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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报导，1925年失业人口超过1。68亿，估计其中8700万是农民和乡村劳动
者。③稻米、小麦、面粉、烟叶和原棉的进口自19世纪70年代即有增加，但
是速度很慢。然而1921年以后，它们的进口量达到空前的水平。在1921年
和1922年间，稻米的进口量一度增加一倍；而在1925年至1926年间几乎又
增加一倍。更令人吃惊的是，1923年至1924年间小麦进口增加一倍，而在
1925年至1926年间增加七倍。面粉和原棉的进口也出现类似的猛增。④
① 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2辑，第559—589页。
② 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2辑，第609页。
③ 满铁，小泽茂一：《中国的动乱与山东农村》，第3页。
④ 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2辑，第619页。
① 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2辑，第659—660页。
② 同上书，第2辑，第632页。
③ 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1840—1949》，第3卷，第66页。
④ 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2辑，第674页。
南京十年
正当农业危机看起来似乎没有尽头的时候，国民党和它的军队打败了北
方军阀。1928年和平降临到这个国家的大部分地方。与此同时，气候也变好
了，带来了丰收。但是新的困难又摆在前面。虽然零星的战争还在一些省份
继续进行，农民交纳的税收也较重，但是这些对农业人口不像1932年至1934
年间某些事件那么令人不堪。从1921年到1931年，当西方国家在世界范围
的经济萧条的打击下而步履维艰时，中国却受益于它的银元贬值，从而在出
口的数量上和总值上都有提高。①第一次打击随1932年失去满洲市场而来。
第二次打击在1933年至1934年接踵而来，因为美国提高银价之后中国白银
大量外流。出口下降，银根激烈紧缩，商品价格暴跌。结果农村经济大规模
萧条。
丝织和棉纺手工业原已深深陷入困境，在1932年至1935年间又遭到特
别严重的打击。“失掉东北市场对于绍兴（浙江）丝绸的销售有极大的影响：
1931年丝绸的产量是156000匹，每匹价32元，总值为5075200元。这与1929
年相比减少了43000多匹，损失超过2000000元”。②日本人占领满洲后，他
们提高了进口税。这一行动，根据同一资料来源，“有效地阻断了从烟台（山
东）进口丝绸”。③大连和整个南满的棉布进口商不再从中国市场购进棉布。
对河北的饶阳、定县、玉田、灵寿县和江苏的通州、常德④县，后果极为严重，
足以使整个棉纺织业受到很不利的影响。⑤村民对纱厂的棉纱需求锐减。
在1931年和1932年，当世界贸易开始紧缩时，中国手工制品出口也是
如此，其中包括丝、特种丝织品、棉布、草编、纸、瓷器、毛竹、油料和麻
布；这些品种一起构成了出口总额的大约50％。农村劳力大量用于提供这些
产品，手工业品收入下降使农户不得不改变他们的消费。至1936—1937年，
这些手工业品的出口，不论在数量上还是在总值上，仍远低于1930—1931
年的历史最高水平。事实上，它们的价格比粮食价格下降得更快。①在1931
年至1934年间，天津和上海的茶、烟、酒、牲畜、粮食、棉制品和油料的价
格指数持续下降。不久产地的价格也下降了，农民们很快发现较低的销售价
格不敷他们的单位生产成本。1934年陈翰笙的报告说，广东农民毁掉桑园，
以致桑园面积下降30％以上。②一项研究茶业的报告表明，该作物面积的下降
相似。③棉花生产的经济状况对农业人口来说，也同样令人沮丧。
① 吴大业：《世界经济衰落中之中国》，载方显庭编：《中国经济研究》，第1卷， 第45—56页。
② 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1840—1949》，第3卷，第392页。
③ 同上书，第3卷，第393页。
④ 查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3卷，第396页无江苏棉织业，亦无 常德棉织业；第397页有
常熟棉织业，第398页有南通（即通州）棉织业。据 此，原文“Ch′ang…te”（常德）疑为常熟之误——译
者。⑤ 同上书，第3卷，第396页。
① 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辑，第615页。
② 同上书，第3辑，第627页。
③ 同上书，第3辑，第629—630页。
近来，（1932年左右）世界经济崩溃更为广泛，已导致农产品价格下降。中国主要的棉花
市场遭到世界棉花市场状况的严重打击，以致在我国各个棉花市场上生产成本都得不到补偿，
因为在市场上买方已经下降。④
同一资料来源，继续描述了陕西的棉花生产成本如何超过了市场价格的三
倍。湖北和浙江棉花价格暴跌，也榨干了处于居高不下的成本和市场销售下
降之中的农民。
但并不只是世界贸易的收缩摧毁了农村经济。1932年大量的银元开始从
内地流向沿海城市，这是一个由美国银价上涨引起的金融资本流出农业的前
所未有的动向。这正好发生在农村经济亟需贷款的时候。伴随着白银的外流，
农业投资利润率急剧下降。1932年至1933年，上海的银行存款增加了一倍
多。②
农民们还得忍受另一个打击。过去中国不同地区因为旱涝灾害而遭受周
期性的歉收时，地方官员有责任开仓放粮，或从外省购进粮食。但在这一时
期，行政权能受到削弱，已不能像过去那样成功地采取这样的措施。有些地
区甚至开始出现饥馑。 1933年一个中国农村调查团来到陕西，在日志中
描绘了乡村的悲惨情景。
7月4日（1933年）。我们调查了西碴磨村。西碴磨村有水浇地，水来自一条小河。当干
旱发生时，小河干涸，水浇地变成了旱地。在这片水浇地上常种植鸦片，县政府从这块地上收税。
今年三月农民不得不吃树皮草根。五月以来，他们除了草以外，几乎没有任何东西可吃。他们还
吃油料的渣滓和麸糠等等。现在正在收割小麦，他们才见到面粉。他们将面粉与麦糠混在一起，
加上水做成汤，称为“盆汤”。一个人一顿吃不到两块面饼，有些天一人一天只吃一顿。饿死、
病死、逃荒、卖身为奴，是为常事……
7月15日。小唐村比别的村庄更穷得多。在1928年秋，这个村就有农民饿死。这个县小麦
的价钱，是每斗八、九元，只有有钱的人才能买得起。县城的城门紧闭，以防农民进入。城里人
担心一旦农民进得城来，他们就会偷走一切。②
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这种情况在许多农村地区是常事，这与列区荷芬和
金所描绘的乡村多么不同啊！
在1931年至1933年间，富人和穷人一样不得不出卖他们的土地。引起
的土地所有权的再分配极其复杂；许多人家把有钱人的地位让给了别人。1933
年，国民政府行政院农村复兴委员会在陕西、江苏、浙江、云南和广西的17
个地区，抽样调查了155000户。抽样涉及的时期是从1928年至1933年。委
员会发现，在八个地区内地主户数增加了，在四个地区内地主户数减少了，
有五个地区没有变化。①抽样还发现，富裕人家在14个地区减少了，仅在三
个地区有增加。拥有一些土地但还获得工资收入的中等人家数，在13个地区
下降了，在三个地区有增加，另一地区保持不变。贫穷的户数——指的是收
④ 同上书，第3辑，第678页。
② 行政院农村复兴委员会编：《陕西省农村调查》，第164页。
② 行政院农村复兴委员会编：《陕西省农村调查》，第164页。
① 古岛和雄：《旧中国土地所有制及其特点》，载山本秀夫和野间清编：《中国农 村革命的发展》，第41
页。
入主要来自工资的人家——在17个地区的14个中有增加。许多富裕家庭既
失去了土地，也失去了经济地位。对获得土地的较深入调查也表明，江苏许
多中等水平的人家，就在这一水平的人家总数下降的情况下，扩大了他们所
有的土地。②在1928年至1933年间，土地分配究竟变得怎样不平等，也许永
远无法确定。但是这些变化的基本原因显然是席卷农村的市场不稳，而不是
地位牢固的地主阶级上层人士控制了农村经济。
战争年代
1937年，日本入侵中国。在以后八年里，中国人与强大的对手进行了殊
死的战斗。其后，在和平终于到来之前，他们又不得不经历了四年自相残杀
的内战。一个战争中的国家不仅损失许多正常生产的货物和劳务，也要冒丧
失将来生产能力所依靠的资本的风险。战争的时间越长，要求人民为填补损
失或消耗掉的资本作出的牺牲也就越大。生产和经济组织的破坏，伴随着社
会的变化，使人们逐渐无视道德和习俗，并趋向以强凌弱。
1937年，日本人对华北的入侵，吓坏了商人和放债者，他们关闭店铺相
率逃命。如此众多的军队沿大路和铁路运动——中国人逃跑，日本人推进—
—很快引起征募农村劳力和征用他们的大车和役畜。在以后几年里，除了几
次大的战斗外，中国北方的形势很快就稳定了。但是1941年以后，中国的游
击战加剧，而日本人以大扫荡报复。战争对华北农村总的影响很难确定，因
为对破坏从未进行综合调查。一位中国学者根据1938年至1943年间的地方
性调查，试图就战争对农业生产的广泛影响做一个总的估计。
至于作物区的变化，我们可以说由商品作物转向主要的粮食作物。棉花种植面积是下降得
最多的；小米、白薯等的种植面积扩大了。高粱是农家的主要口粮，日本军队阻止大规模地种
植这种作物，以消除游击队利用庄稼地作为保护屏障。所以高粱的种植面积下降了。但是耕作
总面积下降得很少。①
1939年收成特别差，主要是因为气候恶劣。但是到1941—1942年总产量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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