并且对妇女强暴、掠夺、放火，由南京大屠杀而引起国际上的谴责。据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