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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显示了从纽约州（葛利普，地质调查所古生物顾问）、加拿大（步达生）、
瑞典（安特生）、德国（魏登瑞）和法国（德日进）来的考察者和科学家如
何能帮助训练新一代中国考古学家，其中包括裴文中，他领导了北京西南周
口店的发掘，并于1929年发现“北京人”。
继“北京人”之后最著名的发现是对以前仅出现在传说中的河南安阳商
代都城的发掘。傅斯年曾是北大五四运动学生领袖，在他领导下的中央研究
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28年增加考古学于其历史和语言工作。傅邀请李济—
—1923年曾获哈佛大学人类学博士——领导安阳项目。从1928年到1937年
在那里进行的发掘，李济的杰出著作《安阳》一书作了描述。该书详叙了一
个英勇的传奇——他们如何在十多年战争和混乱之中圆满地进行了实地工
① 陶英惠：《蔡元培与中央研究院（1927—1940）》，《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 刊》第7集（1978
年），第6页。
② 陶英惠：《蔡元培与中央研究院（1927—1940）》，《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7集（1978年），第6—7
页。全国科学评议会在1935年完全设立起来时有当然评议员11人，即中央研究院院长及该院10个研究所
的所长，同上，第9—11页。
③ 同上，第33—36页；例如杨铨、丁文江、任鸿隽、王琎、周仁、竺可桢和王家楫，全是中国科学社矢志
不渝的成员。
① 陶英惠：《蔡元培与中央研究院（1927—1940）》，《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7集 （1978年），第17
页。② 应为农商部——译者。
③ 任鸿隽：《五十年来的科学》，载潘公展编：《五十年来的中国》，第190页；《中华民国传记词典》
第3卷，第67页；和李济：《安阳》，第34—48页。
作、实验分析以及对成果的科学研究。这是一项伟大的学术成就。①
北京协和医学院树立了医学教育的最高标准，它经传教士在医学方面一
个世纪的努力之后，从1915年至1947年得到了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支持，成
为一个从事研究兼培训的医院。它的300多名毕业生，在1924年后帮助国家
公共健康机构配备了人员，同时该学院的研究工作，特别在寄生虫学以及治
疗血吸虫病、钩虫和黑热病等传染病方面做出了贡献。②
大学也有助于拓宽知识领域。第一个是1921年在沈尹默领导下建立的北
大国学研究所。虽然它在北大的计划包括出版研究成果和努力吸收通讯研究
员，但该所事实上一成立就更像一所西方的研究生院，研究生与个别教授一
起独立工作完成所给课题。③进入研究所首先不是由具有学位，而是由提交以
前的专业出版物决定的。
撇开理想、热情和专家计划不谈，20年代学术界的工作仍遇到一个经常
性的障碍，即财政支持不足。当时的记载不止一次实事求是地谈到：“中国
正处于内战之中，公立院校的经费时有拖欠……”①一些教授为了维持生计，
不得不同时在两所以上院校授课。在这种情况下，要得到研究拨款是困难的，
因此，朋友和外界的资助至关重要。
有关知识的社会学可望从推动中国现代学识的私人组合、群体、小集团
和派系的详细研究中得到好处。首先，留学国外的为数不多的精英，按照传
统组织了学生互助会互相支持。这些互助会的目标和方式与唐人街商人之间
的秘密会社（堂）全然不同，它们挑选新会员，向他们提出建议，在避暑地
开会并建立以后在国内可能有用的信任和友谊的个人联系。在几个这样的组
织中最有名的是“成志会”（也称“十字架与剑”）。②
年轻的博士回国后成为教授，像所有的教授一样，他们需要重新塑造自
己的形象；少数幸运者能在大学研究所里继续从事他们的专业，给他们当助
手的比较年轻的学生同时接受了训练。例如，北平地区的北大，清华和燕京
以及广州的中山和岭南等大学都建立了专门的研究所，成果通常是高质量
的，刊登在他们自己的学术刊物上。
这类突出的研究所中有南开经济研究所，它在何廉领导下建立于1931
年。何作为南开大学财政和统计学教授，开拓了南开对华北工业的系统研究。
这为中国的经济学教学指出了新的方向；这种对中国经济生活的研究根据从
国内收集的数据，而不是利用西方的经验和实例。何利用他在美国作研究生
时建立的个人联系，包括成志会的成员（张伯苓也是其中一员），并能吸引
其他受过良好训练的年轻的经济学者。例如，方显廷是1928年的耶鲁博士，
他在1929年加入了南开的教师队伍，并成为由经济研究所演变而成的社会经
① 李济：《安阳》；张光直：《古代中国考古学》，第3版，1977年，第3—18页综述中国考古调查的发
展。② 见玛丽〓布朗〓布洛克：《美国移植》（英文）；玛丽〓E。弗格森：《中国医学理 事会与北京协和医学
院》；和约翰〓Z。鲍尔斯：《中国一座殿堂里的西方医 学》。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档案表明，除大量医学事
业外，该基金会还扶助平民教育、农业研究、图书馆及其他方面的事业，特别是在30年代。
③ 陶英惠：《蔡元培与北京大学（1917—1923）》，第397页。
① 方显廷：《一个中国经济学家七十岁的回忆录》，第31页。
② 成志会出版了会史和会员名录，现在已不再是秘密。会员有冀朝鼎、蒋廷黻、 蒋梦麟、方显廷、何廉、
孔祥熙、郭秉文、孟治、邹秉文、翁万戈、晏阳初。据1979年8月翁万戈私人通信。
济研究委员会的委员。①吴大业、李卓敏、林同济和丁佶不久加入了何和方的
行列，他们都成为知名的经济学研究员。
南开是一所私立大学，它具有财政独立和行政稳定的优点，然而它的财
力仍不足以适应何仿照伦敦经济学院制订的雄心勃勃的研究所计划。为了办
成研究所，何个人捐赠500元和自己的藏书，而1929年太平洋学会的2000
元赠款使研究所得以生存。这也标志着南开研究所图书馆的开始，这个图书
馆后来以中国经济方面的藏品丰富而闻名。②这时伦敦的托尼教授来到南开大
学从事研究，并在1929年—1930年间的冬天讲学。③这样获得的国际知名度
以及中国经济学家中有高学术水平的证据，导致洛克菲勒基金会在1932年给
予一笔为期五年的资助。研究所得到这些帮助后，在1937年战争爆发及南开
校园被破坏前，出版了大约20种颇有见地的专著（包括大量的实地数据。）
④
康乃尔大学开创的土地利用研究，在20年代由卜凯等人在金陵大学继续
进行，他们关于中国农业经济的抽样数据展示了农艺技术的全部领域。从
1934年起，这项工作由沈宗瀚等人在中国中央农业实验所继续进行。①
社会学在燕京大学得到发展，从社会调查开始，起初这是受基督教青年
会一位干事的启发，这位干事在1912年组织了北京学生社会服务俱乐部，使
会员更多接触中国生活的现实。到1915年，这个团体已对北京320名人力车
夫进行了首创性研究，这是对人类生活的第一手资料，后来小说家老舍使之
永垂后世（参看第9章）。1928年燕京社会学系的“社会调查之翼”，在北
京西北燕京大学新校址以北三英里的清河农村建立了农村研究站。②受西方训
练的中国社会学家以这次社会调查为起点，在燕京继续为中国的这门科学奠
定基础。它在燕京的成长是由1929年从哥伦比亚大学归来的吴文藻领导的。
吴在该校遇到步济时，并研究社会学。吴文藻的领导和规划以及派遣学生出
国培养了一批发展本专业的主要人物。美国和英国著名社会学家访问燕京，
并在那里授课也刺激了它的成长。③
社会研究往往需要历史知识和制度知识的基础。陶孟和（1912年获伦敦
大学文学士学位）于1928年负责由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资助的北平社会
① 方显廷：《一个中国经济学家七十岁的回忆录》，第36、39—40页。方显廷指出， 张伯苓为南开大学
聘请了许多有能力的教职员，“特别从他自己的团体成志会 的会员中聘请”。同上书，第38页。
② 方显廷：《一个中国经济学家七十岁的回忆录》，第41、42、45页。
③ 同上书，第45页。托尼的研究写成了《中国的土地与劳动》（1932年）一书。托 尼又同C。H。贝克尔（柏
林）、M。法尔斯基（波兰）和P。郎之万（巴黎）一起写了 一份国际联盟报告，题为《中国的教育改革》，
报告提出许多问题，包括美国教 育模式对中国的适应性。
④ 方显廷：《一个中国经济学家七十岁的回忆录》，第45—47页。赠款使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得以增聘六
名刚从美国回来的研究人员，其中有吴大业、李卓敏、林同济和丁佶。
① 见卜凯：《中国土地的利用》；又见沈宗瀚：《沈宗瀚自述》，这是一个在康奈尔大学受过训练的本领
域的带头人的著作。
② 在这项调查中，普林斯顿大学中国项目代表步济时同许世连（音）一起工作。 步济时和甘博在1921年
出版《北京社会调查》一书。见江勇振：《燕京大学社会 系：从社会服务到社会工程，1919—1945年》
（未刊论文，1984年，得到著者同 意引用）。又见戴维〓阿库什：《费孝通与革命的中国的社会学》。
③ 吴文藻的学生有费孝通（《中国农民生活》的著者）、林耀华（《金翼：中国家族主 义的社会学研究》
的著者）和杨庆堃（《中国社会的宗教》的著者）；又见许烺光：《在祖宗荫庇下：中国的文化与人格》。
调查所。④该所研究人员除其他事务外，开始为社会和经济制度史查阅新开放
的清朝档案。1934年该所与中央研究院的社会科学研究所合并。
中国营造学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