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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从大法官们发出这封短信的那一天，开始了美国法庭“司法自制”的传统：美国的法庭从不主动出击。世事闹翻天，他们也不闻不问。对告上门来的案子，他们先考察是否在自己的司法权范围之内。除了判案，他们从不吭声。他们用这种独立性和自制性，建立起人们对法庭公正的期待和信心，这就是法庭的司法权威的来源。美国的法庭不管执行，它没有能力、也没有职责来执行自己的判决，执行是行政系统的事情。可是一旦法庭对案件作出判决，在美国几乎没有“执行难”的问题。
1800年，是美国的大选年。这次大选把联邦党人的总统亚当斯选了下去，选上了反联邦党人的领袖托马斯·杰弗逊。在政权向反对党转移的过程中，发生了一件涉及多方面的争议事件，这就是著名的“马伯里诉麦狄逊案”。联邦最高法院在对这一案件作出裁决的时候，当时的首席大法官约翰·马歇尔虽然政治上主张联邦党人观点，但是处理这一争议时却对双方各责其咎，煞费苦心地维持自己的中立姿态。在判决词中，借宣布1789年司法法案第13条违宪的机会，他宣布，对法案进行违宪审查并解释宪法的权力，属于联邦最高法院。这一宣示，得到了当时各方的认可，可以说是典型地表现了美国政治家善于妥协的能力。
从此以后，联邦最高法院拥有了众所瞻目的“司法复审权”。社会上的重大争议问题，就会通过层层诉讼途径，上诉到最高法院。什么东西符合宪法，所以是合法的，什么东西违反宪法，所以是非法的，必须废除，就由这几个深居简出的大法官说了算。
整整200年后，2000年美国大选，选情在弗罗里达州出现了争议。布什和戈尔在弗罗里达州的得票差额只有几百票，而仅仅在棕榈滩县，由于选票设计的缺陷（所谓蝴蝶型选票）和投票设备的问题（所谓穿孔卡片机问题）所造成的废票或失误就有1万多张。这些问题，在不同程度上都是美国这样分散的地方自治的选举制度不可能完全避免的。所以，这次选举争议的本质是，如果承认有数千万民众参与的一场选举，必不可免地会出现一些操作误差，那么当胜负双方的得票差别小于可能的操作误差的时候，依靠选举程序来产生多数民众的意见，这样一种民主机制就失效了。也就是说，2000年发生在弗罗里达州的是，实质上是民众五五分裂，在技术上无法产生令人信服的多数意见。
这是一种民主程序的危机。这一危机持续了36天。那些日子，我们天天在电视上看到弗罗里达民众在街头示威，天天听到电视和广播里专家们在争论到底应该怎么办，法律到底是怎么定的，到底怎样才是公平的。几乎从第一天就看得出来，民众的这一争议是不可能达成一致的。这样的争议，谁也不可能说服得了谁。就是我们这样纯粹的第三者，也难以看出到底谁更有理一点，到底怎样更公平一点。也几乎是从第一天，美国人就知道，最终会通过法庭来解决争议，因为其他的人都有公开的政治倾向，只有法官们至少在理论上必须持有中立立场。
200多年前，以约翰·杰依为首的大法官们所说的，法庭作为其他机制都失效的时候，依然有效的“最后之倚仗”的作用，现在体现出来了。美国政治制度在2000年大选中的百年不遇的危机，是紧张而和平的36天。那些日子里，大大小小的有十几个法庭依次开庭。从升斗小民到贵为州长和副总统的候选人，一样要请律师在法庭上阐述他们的理由。
2000年12月12日夜10点，首都华盛顿秋雨绵绵，最高法院宣布了它对弗罗里达州选举争议的裁决。我们在电视上看到，各大电视网守候在最高法院大厦外的记者们，用寒风中冻僵了的手指，笨拙地翻动那长达70多页的裁决书，徒劳地想言简意赅地告诉观众，大法官们到底是什么意思。我想，大多数的美国人大概和我们一样，最终也并没有弄懂裁决的法律意义，但是大家都明白，这场危机和平地结束了。由于弗罗里达选民的五五分裂，由于全国总计支持戈尔的选民实际上超过布什，可以肯定至少有50％的选民不同意如此结果，但是他们100％地颇为悲壮而自豪地接受了最高法院的裁决。他们知道，这个时候，重要的不是谁当总统，重要的是必须有人按照程序作出裁定，重要的是这样的裁定能够再一次地维护这一制度的健康。
有资格作出这一裁决的，只能是美国的镇国之柱，那作为“最后之倚仗”的联邦最高法院。
第三部分 读书（一）劳动节春秋（1）
今天是劳动节，美国的法定假日。不过这可不是我们以前年年过的五一国际劳动节，而是每年9月的第一个星期一，和9月的第一个周末一起，刚好成为初秋的第一个长周末。这一春一秋两个劳动节，都是起源于19世纪末的美国。一个世纪过去，再回头看这两个不同版本劳动节的春秋变迁，可谓寓意深长。
一、春天版的劳动节
一个多世纪前的美国工人，每天要工作10到14小时，生活非常艰辛。1881年成立的最大的工人组织，美加产业和劳动工会联合会（FederationofanizedTradeandLaborUnionoftheUnitedStatesandCanada，即美国劳联的前身）把争取8小时工作制作为首要的目标。他们在1885年宣布，8小时工作制将在第二年，即1886年的5月1日开始实行。这一号召得到了工人们的广泛响应和支持。当时领导着工人运动的，有激进的无政府主义者和左翼社会主义者。工人运动的中心是芝加哥，工人斗争的主要手段是罢工。在以往的大罢工中，比如1877年的铁路工人罢工中，各州政府都应企业主的请求，派出警察、国民警卫队来打击罢工工人，大企业则出资为这些警察和国民警卫队购买武器装备，以对付罢工工人。在那个时代，罢工很容易造成暴力冲突，其原因在于，罢工是工人一方的惟一对话手段，而企业主一方没有接受这种对话的习惯。工人罢工，企业立即可以招收其他人干活，罢工等同于自寻解雇。罢工工人的惟一办法是堵塞工厂入口，阻止别人上班，而这种做法却是非法的，企业方面就可以寻求警察帮助，粉碎罢工工人的纠察线。
到预定的那一天，1886年的5月1日，芝加哥的很多工人迫使雇主让步，争取到了8小时工作制，但是在更多的工厂里，企业主和罢工工人形成了互不相让的对峙局面。1886年5月3日，工人集会，警民冲突中，警察向麦考米克机器公司的罢工人群开枪，造成1人死亡，多人受伤。无政府主义者号召第二天在草集广场（HaymarketSquare）集会抗议。
5月4日草集广场的集会一开始是和平的，因为刚好碰上一个下雨天。当最后一个演讲者还在台上的时候，人群已经开始解散，广场上只剩下200来个人，这时候却开来了180多个警察，命令集会解散，开始驱赶工人。就在这最后的时刻，不知什么人向警察扔了一颗炸弹，当场炸死1个警察，还有6个警察后来死于医院，有70多个警察受伤。
警察立即向工人开枪。有多少人被警察的枪弹打死打伤，后来一直没有确切的统计。到底是什么人向警察扔的炸弹，也一直没有查出来。但是，警察随后袭击了工会领导者的家，数以百计的人被逮捕，恐怖一时笼罩着芝加哥的工人区。受打击最重的是无政府主义者和左翼社会主义者。
8名最活跃的无政府主义者受到起诉，他们被指控犯下了谋杀罪并被判处死刑。1887年11月7日，其中的4人被处以绞刑，1人在狱中自杀。当局将这些人的遗体交给他们的亲友安葬。他们的葬礼是芝加哥历史上规模最大的送葬队伍，几十万人列队路旁为草集广场的烈士送葬。在安葬他们的墓地里竖起了纪念碑。1893年6月26日，伊利诺州州长宣布赦免剩下的3名草集广场事件被告。
这是典型的矛盾循环激化的“革命前夜”的图景。在人类向工业时代迈进的时候，这几乎是各地的普遍景观，因此也产生了顺应时势的革命理论。
所以，对于激进无政府主义者和左翼社会主义者来说，1886年发生在芝加哥草集广场的事件具有深刻的象征意义，它象征着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利益和企业主利益的不可调和，它象征着工人阶级除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别无出路，只有这样它才能争取自身的解放，摆脱被奴役被剥削的命运。1889年，在巴黎召开的第二国际首次代表大会决议，每年的5月1日是“国际劳动节”，全世界劳动者庆祝的节日。
此后，全世界几乎所有工业国家的工人，都在这春天的日子里庆祝劳动者的节日。直至今天，很多西欧国家的工人，像原来的社会主义国家一样，现在年年“五一国际劳动节”还要走上街头，举行游行，红旗和《国际歌》的歌声到处飘扬。
可是，有两个工业化国家是例外，这就是加拿大和美国。北美的工人不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因为这儿已经有了另一个劳动节，一个秋天版的劳动节。
二、秋天版的劳动节
1863年，美国南北战争期间，一个贫穷的爱尔兰移民应征上了前线，他11岁的儿子，彼得·麦克伽尔（PeterMcGuire），为帮助维持一家生计，在纽约街头给人擦皮鞋，做清洁小工。这些移民家庭发现，新大陆的生活并不轻松，很多家庭不论男女老少都得辛勤工作，才能维持温饱。他们必须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疲乏生病也必须干活，不干就会被解雇。
彼得17岁的时候，他开始在一家钢琴店学徒。这个工作比较好，他可以学着怎样做买卖，但是还是工作时间长，赚的钱却很少。到晚上，他去开会听课，学习经济学，参加讨论社会问题。工人们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