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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利益受到威胁时，他们便阻挠分配土地的工作。根据地与邻近城镇之间
的贸易在他们手中，他们可能停业，给共产党人带来灾难性的后果。这方面
的经验在1928年12月井岗山《土地法》中有所反映。②后来在1929年4月
兴国《土地法》中，对富农采取了较为温和的态度。③可能出于同样的考虑，
鄂豫皖苏区的富农直到1931年，仍保有他们的土地。不论湘鄂西或湘赣苏维
埃都没有对富农实行严厉的政策。①
当28个布尔什维克取得党中央的权力时，富农问题变得尖锐起来。毛泽
东所采取的遏制富农权势的方法，是在第一次分配土地时拿走富农的“剩余
土地”（抽多补少），然后在第二次分配土地时再拿走富农的“好地”（抽
肥补瘦），②而不违背平等的原则。但这一做法在1931年1月的四中全会上
受到严厉的批评。③1931年9月1日党中央的信指示他改变政策。诚然，富
农问题在中央的阶级路线中构成了重要的一环。这条路线对动员贫苦大众是
重要的。中央想做的是只给富农分坏地，而不考虑给地主以补偿。从理论上
讲，毛并不认为所有的富农都是剥削者。他们可能是半个地主或半个资本家，
但他们也可能仅仅是潜在的剥削者。④在另一方面，28个布尔什维克把富农
定义为“在革命前出租部分土地，放高利贷和经常雇工”者。因此，很清楚
他们是剥削者。⑤如果宽厚地对待他们，就模糊了阶级路线，或完全放弃了阶
① 关于共产国际指示，见《红色文献》第324—327页和桑顿：《共产国际与中国 共产党，1928—1931年》，
第87—91页。与桑顿的印象相反，共产国际的这个 指示和其他指示措词含糊不清。这个指示说，在反对
帝国主义者和反动派的 战争变得激烈时，可把富农问题放在第二位。大概就是在这种限制下李立三 在1930
年夏改变了他的土地政策。关于这些法律的全文，见王健民：《中国共 产党史稿》第2卷，第357—361
页。但如认为李立三的1930年5月土地法体现了 向反对富农的激进政策的急剧转变则是错误的。因为这
部土地法不坚持消灭 富农，是符合共产国际指示精神的。
② 《毛泽东集》，第2卷，第67—69页和第47、56页。
③ 同上书，第2卷，第73—75页和179—184页。
① 王健民：《中国共产党史稿》，第2卷，第191—192页和第245—248页；《星火 燎原》，第2集，第
99—100页。
② 何幹之：《中国现代革命史》，第1卷，第143页。该书中文版比该书1960年出版 的英文版好得多。
③ 《红色文献》，第236页。
④ 前委闽西特委联席会议决议第二号（1930年6月），收入萧作梁；《中国土地革 命，1930—1934年：
文献研究》，第153—155页。
⑤ 1932年1月10日中央来信，收入王健民：《中国共产党史稿》第2卷，第508页。
级斗争。⑥
拿走富农的部分“好地”与只给富农“坏地”之间的差别似乎微不足道。
然而，有些事实却应引起注意。首先，苏区已扩大到包括市镇，苏维埃政府
下的或合作社形式的贸易体制的成长，使富农在贸易中的作用急剧下降，他
们的利益可能因动员群众而受到损害。第二，富农利用宗族关系来掩盖他们
实际拥有的土地量，以阻止土地革命彻底实施。这在1933年查田运动期间很
明显。第三，他们从孤儿、寡妇、老年人或年幼的人那里租到土地，因为他
们家中有较多的强劳力，较多的耕畜、农具和流动资金。第四，通过谎报阶
级成分，他们可能混入并控制贫农团、合作社和其他群众组织，使土地革命
和动员群众在某些地方成为闹剧。①因此从1931年起新建的中华苏维埃共和
国《土地法》接受了28个布尔什维克的阶级路线，只给富农分坏地，而没收
他们多余的农具、牲畜和房屋。②这一新的反富农路线贯彻到何种程度无从查
考。在鄂豫皖，张国焘接受了这一路线，并似乎大力推行了苏维埃共和国第
一次代表大会（在1931年11月举行）的政策。在他的苏维埃于1933年转移
到四川北部以后，他和他的同志们加强了反对富农的运动。③在其他地方，这
条新的路线只是半心半意地执行。④正是为了加速反对富农的斗争，发动了查
田运动。
查田运动
确切地讲，很难说谁应对发动这场运动负责。对于这么一件重大的工作，
说党中央未参与决策是不可思议的，而没有整个苏维埃政府机构的卷入，也
难以相信这项决议能够执行。1933年党中央牢牢地掌握在28个布尔什维克
手中，但没有人能肯定中央对基层的影响达到何种程度。另一方面，在1934
年以前，毛泽东在政府中仍居支配地位，在群众中享有很高的威信。很可能，
这场运动的开始是党的权力和毛泽东的威信共同作用的结果，是阶级路线与
群众路线的结合。①在1933年6月至9月间运动的第一阶段，显然毛泽东在
负责。接着，在10月，党中央插手，宣布了新政策，使运动中断并搁置了一
段时间，直到1934年1至2月召开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代表大会。此后，张
⑥ 萧作梁：《中国土地革命，1930—1934年》，第49页。
① 《毛泽东集》，第2卷，第166—167页；王健民：《中国共产党史稿》，第2卷，第 508页。
② 《毛泽东集》，第2卷，第259—262页；曹伯一：《江西苏维埃之建立及其崩 溃》，第192—193、495
页。萧作梁：《中国土地革命，1930—1934年》，第53页。 然而，在王明的《两条路线》（《王明选集》
第3卷第61页）中，土地交易是 准许的。按照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一次全国工农代表大会的土地政策，
地主 和富农是不许购买土地的。不久以后，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的第2号通 告，规定富农有买卖土
地的权利，但不得以垄断方式买卖土地。问题是：在苏 区什么人确实在买卖土地？什么人有钱购买土地？
见《毛泽东集》第2卷，第262 页。
③ 《明报月刊》，第40期，第98页；王健民：《中国共产党史稿》，第2卷，第262 页。
④ 关于湘鄂西苏区和湘赣苏区的经验，见王健民：《中国共产党史稿》第2卷，第 245、249—251页；《星
火燎原》第2卷，第99页。
① 郭华伦：《中共史论》，第2卷，第409—412页；曹伯一：《江西苏维埃之建立 及其崩溃》，第203—205
页；勒特菲特：《中国共产主义，1931—1934年》，第 154—184页。
闻天作为人民委员会主席，接管了这一运动。②
这一运动开始时，正值国民党第四次围剿末期，军事形势对中国共产党
有利，尽管缺粮已成为严重问题。自从1933年3月以来，已经采取了一系列
措施来打破国民党的封锁，例如建立粮食调剂处，调查各县的粮食供应情况
和禁止商人囤积谷物。③由于官员和干部的主要精力放在其他方面，苏维埃政
府还鼓励群众帮助他们耕种他们的那份土地。④最后，政府发布了开展查田运
动的命令。这一运动的主要目的并不是再次分配土地，①除非群众要求这样
做；更确切地说，它是为了在不影响生产的情况下查清尽可能多的人的阶级
出身。②政府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查出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和封建分子，同时提高
群众的热情以加强苏区对即将来临的第五次围剿的防御能力。以贫农团为
例，在某些地区贫农团徒有其名，而在其他地区，在开展这一运动前，甚至
未组织过贫农团。③
阶级成分的划分显然是个重要而又复杂的问题，特别在确定谁是富农，
谁是富裕中农的时候。按照毛泽东在1933年6月29日所下的定义，
富农一般占有土地，但也有自己占有一部分土地，另租入一部分土地的。也有自己全无土
地，全部土地都是租入的。富农一般都占有比较优裕的生产工具和活动资本，自己参加劳动，
但经常地依靠剥削为其生活来源的一部或大部。富农的剥削方式，主要是剥削雇佣劳动（请长
工）。此外，或兼以一部土地出租剥削地租，或兼放债，或兼营工商业。富农多半还管公堂。
有的占有相当多的优良土地，除自己劳动之外并不雇工，而另以地租债利等方式剥削农民，此
种情况也应以富农看待。富农的剥削是经常的，许多富农的剥削收入在其全部收入中并且是主
要的。④
人们可以想象，如此复杂的定义是难以运用的。事实上1933年8月8日党中
央的第二个决议指出了该定义造成的混乱。①随后，人民委员部承担责任讨论
土地斗争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富农被重新定为其剥削收入超过总收入的
15％。依据这一新定义，有必要重新调查和重新划分阶级。仅胜利一县，②3125
户中就有1512户从地主或富农改为中农或贫农；这样，调查阶级出身蜕化为
计算阶级出身。形势极为混乱。③
如果毛泽东的统计是可信的，这一运动到1933年9月已成功地收回能生
② 例如，所有关于查田的指示当时由张闻天发布。
③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指示（1933年3月4日），《毛泽东集》第 3卷，第195—196
页。④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指示（1933年4月14日），《毛泽东集》 第3卷，第207—208
页。①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指示（1933年6月1日），《毛泽东集》第 3卷，第223页以下。
② 《毛泽东集》，第3卷，第254页。
③ 《毛泽东集》第3卷，第223、257页；《斗争》，1934年5月24日；王观澜文， 《星火燎原》第2
集，第211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22页。
① 曹伯一：《江西苏维埃之建立及其崩溃》，第211—212页。
②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划江西省雩都县西北部与兴国县一部为胜利县，治银 坑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