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表7 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科学研究基金，1930—1945年
姓名领域隶属机构
陈焕镛植物学中山大学植物学研究室
庄长恭化学曾任中央研究院化学研究所所长
葛利普古生物学国立北京大学
胡先驌植物学静生生物研究所所长
李济考古学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秉志动物学中国科学社生物实验室主任
翁文灏地质学国立中国地质调查所所长
① 这一说明根据同上书，第6—16页和彼得〓巴克：《美国科学与近代中国： 1816—1936年》，第221、
224页。
① 到1926年，据报中国最大的图书馆是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176000册），清华 第二（87000册），岭
南第三（68000册），金陵第四（61000册），以下是交通、南 开及其他。《中华年鉴，1926年》，第430
页。
来源：根据《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活动总结报告（1925—1945年）》，
第8页。
表8 中华教育基金董事会研究基金的专业分配，1928—1945年
282930313233343536373839404142434445总数
动物学51312101113912126781066331147
化学587913111197914101155426145
物理学24794656886213122379
植物学316866109572—1—122675
地质学23312347442442342255
生理学451—2243574222———649
数学——1——254342————21632
工程——————————2675541131
农业——3——1————11—3742425
医学——1—————————11831217
土壤技术——2————21—2111211115
282930313233343536373839404142434445总数
气象学——12—121111————11214
历史学—————————51———111—9
人类学—11—1———11—11—11——9
经济学—————————32———2———7
心理学—1——12—————————11—6
社会学—————————22————2——6
天文学1——11———1—————————4
古生物学1—11——————————————3
地理学11—2
语言学———————————————1——1
教育学—————————————————11
总数233646414347505348574835392842372141735
来源：《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活动总结报告（1925—1945年）》，
第10页，表1。
1928年，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董事会出资建立北京图书馆，作为建立国
家图书馆的第一步，把临时馆址设在北海公园，并任命袁同礼（1923年纽约
州立图书馆专科学校毕业）为馆长。三年后该基金会提供1374000元建造了
一栋宽阔的新图书馆大楼，同时教育部建议北海图书馆与原国立图书馆合
并；后一机构于1909年建立，藏有由前帝国翰林院和军机处大库转来的珍贵
图书。这样，1931年新楼落成时，国立北平图书馆也成立了。①袁同礼使北
平图书馆成为中国图书馆活动中心，带头引进新技术，如编辑联合目录、联
① 任鸿隽：《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活动总结报告（1925—1945年）》，第12—13页。袁成（音）：
《袁同礼：赞颂》，第53—54页。
合期刊表、馆间互借、影印服务，与其他国家的机构交换资料以及交换馆员。
②此外，国立北平图书馆还发起出版研究工具，其中《图书季刊》、文献汇编，
以及汉学、文学和历史地理学方面的索引受到高度评价。袁在1925年协助建
立中华图书馆协会后，在出版两种图书馆学期刊方面也起了作用。①袁和30
年代其他有远见的图书馆员大力参与中国现代化，认为他们的作用对发展科
学和现代教育是不可或缺的。1933年国民政府建立了国立中央图书馆，它最
终成为接受别国政府交换资料的官方收藏所。
1936年召开了“最后的也是最大的”科学会议。这次会议由科学社和中
国数学、动物学、物理学、化学和植物学等学会联合发起，在分组会上提出
了250篇论文，其中大约60％反映了接受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财政资助的机
构所做的工作。②
到1937年，学术界领导人物通过积极努力和相互支持，已能在很大程度
上影响教育政策，并在发展现代研究机构方面取得重大进步。③从表面看，中
国似乎已经到达起飞点，新一代知识分子在日益增多的大学和研究所里忙于
学习和研究，并把他们的活动扩展到新的研究领域。30年代中期大多数领导
人物深受西方模式的影响。他们作为自由主义者——一个具有多层含义的名
词——坚信进步是可能的。他们也是有意或无意仍保留儒家社会伦理的受过
教育的中国人，同样相信他们有义务承担国家建设的责任。在中国建立堪与
西方国家一流学校相比的学术机构，是大多数这些学术带头人共有的理想。
例如，胡适在康乃尔大学学习时，形成一个终生不渝的理想：为发展成一个
现代国家，中国应当建立一批必不可少的学术机构，如达到哈佛、牛津、剑
桥、巴黎大学水平的大的国立大学，以及地区、省和国家级的公共图书馆，
后者可与美国国会图书馆、法国国家图书馆和大英博物馆媲美。罗家伦在
1927年负责中央政治学校时表示，他想把这个学校变为四年制的学校，兼具
伦敦经济学院和法国政治学院的特色。①有几年，第一代现代知识分子认为，
他们为现代中国所做的设计是颇见成效的。
然而，这个互相联系并紧密结合的学术带头人的世界的消极面是一个不
能忽视的现实，因为全部学术机构是建立在一个自相矛盾的形势之上的。尽
管这些科学家和学者竭尽全力从事机构建设，但把他们的目标转变成现实的
机会却取决于他们左右政权的能力，1928年后，这是指国民党。许多学术领
导人参加过孙逸仙领导的共和革命，他们能依靠这种联系来帮助他们的教育
工作；民族主义是遍及社会各个角落的共同语言和普遍情绪，它也能缓和自
由主义的个人与政府当局之间潜在的破坏性对抗。然而矛盾却时有表面化的
危险，例如在国民政府和中华文化教育基金董事会董事之间，关于控制基金
会基金却有低度的然而接连不断的紧张现象出现。②
1933年，自由主义的危机在中国突然出现。法西斯主义在意大利和德国
② 《袁同礼：赞颂》，第55页。
① 《袁同礼：赞颂》，第56—57页。
② 同上书，第234页。
③ 胡适：《胡适留学日记》，第3卷，第583页。罗家伦：《我所认识的戴季陶先生》， 见《逝者如斯集》，
第146页。
① 载《逝者如斯集》，第146页。
② 彼得〓巴克：《美国科学与近代中国，1876—1936年》，第223—224页。
的崛起正在鼓舞中国的效法者（见第3章），独裁主义的学说正在涌现，而
五四运动的学术派虽然避开了革命政治，但决不可能完全不知道选择了马克
思主义革命道路的以前的同事们。这两种党派专政的持续对抗，使国民党动
员和镇压的力量增强了。恰恰蔡元培的右臂是杨铨（杨杏佛，1898—1933
年），他曾一度担任孙逸仙的秘书，毕业于康乃尔和哈佛大学，1919—1922
年任科学社干事，自1928年起任中央研究院第一任总干事。在杨的众多活动
中，他曾与宋庆龄一起投身人权事业，并曾帮助建立短暂的中国民权保障同
盟，深得自由主义者和左派的支持。1933年6月杨铨在中央研究院他的办公
室外公然遇刺，凶手随即被南京的警察杀死。与1913年宋教仁被暗杀不同，
这次行动的指使者从未受到追查。蔡元培虽然在1940年去世前一直担任中央
研究院院长，但1933年后他选择了保持低的公开形象。①谋杀杨铨后，国民
政府开始了消灭江西的共产党的最后战役，并于1937年最终发动了中国抵抗
日本侵略的战争，当时国民党的主要组织者陈立夫担任教育部长。
总之，自由主义教育家在共和中国的成就，是在来自国内外的暴力尚未
占优势的短暂时期取得的。学术界的领导人主要是在志同道合的同事中间工
作，他们的相对成就足以助长他们的信心，这种信心在很大程度上并不为现
实所支持。然而这种自信和共通的意识，在这些领导人与他们朋友圈外的世
界之间树起了一道屏障。除少数专家外，中国广大民众的生活和问题依然未
被学术工作触及。黄炎培昔日是张謇的信徒，他致力于把职业教育办成一种
向需要职业训练者开放的自由选择；然而，因为与农村社会的联系并未有效
地建立起来，这个运动的影响主要限于部份城市居民，而且1928年后职业学
校变得越来越像普通学校了。②30年代中期，乡村建设运动在陶行知、晏阳
初（在河北省定县）、梁漱溟（在山东邹平和南京附近的一个模范县）等人
领导下刚刚开始。③蒋廷黻，一位在清华任教的中国对外关系史的开拓者，在
1935年向伦敦听众说，“我们有过失，在生活上脱离人民……我们不能使自
己被中国的乡民所理解，更不能使自己被接受为农民领袖”。①
就学术界的领导人而言，使中国古代文化在更高的教育水平上现代化，
是一项值得全力以赴的知识更新和机构建设的任务。他们按照传统，相信学
者有责任过问政府的政策。30年代有关舆论的杂志中，《独立评论》是著名
的。这家周刊是由一批北京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编辑的。包括许多学术界和
研究界知名人士，如丁文江、胡适、胡先驌、陶孟和、任鸿隽、陈衡哲、蒋
梦麟、蒋廷黻和陈之迈。编辑部会议每月轮流在一名成员家召开，讨论可能
持续到深夜。编辑们对当前的政府政策或适合于中国的发展模式的不同意
见，适足以增强《独立评论》作为30年代早期中国自由主义改革家观点的发
① 见费正清：《专心研究中国：50年回忆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