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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家策划的。②周恩来本人在其著名的1931年少山报告中，对这种战术表示
强烈的不信任。1931年9月1日党对苏区领导人的指示，也认为游击战术的
重要性只是次要的，辅助的。红军必须在统一的政治和军事领导下受不同的
训练，使之能适应阵地战，以赢得在一省或数省的胜利。③
新的战略需要新的军事领导。在1932年8月苏区中央局宁都会议上，周
恩来接替毛泽东担任红一方面军政治委员，后来又成为整个红军的政治委
员。④
② 同上书，第246—269页。
③ 《王明选集》，第3卷，第50和74页。
① 《实话》，第3期（1932年4月20日）。
② 刘伯承文，《革命与战争》第1期（1932年8月1日）。
③ 周恩来文，《红星》第4期（1933年8月27日）；《王明选集》，第3卷，第74页。
④ 郭华伦：《中共史论》第2卷，第345—348页。学者一般认为毛泽东与有周恩来 支持的二十八个布尔
什维克进行了一场权力斗争，而金一平（音）（《中国共 产主义政治》）却提出“分工”理论，说毛泽东
专门负责政府，秦邦宪专门负 责党的工作，周恩来专门负责军队工作，形成集体领导。金一平的基本假设
是：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没有实际权力基础，只有理论言论，不敢向军队领 导人（包括毛泽东在内）挑战。
几乎没有文献证据支持这种说法，金一平的论 点看来是不能接受的。见勒维菲特著《中国共产主义，
1931—1934年》第86— 97页中的关于中共人员及其职分的分析。
苏区的毁灭
蒋介石发动前三次围剿时（1931年底和1932年），毛泽东依然牢固地
掌握着军事领导权。蒋介石很轻视红军的力量和技术，又不了解群众政治工
作的重要性，他企图用军阀的杂牌部队对付共产党，在消耗战中达到一石两
鸟的目的。这些“被流放的”杂牌军不熟悉当地的情况，他们容易被诱入苏
区并被打败。①另一方面，红军则依靠快速运动和群众支持，“通常是夜晚行
动”并“突然出现，迅速消失”，国民党官方的《剿匪战史》对这种情况作
了很好的描绘：
当国军进入一个地区，那儿几乎没有人。剩下的老弱病残被共匪的地下组织所控制，因而
不敢和政府军队谈话。有时他们甚至帮助共匪阻碍军队前进……国军对共匪的情况知道得太少
了。②
第二次围剿（1932年5月至6月）出现的情况大致相似，在这期间共产党的
群众工作有了明显的进步。国民党的官方记载抱怨说：“共匪把粮食和人都
带走了”；老百姓破坏政府军后面的桥梁，不向他们提供消息，甚至伏击他
们；老百姓还骚扰政府军的供应线，以致需用整团的兵力来保护政府的传令
兵和军需官。③
蒋介石现在认识到他正在对付一个棘手的敌人。在第三次围剿时（1932
年7月—10月），他把总司令部设在南昌，并调集他自己的精锐部队，而把
“杂牌”军降到后备地位。在陈诚将军（甚至毛泽东也承认他的素质）④的有
效指挥下，政府军长驱直入苏区，使共产党人感到懊丧。与此同时，蒋意识
到县以下没有政府机构，他无法搜集到关于共产党人的可靠情报。他也开始
了他的群众工作，禁止强拉挑夫和勤杂工。①但1931年9月18日“沈阳事变”
后，正在加剧的对日关系中的危机终于迫使蒋介石很突然地结束第三次围
剿。在暂时的喘息中中共回顾了战争形势，并对毛在消灭敌人前诱敌深入苏
区的战略提出疑问。结果，在贺龙的洪湖地区苏维埃遭到国民党军队蹂躏后，
周恩来于1932年夏代替了毛泽东。②
日本引起的民族危机平息后，蒋介石重新执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
于1933年发动第四次围剿。但是红军继续采取躲避战术，速度之快使“政府
军在追击中精疲力竭”。红军的群众工作现在已使政府军“无人可用，让我
们成为既聋且瞎”。③这是中央苏区周围的战争形势。在鄂豫皖，群众工作虽
然做得很好，但每当红四方面军受挫撤退时，却往往变得没有活力而消失了。
① 《剿匪战史》承认这点不妥当，该书第1卷第93—94页；唐生智和孙科也批评 蒋介石的意图，见孙科
等：《讨蒋言论集》，第41和133页；又见汤良礼：《中 国征剿共匪》，第42页。
② 《剿匪战史》，第1卷，第107—114页。
③ 《剿匪战史》，第1卷，第28—44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22页。
① 《剿匪战史》，第1卷，第54—67页。
② 贺龙认为这个损失是夏曦的“山头主义”造成的；见缪楚黄：《中国共产党简 要历史》，第90页。
③ 《剿匪战史》，第2卷，第170和239页；蔡廷锴在《蔡廷锴自传》第1卷第375页 上说，人民一转向
共产主义，就团结而高兴。
④从1932年5月起蒋亲自指挥围剿；9月，鄂豫皖苏区被破坏，迫使张国焘
和徐向前进行可说是他们的第一次长征，前往四川北部。在那里，本省第24
军和第29军之间的战斗为红四方面军提供了一个建立新苏区的机会。⑤
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
1933年底第五次围剿开始时，中央苏区已失去鄂豫皖和湘鄂西的支持，
虽然贺龙正在湖南西北部开辟另一个苏区，方志敏在湖南和江西边界及萧克
在老井冈山根据地仍有较为弱小的苏区。现在蒋学对手的样子，比较重视政
治工作，并改变了他的战略。在政治方面，他在1933年夏组织军官训练团做
为基础；大约有7000名军队干部接受了训练。然后他在中央苏区各处实施行
政、经济、社会和教育等工作的军事化，使国民党政府、党和军队通力合作，
全力击败共产党人。在基层，他对1934年的春播给予帮助，恢复被称为保甲
的联保制度。①生活在苏区各处的老百姓被迫搬进标准的“战略村”，并被置
于保甲之下，以建立一圈无人地带，意在封锁和饿死共产党人。②他们开始实
施一项筑路计划，雇佣了20000名工人修筑700英里公路，以增加蒋介石军
队的机动能力。同时广泛采用了无线电设备、电话和飞机来改善部队之间的
协作。在执行这一切的同时，蒋介石的军队稳固而缓慢地向前推进，沿入侵
的路线构筑碉堡。换句话说，这是战略上的进攻伴以战术上的防御，它使毛
的诱敌进入苏区的老战略过时。“没有必要去寻找共匪的主力部队，我们只
要去占领共匪一定会出来作战的战略要地。”这就是蒋在1933年10月17
日下达的指令。在这种情况下，红军被迫把进攻性的运动战转变为防御性的
阵地战。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蒋把他的这一战略描绘为愚公移山。的确，红
军并不愿意打一场单纯的防御战，虽然毛在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上就此指
责当时的军事领导人。但是，根据周恩来的看法，防御性的阵地战已不可避
免。
这＇堡垒战，阵地战和夜战＇在当时是避免不了的，所以我们就这样做了。但是我们主要的
作战形式当然仍是运动战。在目前＇1934年2月＇的形势下，我们常常看到一次运动战的遭遇战
很快转变成为阵地战。①
国民党的堡垒战术经历了两个重要的阶段。起初只有少数碉堡，每个碉堡由
一个连或者一个排的正规军守备。在1933年11月，修筑了较多的碉堡，碉
堡之间仅相距2/3英里，通常由一个班或者最多一个排守卫。在这种情况下，
堡垒形成一个支持网，而一个团的兵力能防护13或14英里长的战线。第二
个变化发生在1934年初，当时民团受命守备堡垒，而正规军则转向承担进攻
的任务。在这一阶段，红军的火力已大为削弱，以致国民党军队构筑的土碉
④ 关于第四方面军的群众工作，见《剿匪战史》第3卷，第467页和第4卷，第 683—685页。
⑤ 关于第四方面军创建新苏区，见《剿匪战史》第4卷，第519页和王健民：《中 国共产党史稿》第2卷，
第207—211页。
① 这里采用的情况大多来自《剿匪战史》第2卷和第3卷各处；以及汤良礼：《中 国征剿共匪》，到处。
② 刘培善文，《中国共产党在江西地区领导革命斗争的历史资料》第1卷，第188 页。
① 《红星》，第29期（1934年2月18日）。
堡比砖碉堡多。
当碉堡线收紧时，红军把他们的阵地战转变成闻名的“短促突击”，这
一战术是林彪发明的。②红军依靠构筑“支撑点”——这是共产党人的碉堡—
—在距国民党几英里的范围内运动。红军希望利用其速度和良好的组织在敌
人构筑碉堡时进行攻击。在支撑点周围协调作战的部队需要电话，但红军几
乎没有电话。支撑点本身很难经受国民党重炮的轰击。总之，这种战术行动
没有达到红军的战略要求。1934年4月广昌决战后，看来是最后手段的游击
战重新引起党中央和军队的注意。③但在这一斗争阶段恢复游击战，主要是为
牵制敌人，意在赢得时间最终从中央苏区撤退，并再次动员群众在红军撤退
后重建游击根据地。1934年8月20日，周恩来在军队的机关报《红星》上
发表文章指出：共产党战略的最薄弱的环节在于游击战没有深入敌后；在撤
离后二年，毛评论说：
当“围剿”已经证明无法在内线解决时，应该使用红军主力突破敌之围攻线，转入我之外
线即敌之内线去解决这个问题。堡垒主义发达的今日，这种手段将要成为经常的作战手段。①
可能出于这种考虑，1934年7月方志敏的红10军团奉命从江西东部转向浙
西和皖南，表面上是对日作战，但事实上是转移蒋对中央苏区的注意力。②8
月，萧克的红6军团奉命突破封锁线，与贺龙在湖南西北部会师。③最后，当
时已大为缩小的中央苏区于1934年10月被放弃，留下项英、陈毅、粟裕等
人在分散的游击“飞地”孤军作战数年，直到1938年新四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