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旗会，小刀会与大刀会等等之间的斗争，在某种程度上，是法国加伏特人与
德沃朗特人之间的对抗的（中国式的农村的）翻版。复杂的运动：长乐的例
子1931年11月在长乐（在福建，是福州南面的一个县）爆发的骚乱，从一
开始就是双重性的抵抗：既反抗军队，又抗税。1932年1—2月，这场指向
政府当局的运动被纵向冲突扩大，从而加速了这场运动的最终崩溃。骚乱的
起因是在湖清乡（长乐县）征收土地附加税。征收这一附加税的目的是资助
一支深为村民不满的海军分遣队（他们为了向烟民征税，强迫村民播种罂粟）
执行改进水利的计划。当湖清村民拒交这一附加税时，两个营的海军被派赴
该地，强迫村民交付。但是，结果适得其反：海军于11月4日到达；5日，
农民向他们宣战。
这场运动不仅复杂，而且也比多数农民风潮和暴动组织得好（这或许足
以说明为什么它能持续如此长久）。湖清的村民从1922年开始就被迫在当地
民团服役，与其他地方的村民相比，训练和装备较好——至少不更差。暴动
的领导人林克祖正是湖清乡民团的指挥官。林聘请了几个保定军官学校的毕
业生来训练民团，并且招纳了一群土匪，预付了两个月的饷，以换取他们许
诺在前线效力。12月21日晚，湖清的农民已有准备并得到增援，以10∶1
的数量优势进攻了长乐县衙门。负责守备县衙的海军部队迅速逃窜，丢弃了
武器弹药，也抛弃了县长。
初步的成功使造反者过于自信。他们捣毁了海军安装的两座泵站，并要
求海军从此离去。林克祖宣布地方自治，并干脆接管了整个长乐县的政府机
构。他掌握了全部税收以满足他的军事开支；保留并征收两个月前他曾谴责
的鸦片税，并解除了开设鸦片馆和赌场的限制。长乐县其他乡的居民，原先
并不交附加税，对被迫为与他们无关的斗争提供资金不满。此外，被雇用的
土匪释放了刑事犯，并拦路抢劫难民。冲突随之发生，而在当局派兵增援的
关键时刻很快又演变为乡际战争。1932年2月，一个敌对的乡——后山乡俘
获了林克祖并把他交给当局，遂被处死。28日，海军进攻湖清，并给来焚毁
湖清村庄的后山居民以有力的支援。到3月底恢复平静时，有40个村被夷为
平地，7000多人无处安身。1932年农事季节，在湖清与后山之间有一个宽阔
的未耕地带；但没有人敢冒险去耕种那些沿敌方领域的土地。
长乐骚动的复杂性和组织是罕见的，但结果却因一些毫不罕见的弱点而
招致失败，这些弱点是：未能保持对土匪的控制，而他们的帮助起初是很有
价值的；为对付当局的反攻（尽管这一反攻来得很迟）而采用征收新税的办
法不得人心；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邻村之间缺乏团结，它们的利益相
悖，从而使他们在镇压到来时相互对立。①初级运动与复杂运动相比，初级运
动指向农村中的少数人（最富有的）。但是，除少数情况外，劫掠者们并不
② 贝克：《与中国的饥荒斗争》（未刊文稿，1943年），第147页。
① 长乐事件在下列材料中有详细叙述：美国国务院档案893。00PR福州/47（1931年12月4日）；/48（1932
年1月13日）；/49（1932年2月10日）；/ 50（1932年3月7日）；/51（1932年4月4日）；/52（1932
年5月4日）。与 此相反，四年后受到指责的长乐放债人的做法并未引起骚动：《东方杂志》，第 33卷
第10期（1936年5月16日），第111—112页。
找富人本人，只是要他们的财产，特别是他们的粮食。在发生饥荒时，他们
常常只不过去富人家消除饥饿的痛楚。诸如“吃大户”或“向富民坐吃”的
说法，在几乎涉及每个省的调查和报告中都不时出现，从受养蚕危机影响的
浙江和江南，到像安徽和河南这样较为贫穷的省份莫不如此。
一些极不完整的资料显示出频率极高的抢劫事件（“抢米风潮”）的一
些概念。一个经济情报机构记载1934年64起劫案如下：浙江，28起；江苏，
19起；四川，5起；安徽，4起；河南，3起；陕西，3起；广东，2起。①
这些案件约3/4（64分之47）发生在号称富省的浙江和江苏，因为这项调查
主要是根据上海和南京报纸所提供的资料。另一份报告提到仅在1934年夏季
就发生了26起抢劫（7月1日—9月11日），②但只提到四个省（浙江，14
起；江苏，5起；安徽，4起；河南，3起），它们都极易为南京的报纸所报
道。仅仅邻近上海的一个县（浙江嘉兴），就是所记载的26起事件中的6
起的发生地。一个最后的例子不仅表明了我们所使用的统计数据的非典型
性，而且也表明劫案极为频繁：仅无锡一县（江苏），在一个月中，（1932
年5月11日—6月10日），就记载了25起案件；此外，资料的编者指出：
他的资料所依据的当地报纸仅提到实际发生的劫案的十分之二、三。③
另一种相对严重又不很短暂的事件是流动性抢劫。多达几百甚至上千的
饥民，每人带一个布袋，从一个村到另一个村夺取粮食。④有时他们自己组成
穷人的团体：“穷光蛋会”、“饥民团”或“吃大户”⑤
但是，就大部分而言，抢米和闹风潮是典型的初级运动，范围和持续时
间都有限。春天，在两次收获之间的过渡期，几百或甚至只有几十人（有时
只是一群妇女、老人和孩子），会外出抢劫一个地主、一家商店、一座仓库
或一条舢板，以获致几天的口粮。警察或当局干预时，有时把口粮分给他们，
好让他们更快散去。⑥偶而治安力量也会开枪，但这不是通常的方式。原则
上只有当饥饿的农民被迫“铤而走险”（为求生而当土匪）时，才进行镇压。
①
这些偶然性的抢劫者们尽力使自己与职业性土匪区分开来。有时他们因
处于极为困难的境地，竟向县长请愿，要求允许他们抢劫；或者他们会跪在
被他们抢夺的地主面前，乞求原谅他们一时被迫采取的过激行为。许多抢劫
者小心地把他们的盗窃限于食品，而有些人切望给地主及其家人留下足够的
食品，使他们不致因此挨饿。②
特征
① 《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辑，第1032页。
② 《中华日报》，1934年9月12日，引自《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卷，第 1031—1032页。
③ 《中国农村经济资料》，第1卷，第423页。
④ 涉及河南和湖南的事例载《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卷，第1030页。
⑤ 涉及河南、湖北、安徽和江苏的事例载《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卷，第 1033页；涉及四川的事
例载《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卷，第1029页。
① 关于四川东部事例，见《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辑，第1029—1030页 （军阀杨森的军队派去镇
压沦为土匪的饥饿农民）。
② 参看1932年6月无锡的一个事例（《新创造》，第2卷第1—2期（1932年7 月），引自《中国农村经
济资料》，第1卷，第428页）。
上面所分析的自发的农民运动表现了三个主要的特征。③第一，在农民
中，阶级意识淡薄，这一弱点可由指向富人的社会运动较少及其传统性来说
明。佃户们通常单独对地主采取面对面的行动，而实际上他们在相互竞争时
才这样做。佃户们可以完全不因小事依靠留在村里的地主，但他们却因土地
而有赖于地主。佃户之间为获得或保持一块使他们的家庭得以生存的土地而
进行的竞争，似乎比被剥削者之间的任何团结的感情更能敏锐地被感觉到。
拒交地租极少是一个或几个地主的佃户们集体决定的结果。较常见的是它们
是按需要而采取的个人行动。在地主或政府当局谴责这种拒付地租的情况
下，无力交租的说法通常更为准确——佃户在交租期限逼近时逃跑的许多例
子说明无力交租。①两家上海报纸在1922—1931年间所记载的197起涉及佃
户的案件中（见前），7起是佃户在无力交租的绝望中自杀。②在这7个自杀
者中有的人就像债务人在债权人的门前自杀那样，可能为让无怜悯心的地主
或代理人丢失面子的愿望所驱使。但是，说得婉转些，这种行为事实上仍是
对剥削者表示敌意的一种间接方式。
在上流社会的代表中，最普通的目标是官员而不是地主。农民愤怒的自
发的取向使人领会到，中华民国的农民意识到政府的压迫甚于阶级剥削。在
这一方面，他们可能只是简单地继续帝国时代已有的③、后又进一步被军阀们
的胡作非为所加强的传统。政府体现了村外的世界，对这个世界村民们有个
印象，要抚养而无回报，这并非远离事实。
自发的农民运动的第二个主要特征是他们的地方主义。由于缺乏阶级意
识，有一种从属于某一地方社区的观念，这种观念超越了阶级的差别。村民
们想要保卫的正是这种社会地位上不纯的社区，以抵御外来的进攻和威胁。
不用多说，农民行动的地方主义已为纵向运动频繁发生所证实。由于当地人
所表现的对邻人或陌生人的敌意的准一致性，这些活动更像不同的民族之间
的战争，甚于社会战争。正如在一场民族战争（相对于内战）中，当然的敌
人不是该社区里的特权成员而是外国人，换言之，是不同社区的成员——或
者，甚至是整个那个社区。
即使没有纵向运动，农民为保护严格的地方利益，也会拿起武器。当一
个乡起来反抗军队的沉重压迫时，最迅速的平息办法是把这些士兵换防到邻
乡；在那里他们仍能胡作非为，对另一些村民造成损害。同样是这种不可侵
犯的利己主义支配着一个村的态度，在灾年它设法储存了足够的粮食，但拒
绝卖一点给邻村，哪怕那里的居民将会饿死。①在1931年长江大水后建立起
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