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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依然可以看出，当200年前美国宪法规定政教分离的时候，其实含有两重意义：一是防止政府扶持、促进某一种宗教，或者打击、镇压另外一种宗教；二是防止教会利用民众信仰和信徒的追随，来干预世俗政府事务。那个时代，真正的无神论者还很少，政教分离的具体实施就是在各种宗教，其实就是基督教各教派之间一视同仁。那个时代还没有提及“上帝”就会伤害无神论者的问题。这就是我们会在美国钱币上、在法庭上、在其他一些政府主持的场合听到人们提及“上帝”的原因。
四、新时代的新问题
北美殖民地是宗教信仰者寻求和开拓的理想之地。美国人一向认为自己是敬畏上帝的，并把敬畏上帝看作个人和社会的道德来源。然而，过去的100年是美国民间迅速世俗化的时代。美国人，无论朝野上下，无论俗界神界，对建国之父们定下的政教分离原则深信不疑，可是，在新的时代、新的社会条件下，哪些传统做法是过时了，是违背政教分离的，哪些只是承袭传统，是可以保留的，这却常常在民众中引起分歧，从而时不时地惊动最高法院来作出裁决。政教分离原则最流行的说法就是，在教会和政府之间，有一道“墙”。可是，同时，基督教信仰的传统在美国社会和文化中根深蒂固，美国朝野的很多价值来自于他们的传统宗教信仰。也就是说，这道“墙”的两边，有一些共同的价值联系着。如今的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兰奎斯特就曾表示，所谓教会和政府之间的“墙”，其实并不存在。
1984年，联邦最高法院曾经在一项裁决中判定，在美国钱币上印着“我们信任上帝”字眼，并没有违反《宪法第一修正案》的“确立条款”，因为这种字眼的宗教寓意，在人们日常生活的重复使用中，事实上已经消失殆尽了，也就是说，这种字眼出现在钞票上，已经不会形成对无神论者的冒犯和伤害。可是，中小学校里“忠诚誓言”中的“上帝之下”呢？它是不是冒犯了无神论者的信仰自由的宪法权利，是不是违背了政教分离的宪法原则？
纽道诉美国国会一案的裁决发表后，保守派纷纷谴责，是自由派的“政治正确”教条弄糟了事情。巧的是，这一裁决发表的第二天，6月27日，联邦最高法院以5比4的接近票数作出裁决，低收入家庭孩子从政府得到的教育资助，所谓“学费代用券”，可以用来支付上私立学校的学费。而全美2/3的私立学校是教会学校。这等于是用纳税人的钱来支持私立教会学校。最高法院判决，只要学童作出上私立学校的决定是完全自主的，没有受到政府的干预，也就是说，政府没有故意动员、劝导或强迫学童上私立学校，是学童家庭完全自主地决定上私立学校，那么，允许学童用学费代用券来支付私立学校的做法并不违背“确立条款”，是符合宪法政教分离原则的。
第九巡回上诉法庭对纽道一案的裁决公布以后，据《新闻周刊》的民意调查，87％到89％的民众支持在忠诚誓言中保留“上帝之下”的字眼。54％的人认为，政府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一定要避免提及宗教；60％的人认为，领袖们公开表示信仰上帝，这对国家有好处。但是，显然大多数人都看到了当代美国文化的多元性：只有29％的人认为美国是一个“基督教国家”，而45％的人认为美国是一个“世俗国家”。84％的人认为，只要不明确表明是哪个“特定宗教”，那么在学校、政府建筑物和其他公共场合提到“上帝”，是“可以接受的”。尽管几乎所有的人都预言，纽道一案上诉到最高法院，多半会被最高法院推翻，可是回顾最近几十年最高法院的历史，你就会知道，现在如此断言还为时过早。几年前的焚烧国旗案，也是国会和白宫都表示支持，大多数民意也表示支持，却连续两次被最高法院以5比4判定违宪。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们自有他们的思路和逻辑。这一次，关键在于，“上帝之下”这几个词，到底是不是伤害了无神论者。最高法院将怎么判，是“在上帝之下”还是“和上帝无关”，还是让我们耐心等待吧。
第四部分读书（二）
极右派——民主体制下的必要邪恶（1）
法国大选，极右派勒庞崛起，在第一轮投票中获得16。9％的选票，引起欧洲和世界舆论一片惊呼。法国人这次没有别的选择了，“宁选骗子，不选法西斯”，只得把票投给近些年声望不佳的右派希拉克。在第一轮遭淘汰的中左阵营社会党总理若斯潘、左派法国共产党，都号召选民投希拉克的票。希拉克得到了82％的选票，成为现行选举制度实行几十年来得票最高的人。当40万民众走上巴黎街头，举行反对勒庞的五一劳动节大游行时，报刊舆论欢呼法国民主将获胜，似乎忘记了第一轮选举前报刊纷纷报道勒庞连500个民选人签名都难以凑齐，投票结果却吓了大家一跳。如今，勒庞誓言要在6月的议会选举中争取得到1/3的席位，和左派、右派三分天下。我们站在法国之外，怎样看待这次极右派的浮出？
一、极右派浮出是对民主的威胁吗？
勒庞以反移民为中心的言论，让欧洲人恢复了60年的记忆。人们把他比作希特勒，把他的崛起看作对民主的威胁。这种“威胁论”是一种贴标签法，省了很多动脑子和说理的力气，却回避了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勒庞是在法定的民主选举中“崛起”，这一“崛起”的下面，是在4；100百万选民中有18％的人认同他的主张和诉求。40万人的盛大游行，并没有动摇占人口18％的勒庞追随者。法国是一个成熟的民主国家。18％民众的诉求，不是一个小数目，理应得到政治家和国家管理者的严肃注意，这是民主选举制度的本意。人们纷纷指责勒庞引起争议的极右言论，却不问为什么会有18％的民众支持他，如何对这18％民众的呼声作出回应？
尽管有记者撰文指出，投勒庞票的人动机各异，有些人是怀旧，有些人是同情纳粹，或者是民族主义者，但是不可否认，这种人只是极少数。最热情地认同勒庞的人，大多数是底层工作勤奋而贫穷的白人工人农民，他们认为左翼政府的政策降低了他们的生活水准，造成了不安全感，而且长期来对他们的呼声和诉求置若罔闻。不管你是不是同意他们的呼声和诉求，这次他们用18％的数量迫使人们倾听他们的声音。18％的选票不是对民主的威胁，恰恰相反，它表明民主体制运行良好，不同的利益浮出水面，异见的声音得以表达，这正是成功之处。
二、从亨廷顿到布坎南
勒庞的要害是反移民，福利政策、犯罪问题等等是移民问题上派生出来的。现在法国人口中有10％左右是穆斯林，这是一个日益引起民众关注的问题。不过，要是说移民，以及移民引起的社会问题和争议，总不会比美国更厉害吧。勒庞在美国的同道有没有因此而崛起呢？
和法国不同，美国移民问题历史悠久，但是移民问题影响文化认同，却和欧洲差不多同时，发生在最近的10来年。60年代以后，左翼的文化多元化成为“政治正确”的主导舆论，到90年代冷战结束，审视未来，多元化趋势下的文化认同问题渐渐浮现出来。亨廷顿在他的文化冲突理论中强调，美国文化是西方文明的一部分。他对人口构成演变而导致美国丧失西方文明特质的未来忧心忡忡，批评克林顿行政当局面对这一趋势乐观其成的态度。
在移民问题上强烈批评现行政策的，首推右派政治家帕特•；布坎南。布坎南出生于1938年，曾经是尼克松总统的顾问和演讲撰稿人，是共和党右翼的知名人士。
布坎南的观点和勒庞如出一辙。在移民、犯罪、福利、堕胎合法化等等问题上，他们的言论几乎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勒庞反对欧盟，布坎南攻击联合国。布坎南观点的核心是，他认为，由于美国白人出生率低而少数族裔出生率高，再加上源源不断的合法和非法的移民，美国的人口构成在演变，未来白人不可避免地会失去多数地位，而这意味着美国不再是美国，等于亡国。他的新著就叫《西方的死亡》，此书还有一个提示性的副标题：正在衰亡的人口和移民入侵怎样危及我们的国家和我们的文明。
1992、1996和2000年，布坎南三度竞争共和党总统候选人，三度失败。共和党人对他的极端右派立场也感到头疼，他后来作为改革党的候选人参选，民众投票总计为1％。他在政坛上“崛起”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但是他仍然有这1％的铁杆追随者。左翼对他的戒心也像今日法国人对勒庞的警惕。不过，美国人大可不必像今日法国人这么紧张。布坎南要得到18％民众选票迄今为止还是难以想象的。那么，既然移民问题在美国比在欧洲有过之而无不及，为什么极右派之“崛起”没有发生在这儿呢？
第四部分读书（二）
极右派——民主体制下的必要邪恶（2）
三、为什么没有发生在这儿
两年前，美国政治社会学家列普塞特（SeynourMartinLipset）和盖利•；马柯斯（GaryMarks）合著了一本研究美国社会主义工人运动的著作，《没有发生在这儿》（ItDidn'tHappenHere），它也有一个副标题：为什么社会主义在美国失败了。他们考察探讨的是，为什么美国成为世界社会主义工人运动的一个特例，左翼工会、激进社会主义政党、激进工人运动为什么没有在美国“崛起”。如今我们探讨美国激进右翼没有像欧洲那样崛起的原因，几乎可以逐条从这本书中核实其原因。虽然是一左一右，道理却是一样的：这些激进左翼也罢，极端右翼也罢，都是成熟制度下社会现象的一部分。这些左翼右翼是和平的、合法的、有民众参与的政治博弈的结果。极端右翼和激进左翼，是难兄难弟，它们互为镜子，一同消长，轮流起伏，互相反弹。他们的存在是必然的，也是必要的。
《没有发生在这儿》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