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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面积下降得很少。①
1939年收成特别差，主要是因为气候恶劣。但是到1941—1942年总产量和
单产量又恢复到1937年的水平。然后，从1942年开始，农业生产呈现严重
下降。
在1943年以后，日本人强化他们的战争，征募了更多的人，造成了巨大的生命、财产损失。
失去农时、役畜和人力短缺，以及农民大力转向更加自足，使耕作质量恶化，并使产量降到一
个比较低的水平。可能从1940年到1942年的这三年是整个战争期间北方农业最稳定、最好的
时期。②
改变土地使用的模式以及劳力和役畜愈来愈缺少，也出现在中国的其他部
分。1938年和1939年国民政府撤退到四川和云南，结果，像重庆这样的城
② 行政院农村复兴委员会编：《中国农村调查资料五种：江苏省农村调查》，第 1卷，第25、28、30页。
① 马黎元：《战时华北农作物生产及敌伪对粮食之掠夺》，《社会科学杂志》，第 10卷第1期（1948年6
月），第65页。
② 同上书，第71—72页。
市一夜之间扩大到三倍以上。新的城市居民大多出身于中产阶级，喜爱猪肉、
鸡、蛋、面粉、蔬菜和水果等食品。城市周围的地区生产不了足够的产品以
满足需求。价格上涨了，农民于是把他们很大一部分土地和劳力投向这些产
品，而不是粮食，从而粮食又供应不足。①到1941—1942年，稻米、小麦和
其他粮食的价格开始比照特种农产品的价格上升。于是农民开始把更多的土
地转用于生产这些粮食。与此同时，战时对劳动力的需求使许多青年脱离务
农，而去工厂和到运输业做工，更不要说在前线服务了。到1943年，许多迹
象表明，西南的农业经济已经发展到了它的极限。农业生产在下降，尽管是
逐渐下降。发生了干旱，但是主要的原因是缺乏农业劳动力。②
在和平、稳定时期，农业生产可能会短暂下降，但会很快恢复。而在战
时的条件下，当劳动力在播种、田间管理或收获时被抽走，生产就会持续下
降。当然劳动密集的作物所受的打击最重。作物的种类和种植周期有很大的
地区差异，以致在北方或南方抽掉同样多的劳动力对生产的影响很不一样。
供应最大部分上市余粮的农户，通常要雇用非全日的劳动力。虽然对农
作物的需求引起了农产品价格上扬，但是在农忙季节雇用农业劳动力的费用
比许多作物的价格上涨得更快。我们知道，在1941年以后，这种情况在四川
是非常严重的。③可能在这个国家的其他地区情况也是一样。到1943—1944
年，许多农户受困于价格和费用的严峻压力，不得不削减他们的播种面积。
大的、富裕的农户仍有足够的土地养活他们自己。然而，削减播种面积造成
了总产量下降和土地利用模式的变化。其后果是需辛勤管理的作物的上市量
下降得最厉害。甚至向城市销售的粮食也下降了。
战争的负担主要仍落在农民身上。格雷厄姆〓佩克1941年在陕西南部和
河南北部进行了广泛的旅行，他报告说，军队到处征用农民的大车，甚至农
民的家庭成员。不管作者走到哪里，他发现“农民真正关注的一个紧急问题
就是国民党征用大车”。①没有大车，秋收的庄稼不能运走；没有大车，冬季
就不能为土地上肥；没有大车，农民就不能把粮食运到市场，也不能买回他
们需要的东西。另一个沉重的负担就是周期性的征粮，全村要交大致固定的
数量。几乎没有一个村能免除。虽然像郑州、洛阳这样的城市被日军占领了，
但是那里的生活似乎不像农民那样艰难。佩克描绘了40年代早期华中北部农
村普遍的残酷景象。
赋税和征用如此沉重，一般农民都知道，如果天气不如人意，或者如犁头折了，牛死掉，
他就要陷入严重困境。大批体格健全的年轻人被征走了——有些村庄约占他们的3/4——只有
老人、孩子和孕妇在地里正常劳动，大多数家庭才能够维持下去。②
在1949年和1950年，共产党的土改队来到北方农村，实地检查土改的进程。
他们报告说，他们到达的每一个村庄，在1937年至1949年间，牲畜、农具、
① 董时进：《抗战以来四川之农业》，《四川经济季刊》，第1卷第1期（1943年 2月15日），第48页。
② 同上书，第51页。
③ 王银元：《四川战时农工问题》，《四川经济季刊》，第2卷第3期（1944年6 月），第107—108页。
① 格雷厄姆〓佩克：《两种局势：关于中国投入革命的亲身经历》。第260页。
② 同上书，第312—313页。
耕地面积和粮食产量都出现大幅度的下降。在平原县（河北）③，1949年粮
食产量仍低于1937年。④对山东省49个村的一次调查，发现1949—1950年
每户的平均耕地面积低于1931—1936年的平均水平。农具供应量也下降了，
粮食产量也低一些。①
这些年的历史记录呈现出的农村贫困的惨淡情景，已被许多评论者加以
说明——与我们在这一章前面部分提出的观点相左——作为情况从来没有什
么不同，乡村从来没有过过好日子的证据。显然，农业中国为这30年政治上
和军事上的灾难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③ 应为山东剩——译者。
④ 中央农业部计划司编：《两年来的中国农村经济调查汇编》，第149—150、 160—161页。
① 同上书，第224—236页。
第6章 农民运动
中国革命通常被认为是历史上最伟大的农民革命，甚至被认为是农民革
命的原型。的确，如果没有农民武装和如此众多农民的支持，中国共产党人
就不可能取得政权。然而，很简单，如果没有共产党人，农民也决不可能孕
育出革命思想。
为证实这一论断，这章将首先论述农民的骚动；它是自发的，与共产主
义运动同时发生，而又独立于共产主义运动之外，并由汲干农民收入的三种
主要渠道，即地租、利息和赋税所激起。①第2节在概述那些不是由地租、高
利贷和税收引发的骚动后，将概述民国时期农村骚动的类型。不论第1节中
所分析的骚动，还是第2节中所涉及的骚动，显然都是农民发泄愤怒的传统
方式，突然爆发又迅即消失，对现行秩序极少形成威胁。简单地说，在农民
能自发地做到的，与在共产党领导之下农民所能做到的之间，有很大的差距。
因此，第3节将考察共产党所面临的一些困难，及其克服这些困难所采用的
方法。利用农民作为基本力量推动革命的胜利，这既是难得的机会，又是巨
大的挑战！中国革命的鼓动者们变成了夺取政权的行家里手，他们忠实于列
宁的教导和榜样（不必考虑是农民，而不是工人构成了基本力量）接受了这
一挑战，克制与狡黠并用——不仅激发起热情，还引起怨恨——克服了这些
困难。
关于农村各类骚动和风潮发生的相对频率的统计，有必要预先警告，由
于来源的多样和细目的多变，这些统计表和百分率只对准确性提供一种迷惑
人的保证。例如，在南京统治的10年间，记录或仅仅提及的近千起事件中，
只有100起根据有用的资料能以准确的细节叙述，这些资料有的只有几行，
有的却有几页或多至几十页。这1000起事件中其余的那些，我们只能从不过
一、两行的概述①中极粗略地看到；更糟的是，在大多数的情况下只是一般地
提到，完全没有提供细节。②此外，某些被分别记录于这种或那种记载中的事
① 见乔尔〓S。米格代尔：《农民、政治和革命：第三世界中对经济和社会变革 的压力》，第89页上的图
表。① 参看章有义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三辑，1927—1937》，抗税抗租26起 （第3辑，第1021—1023
页），与盐税有关或盐工造成的风潮24起（同上，第 1023—1025页），与水和水利工程有关的纠纷21
起（同上，1026—1028页）， 与土地有关的纠纷6起（同上，第1026页）以及抢劫27起（同上，第1031—
1032页）。又参看全在1934年发生的与盐有关的风潮43起（《中华日报》， 1935年4月4日），以及
同年发生的分属其他六类的事件一百余起（《中华日 报》，1935年2月27日；3月6、13、20、27日；4
月18和25日）。这些表 的另一缺点是，尽管它们所含信息稀少，却有时提醒人们是否应当怀疑甚至 拒
绝某一特定事件或风潮的分类。
② 例如，1932年5月11日至6月10日江苏无锡县抢劫25起；两周内（1934年 7月25日至8月8日）
浙江东北部嘉兴县王店镇一地抢劫40余起。分别见冯 和法编：《中国农村经济资料》，第1卷，第423
页；美国国务院档案893。00B/ 1070，附件5；又仅在1932年夏陕西省田赋风潮70起（《中国农村经济资 料》，
第2卷，第413页）；牵涉佃农的事件197起，大多是1923—1932年间 在江苏和浙江发生的，也就是说
在跨南京10年和以前10年时期，见蔡树邦： 近十年来中国佃农风潮的研究》，《东方杂志》，第30卷
第10期（1933年5 月16日），第26—38页。也应注意抢劫和其他重要性小的事件，因为资料只 提到抢
劫和小事件在某时某地（如1932年5月和6月在浙江和江苏的蚕茧 产区）“很多”乃至“几乎每日发生”，
几乎无法估计其次数（《中国近代农 业史资料》，第3辑，第1030页）。上面提到的王店的40起抢劫和
件，却可能与同一事情有关。1936年上半年，在苏州专区（江苏）记载下来
的20个抗税案例中，大部分就是这种情况。是不是每一案例都应单独对待？
①再者，在哪一点上（持续时间、涉及人数、暴力程度），农民的愤怒表示能
被视作一起风潮？而且，一起风潮在什么时候就成了一场起义？换言之，我
们必须认识到所记载事件的重要性是不一致的。
由于这些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