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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出去，害怕什么时候，这些蒙面强人又来光顾他，取他的脑壳。
张德行他们几个干的这件事，无论事前，或者事后，并没有和张牧之通气，更没有告诉陈师爷。他们认为干这样惩办恶人的事，张牧之还会不同意吗？而且不止干一件，还一连干了几件差不多的事。无非是为穷苦老百姓办点好事，惩治那些土豪劣绅。当然，他们一次也没有动刀动枪，也没有惊动很多的人。因此，除开那吃了苦头的恶霸和暗地得到好处的穷百姓外，再也没有人知道。那些吃了苦头的恶霸都得到了警告，说是把他的脑壳暂时寄存在他的颈上。那也就是说，假如要说出去了，随时有人要来取走他的脑壳的。他哪里生得出第二个脑壳来让他吃饭、说话、打烂条整人呢？只好哑巴吃黄连，算了。
但是事情总不能封得滴水不漏。过不多久，在街头巷尾，就传出一种神奇的神话，说是从天上降下什么神灵，专门惩恶扬善，很办了几件好事。比较肯相信实际的人们，却说是有几个侠客黑夜进了城。和在街坊说书人那里听来的评书里说的一样，添油加醋地说，都是飞檐走壁，来去无踪，专门扶弱济贫，惩治强霸的几个好汉。
这样的传说，也传到张牧之和陈师爷的耳朵里。他们都认为这是无稽之谈，只反映了受苦受难的老百姓希望有什么侠客一样的人出来，替他们惩治横行霸道的人罢了。这种传说也传到黄大老爷的耳朵里，说得活灵活现的。他对于冥冥之中有什么奖善罚恶的天神在飞来飞去，有些害怕，但一想他做的恶事，实在也太多了，还是不相信的好。至于说有来去无踪的侠客，却宁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什么时候有一颗复仇的子弹向他射来，或者在睡梦中忽然他的脑壳搬了家，他一直有些担心。因为他自己明白，他从来没有宽恕过一个人，也就从来不敢希求别人宽恕他。因此，他做了一些防御性的安排。他不大走出他为自己筑起来的像监狱一般的高墙大院。要出街，他从来不事先叫人知道时间。突然出街了，也是前呼后拥，跟着一大路提着张开机头头的盒子枪的保镖。他坐在那四人换抬的凉轿里，像风一般地过去了。他还不放心，有的时候，他叫前面一乘凉轿上坐上一个和他模样打扮差不多的下人，自己却坐在一乘普通轿子里，像个跟班。这样有个替死鬼在前头替他顶住，就是刺客动手，他还可以溜掉。他还知道，侠客总是在月黑风高的夜晚出来活动，他偏偏也是一个喜欢昼伏夜出在黑暗里干勾当的人。所以他尽量不叫人知道他在夜晚的行踪，比如今晚他在哪一个姨太太房里烧鸦片烟过夜，谁也不知道。有时，他在吃过夜饭以后，人不知鬼不觉地悄悄带两三个保镖，从旁门溜出去，到后街他养的几个候补姨太太家里去过夜。
正因为这样滑头，他才算逃脱一次惩罚。
张牧之到底从张德行他们的口里知道他的兄弟伙在城里干的秘密活动了。一谈起来，大家哈哈大笑，说：“日妈这才叫快活哟！”这样神鬼不知，轻轻巧巧就办了一桩复仇的买卖，比在衙门办事要痛快得多了。在衙门办事，要想好多条条，挽好多圈圈，才能惩治一个坏人，还免不了带来这样那样的议论，以及明的暗的抵制。
这种活动，竟然对于坐在衙门里的大老爷张牧之也产生了意外的诱惑。他也有心想把自己的脸蒙起来，施展出他久已不用的飞檐走壁、开门破户的精巧本事，去干几回浪漫的痛快事。但是被他的兄弟伙们阻止了：“你到底是出头露面的老爷嘛！”
但是这一回，当他听到他的兄弟伙们在暗地商量，想去干一桩非凡的活动时，他怎么也按捺不住自己，非得亲自去走一回不可了。原来是他的兄弟伙们在商量着，想要钻进防备最森严、墙高屋深的黄公馆去和黄大老爷开个小玩笑，警告他一下：“你的脑壳并不是铁打的，搬不得家的；颈项也不是钢浇的，砍不断的。”警告他再要作恶，有人是能够进他的公馆来找他算账的。张牧之赞成偷偷干一下，他坚持要自己参加，算做是他当县太爷的业余消遣。
事先，进行了周密的侦察，张牧之专门利用办一件公事的机会到黄公馆去找一回黄大老爷，知道黄大老爷住的上房在哪里。几个跟班也趁老爷们在谈公事的时候，随便在公馆里暗地看清进出的门路。
又过了一些日子，他们半夜里出动了。张牧之带头。他们很容易就翻过黄公馆的围墙，直奔黄大老爷的上房。但是不巧得很，值房的大丫头说，黄大老爷不在上房，不知道今晚在哪个姨太太房里过夜（这丫头也不知道，其实黄大老爷今晚根本不在黄公馆里过夜，到后街一个叫“夜来香”的半开门的女人家里过夜去了）。
怎么办？张牧之当机立断，砸开黄大老爷上房的商柜和箱子，抢了一些钞票、金银和珍宝，然后把一把匕首插在黄大老爷睡的大床的枕头上，就迅速退了出来。
他们正要按原定路线，从后门旁边猪圈矮房子爬墙翻出去的时候，不知道什么人走漏了风声，黄大老爷的卫队赶过来，向他们开火。这时候还有一个兄弟伙没上得了矮房，就被子弹封住了。张牧之他们就伏在墙上和藏在柱后的卫队对射起来。但是在黑夜里，彼此都看不清，一枪也没有打中。当时一个卫队的人拿出一支装七节电池的长电筒来，像盏小探照灯一样射向矮房，照得明晃晃的。那个最后正在爬墙的兄弟伙被一枪打伤了手，几乎滚落到院子里去。张牧之举起手枪来正要开枪，一个光柱射到他的举枪的右手上来，照得清清楚楚，下面在喊：“打，打，一个也不叫翻墙跑了！”张牧之一见事情紧急，敌人在暗处，他们在明处，那个兄弟伙再爬墙的时候容易给打落下去。他举枪瞄准那大电筒，叭的一声，算是把电筒打灭了。但是几乎同时，张牧之的一根手指麻了一下，他知道他的手被打中了。电筒被打灭了以后，大家都在黑处，卫队朝墙上瞎打一气，一枪也没有打中。他们顺利地撤了出来，从衙门的后门悄悄溜了进去。谁也不知道这是县衙门里的县大老爷半夜出去消遣去了。
第二天，黄大老爷亲自坐上凉轿到了县衙门，来找县太爷报案。张牧之眼见自己的手指还包扎着纱布，不好出去见面，就推说这两天感冒了，请陈师爷出去接见。
陈师爷出去接见了黄大老爷，黄大老爷把昨晚黄公馆发生盗案的经过情况说了一下，送上了失盗的财产清单。并且坚持说，今天早上，在屋瓦上发现人血，一定是有强盗被打伤了，大概是打伤了手，因为墙头上有血手指拇印；又说进去的强盗有四五个，一色的黑色短打衣服，脸上蒙了黑帕子。他要求马上严加追查，缉捕强盗归案，还把插在黄大老爷枕头上的匕首也交出来，当做追查的线索。
陈师爷说，县太爷这两天感冒了，在后衙里休息，不能接见。但是他一定把这件案子向县太爷报告，立即追捕强盗。黄大老爷只好回去了。
陈师爷回到后衙，把这件案子向张牧之报告了，并且把匕首送给张牧之看。张牧之用手接过他自己用惯了的这把匕首，很有意思地笑了一下，陈师爷忽然发现张牧之的右手一个指拇缠上了新的纱布，心里不觉一怔：“难道会是这样吗？”但是他一句话也没说，就退了出来。照例发号施令，叫四门注意查缉。他当然知道，这是不会有结果的。
过了几天，张牧之为了一件公事，和陈师爷一起到县参议会去，见到了黄大老爷和别的参议员。在谈话的时候，张牧之不经意地举起右手来比画，他早已忘记他
那受过伤的手指拇了。当然，所有到会的绅粮老爷们，没有一个人注意这件事，只是陈师爷心里很吃紧。他特别注意地望着黄大老爷，看他是不是留心张牧之受伤的手指。还好，黄大老爷似乎毫不关心县太爷的手指。但是直到散会，陈师爷始终捏一把汗。
又过了两三天，在一次陈师爷和张牧之的闲谈中，陈师爷旁敲侧击地提醒张牧之：“有些事情干得太痛快了，只怕要带来不痛快哟。”又说：“黄大老爷这些人不是没有心机的人，他要钻到了哪怕针鼻子大的一点缝缝，也是要下蛆的哟。”
张牧之随便笑了一笑，没有回答。然而从此以后，城里出侠客的事，就慢慢地再也没有人提到了。
但是，陈师爷没有想到，张牧之自己更没有料到，无意之中他们出了一个大纰漏。
张牧之到县城里来当了县太爷以后，在西山一带活动的兄弟伙们，有时候难免三个两个地到城里来走一走，开开眼界，徐大个和张德行他们几个当跟班的就招待他们在县衙门里住。张牧之也通过他们和山里的部队通消息，告诉他们：哪个大鸦片烟客最近要运一批烟土进城，在什么关口好拦路截下，取了他们的不义之财呀；哪个大财主要运大批货物过西山，叫他们在半路上抢了，运到邻县去发卖呀；特别是黄大老爷的商货、鸦片烟和租米，他们只要查访到了，就马上告诉山里，派小队出来在外边突击。因为消息确实，几乎回回都得手。而且人不知鬼不觉，谁也弄不清是哪一股绿林英雄干的事。黄大老爷约集几个大绅粮到县衙门来报案，拜会张牧之，说：“本县治安问题愈来愈严重了，根子都在西山有个江洋大盗张麻子，一直没有落网，要通缉归案才好。”
张牧之和陈师爷哼哼哈哈地答应了，并且又把过去通缉张麻子的告示找出来，照抄一遍，贴出去。上面写的还是通缉那么个有大胡子的张麻子。张牧之在这些告示上盖上县政府大印的时候，不禁哈哈大笑起来。
黄大老爷又在县参议会上呼吁，要求派兵去清剿。张牧之也装模作样地极力赞成派团防队去清剿，但是要参议会通过随田粮附征一笔清乡费，参议会也通过了。在这同时，张牧之派人送消息回山里，叫他们或者暂时躲开一下，或者索性在重要关口打埋伏，捞他几支好快枪。团防队打了败仗回来，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