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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院也力图训练一种特殊类型的乡村干部：受过教育的青年人，能忍受农民
的穷困，并能与他们无隔阂地交往。这种类型的人与受过西方教育的晏阳初
截然不同。晏阳初的定县实验中心，无疑是不崇拜中国传统方式的。梁漱溟
的干部…学员主要来自富农或地主家庭，大概对农村的生活方式已有一定的适
应能力。在道德灌输和个人自我修养的方式方面，儒家思想的影响非常显著，
这显示出这所学校日常工作的特点。
邹平的地方组织也与梁漱溟的新传统倾向一致。县以下的行政区划符合
以前存在的“自然”区域，以自然村和明显的集市区域（乡）为模式；废弃
了南京政府法定的较大的、更属人为的区和乡。乡和村级行政实体称为“学
校”，与他们对农民进行教育和推动的途径一致。邹平制度在多大程度上促
进了民众参与地方政治，至今不明。不过，乡土主义者强调的重点至少是设
想乡村习惯的改变会很慢，并且认为把外来的新制度，或强制的官僚政治的
形式，强加给农村社会将一事无成。梁漱溟认为，从下层开始的建设要求政
府通过教育和推动农民，慢慢地、不唐突地工作下去。他认为“过多的限制，
过多的主动‘帮助’”，只会有损于社会，实于事无补。民众中如果没有相
应的积极精神，政府机关忙碌而进取，影响所至，对民众只能是额外的负担。
①
一种完全不同的精神使彭禹庭——曾任冯玉祥秘书——在豫西管理的地
方组织很有生气。梁漱溟强调回到本土的价值观和空想的地方自治主义，而
彭禹庭却把他的组织建立在乡村社会长期需要的自卫上。他的组织基本上是
个转变为地方政府的民团网络。彭禹庭可能曾在冯玉祥司令部里汲取了他的
某些乡村建设思想，因为冯玉祥本人显然对这一课题有过强烈的兴趣（大概
还记得他是陶行知的亲密朋友）。然而，彭禹庭对乡村组织的态度却建立在
更为传统的基础上：华北农村有活力的、古老的地方防卫传统。按照地方联
防协议把村庄联系起来，由下层乡绅领导，是对地方匪患的自然反应，并且
根据情况表现出亲政府或反政府的精神，这可说是它的特点。然而，尽管它
的地方主义色彩很浓，彭禹庭在镇平县的组织却有其现代化的和爱国的一
面。彭禹庭通过冯玉祥与村治派联系起来。冯玉祥在1929年促成他与王鸿一
（梁漱溟的山东改良派朋友）和梁漱溟本人共同创办河南村治学院。在意识
形态上，彭禹庭在镇平实行的地方政体有民族主义的特点，这显然（用彭禹
① 梁漱溟：《北游所见纪略》，载《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第287—288页。国民政府军事委员
会委员长行营湖北地方政务研究会调查团编：《调查乡村建设纪要》，第75—76页。上述关于邹平的说明
得益于艾恺：《最后一位儒家学者》，特别是第238—278页。
庭本人的话说）来自孙逸仙自下而上实行宪政建设的概念。对彭禹庭来说，
不幸的是为环境所迫，他的运动的方向是反政府的。他宣称参加中国国民革
命的唯一方式，就是促进“地方革命”——在那一地区实行“地方自治”的
必要前奏，因为社会需要保护自身防备政府军队（“土匪兵”）的抢劫和地
方官员的贪婪。最后，彭禹庭接管了镇平的地方政府（他的几个合伙人在邻
近的几个县也这样做了）。在蒋介石的追随者于1930年掌握了河南的权力
后，彭禹庭始终拒不遵从政府的税收要求，使他成了一个受人注意的人。他
在1933年被“土匪”暗杀。在南京政府决心实行地方社会官府化，并要彻底
清除“地方自治”的所有残余的情况下，像彭禹庭所从事的事业很难存在下
去。①
可以预料，南京当局也逐渐卷进乡村建设中来。在南京当局的支持下，
“实验县”在兰溪（浙江）和江宁（江苏）建立起来，作为官僚政治的地方
改革的公开样板。江宁与南京相邻，被指定为江苏省政府主持下的行政制度
的样板。江宁实验县由中央政治学校——一个CC系的学校——的师生充任工
作干部，公开宣称是一个实行自上而下改革的项目，也是一个供外界参观的
乡村建设县。县管理委员会监督县长办公室的工作，并直接向省政府汇报。
该县税制由受过训练的、领薪水的职员管理（自本世纪初以来即提出的一项
改革措施）。全部税收留县，并在县内支配——很难说是个可行的现实示范。
低层单位的边界经重划，以便与自然村和集市一致。乡和镇经过适当的训政
期之后应该自治。遗憾的是，似乎没有取得什么成绩。根据前江苏省主席陈
果夫的证言，实验重名不重实。实验之陷入绝境在于县长级的领导薄弱，以
及很少或完全没有对地方社区的训导。到了1936年，实验宣告失败。该县的
“实验”地位旋即撤消。①
由上可见，乡村建设的类型众多：西方影响型的和本土型的，教育型的
和军事型的，平民型的和官府型的。所有类型的共同点是，都与政治密切关
联。通过教育及经济改革复兴农村，意味着与政治当局建立起支持和保护的
关系。这当然是因为在一个组织起来的计划中，任何同农民打交道的企图必
然引起政治方向的问题和合法性的问题，而不管该计划是否有明显的政治目
的或者活动。定县计划和邹平计划从最初的日子起，都得到省当局的同意或
默许。可以说，南京实施的实验，有如此大量的官府投入，以致只能引起地
方苍白无力的反应。陶行知和彭禹庭的独立计划不仅得不到充分的政治支
持，而且引起国家政权的怀疑和反对：陶行知因有平民主义倾向和自主的作
风；彭禹庭因公开反抗国家机关。这两项非正统的实验都被扼杀。总的来说，
乡村建设实验最终都遭遇不佳，日本的入侵把它们全部清除干净。留下的一
份遗产是人们广泛关心把中国建国工作的基础放在农村社会，并且体会到乡
村改革在充满敌意的政治环境中无法生存。共产党人发展而成的根据地概
念，是把一种新的乡村体系纳入其政治和军事保护之中的尝试。
参与与官僚政治：历史的进程
① 《镇平县自治概况》；艾恺：《转变中的乡村名流：中国文化危机与合法性问题》，载《远东研究中心
文化文选》，第3集（1978—1979年），第218—286页。
① 陈果夫：《苏政回忆》，第14页。许莹连等：《全国乡村建设运动概况》，第530—648页。
从这里提供的材料看，本章开头提出的两分法似乎全然不足以表现一个
真实的矛盾。事实上，地方自治的发展并不是在参与更多一些或官僚政治更
多一些这两者之间的一连串的选择。勿宁说，它是以一种交替更迭的方式进
行的，表现为民众要求参与地方政治，却提供了官僚政治得以造成更大危害
的格局。清廷决定制订宪法，是出自一种心态，认为参与最终将导致增强官
府的特权。县议会的历史表明，起初是充满热情，地方名流广泛卷入，但却
以县知事操纵的参事会增选议会的领导人，从而极大地加强县知事的行政权
力而告终。
县以下区划的模式（翟城“模式”），起源于乡绅的积极精神和鼓吹社
区者的热忱，却促进了一种严厉的官僚政治的和极权主义的地方管理制度（阎
锡山的“村制”）。孙逸仙自底层向上的政治发展模式，不乏响亮的平民主
义的论调和“自治”的指示，确实产生过一些有创见的计划，本可以引导民
众更多地参与地方政治。然而，南京政权在30年代修改这些计划的做法，意
味着那些原应是“自治”载体的单位变成了使官僚政治更深地渗透进地方社
会的单位。
参与和官僚政治看上去已在密切的历史关系中相互联系起来。名流（和
一定程度上的更广大的公民）迫切要求参与政治，确实曾激起体制改革的汹
涌波涛。但是，浮在波峰浪尖的是官僚政治国家的机构。波涛退却以后，留
下来的是它们。
第8章 学术界的成长，1912—1949年
学术机构不仅教育后代，而且创造、引进和传播技术与文化。现代国家
的学校和学院、图书馆和实验室，通常通过履行这些重要的职能，对国家以
及一般对社会起着重要的中心作用。而在中国，从很早的年代起，教育就一
直是政府所关心的一个主要问题，所以它注定要成为1949年以后中国革命的
一个中心问题。同时，在20世纪上半叶，教育在多种国外的影响和参与下，
以各种形式在中国急剧发展起来。大量的资料散落在各处，人们刚刚开始进
行研究。①例如，新的研究表明普通人当中的职务性学识比过去设想的要普遍
得多。20世纪中国教育的许多重要方面需要注意——从在晚清发挥作用的成
千个书院那里继承下来的社会时尚和教育方法，现代学校制度和通过报刊的
城市公共教育的成长，妇女的正规教育，出版社的兴起（如商务印书馆，1896
年创立于上海，是一所很大的出版机构，出版刊物和教科书），以及建立教
育协会和作为改良与革命温床的新学校。①在如此广阔的领域中，本章的中心
限于高等教育。这一事实本身证明了民国时期对重要的初级和中级教育史在
学术上过于忽视。它也反映了中国的教育革新者对创立能造就新的上层领袖
的高等学术机构所做的努力更为引人注目。
1911年后，中国政府长期软弱无能，为中国的教育革新者提供了一个难
得的机会。他们是热情的爱国者，并且仍然是享有学者声誉的一个阶层，得
以率先创立了现代社会所需要的学术机构。他们的新作用既有知识方面的，
也有制度方面的。在知识方面，他们面临的是必需把中、西文化传统调和起
来——就其广度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