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伫立在那儿，突然扯下脖子上的桃符，递到何大福手上：“桃符能避邪，你留着，做个纪念。”桃符！这是我们友谊的信物啊！何大福紧紧地攥着那枚桃符，转身含泪离去。
何大福家后院有棵小桃树，是他父亲亲手栽的。父亲一辈子捕鱼为生，在渔业方面精通得几乎能与鱼对话。但他对花草树木也有兴趣，后院里的二三分地，被他栽满了花草树木。这些草木在父亲的精心培育下，仿佛有灵性似的挺拔茂盛，一派生机。每年春天，这棵唯一的小桃树开着粉红色的花，把整个庭院衬托得鲜鲜活活。记忆中，安徽和州何家庄老家，除了三间茅草屋外，就是那棵小桃树了。
看见小桃树，何大福就想起了周绪英。周绪英生得俊俏，一笑起来俩酒窝，真像绽开的桃花。周绪英和他同住何家庄，两家靠得很近。何大福母亲姓周，大人讲，周绪英家与何大福母亲的娘家是同一个祠堂，还沾亲带故。论起班辈来，何大福还得叫周绪英姑姥。但是由于年龄相仿（ 周绪英年长一岁 ），二人之间从小就没管过什么辈份不辈份，只是两小无猜的儿时伴侣。周绪英的父亲一直做些小生意，日子过得比何大福家好。她家没有男孩，只有四个女儿，周绪英排行老四，从小得宠，还有些男孩儿脾性。她很喜欢和何大福这些男孩子们在一块玩，扎猛子、放风筝、捉迷藏，疯得很。在何大福儿时的记忆中，他们一班童年朋友没有别的女孩，只有周绪英一人。
小绪英最爱何大福家后院的那棵小桃树。每当桃花盛开的季节，她常常陪着何大福他们，偷偷到后院折一枝桃花插在头上。小小的周绪英桃花人面，一脸###。乡下小孩玩游戏除了打仗，就是抬新娘了。他们常常在周绪英头上插上小桃花，让她扮成新娘子，一班小同学推推攘攘簇拥着“新娘”，然后由大家轮流扮“新郎倌”。孙仁明、孙重藻、孙贤植、孙重敏等一班撒野的伢子用手叠起来做成轿子，让周绪英坐在上面，一边嘴里哼哼呀呀地唱：“呜哩呜啦，新娘子抬到家，”一边欢快地转悠，转了几圈就下轿，叫“新娘”、“新郎”双双跪在地上拜堂。刚开始转到何大福做“新郎倌”时，他还有点怯手怯脚不自在，周绪英将手搭在他肩上热情地鼓励：“怕什么！这是在做游戏，又不是当真的！”于是，何大福就和周绪英手牵着手，双双“入洞房”，玩得忘了回家。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讨饭路上的情怀（4）
何大福家后院那棵桃树是村上孩子们最眼馋的，往往不等桃子长熟，就有嘴馋的伢子爬上土墙头去偷摘桃子。周绪英也常常夹在男孩中爬墙头“偷”桃子吃。每当有周绪英在，何大福都“里应外合”，为他们“站岗放哨”。有一次周绪英爬上土墙去摘桃子，不小心摔下来，疼得哇哇直哭。几个孩子吓呆了，忙跑上前把她扶起来，何大福还哄着她说：“不要哭，这树上的桃子长熟了，我全摘下来给你吃！”周绪英立即破涕为笑。她笑得很灿烂，像一朵带雨的桃花。第二天周绪英由于脚跌伤了不能去上课，何大福竟像丢了魂似的，眼睛老是睃来望去的，眼睛都望酸了。隔天，他摘上几只桃子去看周绪英，还带去一件小礼物——用红丝线穿着的小桃符。那是何大福用小刀在桃核上一点一点刻出来的。周绪英见了，非常开心，睁大眼睛说：“我知道你肯定要来看我的！”然后把小桃符挂在脖子上，对着镜子照了又照，喜盈盈地说：“你真好！”
何大福家后院那棵小桃树一年一度花开花落，何大福和周绪英也一天一天长大。到了1960年，二人都长成十四五岁的“小大人”了。儿时天真烂漫、纯洁无瑕的生活逐渐成为回忆。特别是1959年岁末到1960年初春，何大福的家乡遇到了历史上少有的天灾人祸，他和周绪英儿时快乐伴侣的生活从此结束了。何大福的母亲、小妹妹先后饿死，只剩下他和大妹孤苦伶仃。那时，周绪英家境略微好些，还上了初中，学校在沈巷，离他们村有七八里地，她一个星期才回来一趟，两人就很少见面了。偶尔碰见她，何大福也远远躲开绕道走。可谁想到，偏偏在何大福讨饭归来的路上，他被苦心等待的周绪英候个正着。
悲惨难忘的1960年，何大福失去了父母和妹妹；失去了他家那赖以生存的三间茅草屋；失去了屋后面院子里那棵小桃树；失去了“人面桃花相映红”的周绪英！
此后回想起来，何大福逐渐明白，那天周绪英是特意等在他回家的路上的。女孩儿有了心事，要出嫁远行了。儿时鬓发厮磨升发出的那种朦胧甜蜜的情感在心底发酵，鼓荡着一腔少女情怀。她特意等候在何大福讨饭归来的路上，要把最后的一点心事做个了断。即将嫁作人妇的少女，骤然间成熟了、长大了。那几粒珍贵的糖果，明白无误地刻写着友谊之外的一点情愫。要知道，在那个饿殍遍地的大灾之年，就算是大富人家也是不肯把这样珍贵的糖果轻易送人的！少年男女的互相爱悦，不是一个阶级、一个时代的特征，也不会因为物质的丰富抑或匮乏而泯灭。无论是升平日月还是灾荒之年，都无法阻拦少年男女对生命本源欲念的渴求！
直到今天，何大福每每念及当年讨饭路上的那几粒糖果，都禁不住思绪万千热泪盈眶。那几粒糖果，焉知不是挽救他物质生命的化外方物，又焉知不是支撑他顽强活下去的精神食粮！
二十多年后，何大福与周绪英又相见在安徽和州老家。在周绪英家的相框里，他看到一张照片：周绪英精神抖擞地站在一棵桃树下面，婷婷玉立，楚楚动人，她的两眼深情地望着正面——不知是在望着谁呢？是望着她的救命夫君孙贤木？或者是望着小时候他们那班小伴侣？何大福一直没问，她也一直没说。
如期而至无法释然的少年情怀，依然要随生活的步伐前行。
大年初一，何大福不再出去要饭，他开始动脑筋，千方百计去“谋生”。他在人家秋天扒过的胡萝卜地里重新过滤一遍，找些“残渣余羹”吃；在蚕豆地里“刨根问底”、“顺藤摸瓜”找些未烂的蚕豆吃，在田埂边、池塘边挖冬眠的“青蛙”吃……
有一次，何大福乘着月光到生产队蚕豆地里扒开雪、刨去土，偷挖秋季点下去的蚕豆窝里的蚕豆。见不远处来了几个人，以为是来抓他的，急忙跑到附近的一块丘陵山坡上，趴在地上一动不动。谁知过了一会儿，那几个人走了，原来他们也是来偷蚕豆的！刚起身，何大福被绊倒了，低头一看，是几个硬僵僵的死尸躺在那儿！……那时候，死的人太多，无法掩埋，只得往丘陵山岗上乱扔。
有人说，一个人小时候吃过苦，长大了才能成才！万庆彪说，何大福就是这种人！从那时候起，万庆彪特别记住了这个人！
名“左”实“右”：“政治考验”过关
在金东化工厂，通过“###”的“战斗洗礼”，何大福经受住了“严峻的政治考验”，使他在政治上开始成熟。
“###”爆发时，何大福正好二十岁，因为“根正苗红”，成为当然的“造反派”。金东化工厂是全县最大的工业企业，根据“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最高指示”，成了全县“###”的“红色革命根据地”。那些日子，工厂经常停工闹革命。###、写大字报，闹得不亦乐乎。化工厂800余名职工，一下子分成两派，科长以上的十几名干部，全部都有了“问题”。1966年9月3日，当时的党委成员、人事科长成洪由于平时“出人头地”太犯嫌，“造反派”们制作了一个大大的高帽子，给他戴在头上，胸前还挂了一块牌子，写着“坚决打倒反革命分子成洪”，用红叉一画，走在最前头。跟在后面几个戴小高帽子的是厂里原来的积极分子。几百人跟在后面不断呼号，直奔县委，要求县委书记邹平表态，坚决撤成洪的职。从此，化工厂造反派打响了全县造反的第一炮，这个根据地红极一时，在当地折腾了好多年。
在那个年代，金东化工厂“一把手”万庆彪真是受足了苦。他身高近米，气度非凡，1964年何大福刚进化工厂当工人时，万庆彪到车间视察，威风凛凛、一身正气，像个大将军。不料“###”一来，他一下子成了走资派，后来还成了“死不改悔”。被发配到全厂最苦的造气车间拖板车、运煤。那时他已四十多岁，每天拖几十板车的煤，确实够受的。这个工种，企业都是在外面请苦工干的，现在轮上他了，这叫“劳动改造世界观”。如今想来，何大福真不知道他当时怎么熬过来的。最令何大福难忘的，是他上台挨批斗那天，他开始挂了块大牌子接受造反派的“批判”。谁知会场气氛越来越激烈，最后人们高喊着让万庆彪跪下来低头认罪。万庆彪还没跪稳，造反派一名骨干跑到他背后，用穿着厚底皮鞋的脚往他的腰部猛踢了一脚，万庆彪当场“啊唷”一声趴了下去。过后他又慢慢地爬起来重新跪在地上，那个造反派接着又是一脚。连续两脚，何大福见了，好像不是在踢万庆彪，而是在踢自己，他不忍心看，把头低了下去。
从那天以后，何大福竟对“###”产生了怀疑和消极情绪。对那些被批斗的、被关押的、被撤职查办的干部都给予同情，并暗中帮助。在斗争最紧张的那几天，万庆彪被关在牛棚里，每天由专人送来猪食般的饭菜。那时何大福还是“造反派”，参与轮流看管这些“牛鬼蛇神”，他经常乘人不注意，将排骨、红烧肉之类的菜从窗子里递进去，令万庆彪又怀疑又感动。何大福的异常表现，很快被造反派头头发现，他们认为他革命意志不坚定，将他从“积极分子”贬为一般“革命群众”，不久，又把他划为“保皇派”。
万庆彪作为被打倒的走资派，是要“株连九族”的。万庆彪的爱人张凤仪在另一工厂做人事科长，也受到“株连”，变成走资派家属。不仅化工厂没人敢与她联系，连她本单位职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