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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卷-第3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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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西斯主义就是现在中国最需要的东西”。②由于法西斯主义在欧洲获得明显
的成功所产生的魅力,蓝衣社同样地提出极端民族主义、领袖崇拜、清除自
由主义和个人主义及社会“军事化”。
蓝衣社在30年代成为颇有影响的团体。他们控制军队内的政治训练,从
而有助于保证蒋介石得到这政治权力最终泉源的持续的支持。蓝衣社也涉足
于民事活动,如学校、童子军①和警察。他们提供许多,也许是大多数新生活
运动的干部。他们手中也掌握着隶属于蒋介石军事委员会的令人生畏的军事
调查统计局。②这个以戴笠为首的秘密警察组织,对蒋介石判定的敌人(从日
本人和共产党人到贪官污吏,甚至国民党内的政治对手)进行情报活动。它
参与新闻检查;还要对这10年间许多最声名狼籍的暗杀活动负责,如1934
年对史量才——上海的主要报纸《申报》的编辑③的暗杀。
和CC系及黄埔系的形成相对照,政学系全是首脑而非小卒;它的成员个
个都是显赫人物,在政权的基层没有追随者。它没有组织,或明确的领导层,
而是非正式地由一群朋友,或朋友的朋友组成的,但一般具有相似的政治见
解。政学系的两个最重要的代表黄郛和张群,是蒋介石的结拜弟兄——这种
关系在中国标志着家庭之外可能最为密切的忠诚纽带。大概在很大程度上就
是通过这种关系,政学系在蒋介石顾问小集团及主要行政官员中影响巨大。
例如由黄郛和张群推荐,蒋介石在1932年任命杨永泰为军事委员会秘书长。
在那个职位上,杨永泰——直到1936年被暗杀——是全国两三个最有权势的
政治人物之一。政学系的其他成员有王宠惠、熊式辉、吴鼎昌、张嘉璈、翁
文灏和黄绍竑。提到这些以及其他政学系成员,意在列出这个国家及政权的
许多主要人物。然而有重要意义的是,这些成员与国民党的关系充其量也不
过是微弱的。例如,黄郛甚至坚决拒绝加入国民党。他们不是政客而是专家
——经济学家、实业家、银行家、出版家、知识分子——他们不服膺任何思
想意识的教义,而是支持专门技术知识和官僚政治的专业主义。
这几个派系间的关系很复杂。每个派系都公开解释孙逸仙的三民主义,
② 《蓝衣社之组织及反满抗日之实例》,载《蓝衣社资料》,第11页。
① 中华复兴社仅在1935年后的应届高中毕业生及大学学生中发展成员;童子军限 于初中和小学学生参
加,中华复兴社未在初中和小学学生中发展成员——译 者。
② 没有军事调查统计局,应为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按: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 局前后成立过两次。第一
次成立于1935年,下设三个处:第一处由原国民党中 央组织部党务调查处改组而成,第二处由戴笠所控
制的中华复兴社特务处改组 而成,第三处为丁默村控制的邮检处改组而成。第二次成立于1938年8月,
军 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在武汉进行改组;该局所属第一处改组为中国国民党中央 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
(即通称的“中统”),该局所属的第二处改组为军事委 员会调查统计局(即通称的“军统”)——译者
③ 史量才为《申报》总经理,不是编辑——译者。
都拥护蒋介石为这个政权的领袖;可是彼此打交道有时却非常紧张,因为他
们是党内权力斗争的主要工具。例如,陈果夫和陈立夫非常妒忌政学系在行
政机构中的地位,并同他们竞争政府职位。蓝衣社把其他派系看作腐败的文
官政客;尤其敌视CC系,因为这两个派系在政治、教育及情报方面的工作重
叠,不时产生激烈的摩擦。
有意义的是,思想意识及政策上的分歧,不是这些摩擦的主要原因。虽
然这两个派系的分歧常常在政策的确定上表现出来,但是,根本问题是权力
和地位。例如,蓝衣社和CC系的分歧表现为如何执行孙逸仙的民生主义。然
而,一个前蓝衣社领导人承认,“任何'派系'斗争都不是由政策分歧引起的
斗争,而是为了饭碗的斗争”①
蒋介石知道这些党内冲突,但是只要它们不爆发为暴力行为——如1934
年蓝衣社和CC系之间的一次——他都不加干预。的确,蒋介石实际上鼓励派
系之间的竞争。因为派系间的斗争使任何一个派系不致过于强大,蒋介石从
而得以确保他对所有派系的至高权力。
国民党统治通常被认为是“保守的”。然而,这易于使人误解,因为这
个政权的领导人事实上强烈不满足于现状,他们期望骤然地,甚至“彻底地”
与中国当前的民族衰老状况分手。例如,他们赞美西方科学及工业的进步,
热切期望运用西方技术来改善中国民众的经济福利。他们也希望重建中国的
社会、政治秩序。蒋介石理想的社会模式不在中国的往昔,而是在日本、意
大利及德国独特的军国主义。他回想起他在日本军校的学生时代,声称那里
严格的兵营纪律,大体上恰恰体现了他对中国社会的理想。①他认为法西斯的
意大利和德国实现了那种理想。他羡慕地声称,“按照法西斯主义,组织、
精神和活动都须军事化……在家庭、工厂和政府机关,每个人的活动必须和
在军队中一样……换句话说,必须有服从、牺牲、严格、清洁、准确、勤奋、
保密……大家在一起必须坚定地、勇敢地为团体和国家做出牺牲”。②
蒋介石热切希望在中国创造的,正是这样一个具有严格纪律和无条件服
从领袖意志的军事化的社会形象。他在1934年发起了新生活运动,并自吹自
擂地说它能为医治中国的痼疾提供基本良方。从他下面的言论可以看出新生
活运动的目标。“什么是我现在提倡的新生活运动?”蒋介石问道。“简单
地说,就是把全国公民的生活彻底军事化,以便他们能培养勇敢敏捷,吃苦
耐劳,特别是一致行动的习惯和能力,以便能在任何时候为国家做出牺牲。”
③显然,他的法西斯主义形象实际上完整无缺地转变成了新生活运动。
然而,蒋介石及国民党领导人也尊崇儒家的道德标准;正是这一点使得
许多观察家确信,国民党政权实际上是保守的,甚至是反动的势力。例如,
蒋介石通常宣称新生活运动的目标是儒家的道德礼、义、廉、耻。蒋介石非
常敬佩晚清保守的儒家官吏曾国藩和胡林翼。而且,在蒋介石的支持下,正
式恢复了尊孔,宣布孔子诞辰为国定节日,鼓励学生和军官学习儒家经典著
① 刘健群访问记,台北,1969年5月27日。
① 蒋介石:《新生活运动之要义》,《蒋总统思想言论集》,第12卷,第110页。
② '岩井英一':《蓝衣社调查》(日文),第37—38页。
③ 蒋介石:《蒋总统思想言论集》,第12卷,第111页。关于新生活运动,见阿里夫〓德里克:《新生活
运动的思想意识基础:反革命研究》,《亚洲研究杂志》,第34卷第4期(1975年8月),第945—980
页;易劳逸:《夭折的革命》,第66—70页。
作。
国民党政权的传统主义,可以与法西斯意大利和纳粹德国提倡的古典主
义相比。也就是说,儒家思想本身不是提出的目标,而是以之作为中国民众
向新社会前进时有助于增强凝聚力的道德因素。正如CC系的一个成员所说,
儒家思想提供一个“中心信念”,没有这个信念,中国民众在政治上就会陷
于无政府状态,道德上就会陷于混乱。①于是,蒋介石常常以中国传统的惯用
语讲话。事实上蒋介石的许多方法和观点——如强调传统道德,他的教育的
政治功能的观念和杰出人物统治论——确实显示出他的现代世界的眼光十分
有限。但是他的政治目标,即一个彻底管辖起来的社会的目标,与中国儒家
的往昔并无相似之处。他要成为一个极权主义者,一心想把他的政权一直控
制到地方,使社会上的每个人都服从这个政权,达到清朝历代皇帝甚至未曾
梦想到的程度。这绝不是一个保守的理想,因为它从根本上既不同于往昔的
理想,也不同于往昔的实际。
① 方治:《民族文化与民族思想》,《文化建设》,第1卷第2期(1934年11月10 日),第20页。
国民党政权的成就
对南京10年国民党的成就看法不一。一些历史学者断定国民党人建立了
基本健全的统治制度,并为建设一个强大、民主和繁荣的国家奠定了基础—
—虽然这个充满希望的开端由于1937年中日战争的爆发而夭折。另有一些历
史学者则坚决认为国民党人建立的政府腐败无能,国民党领导人不理解他们
所面临的问题;他们对可供抉择的政治的和经济的战略一无所知。因此,根
据这种看法,即使日本人不发动侵略战争,这个政权也注定要失败。①
这些都是热烈辩论的问题;也许永远也解决不了,因为如果日本当时不
进攻中国,可能会出现什么情况,这一点就其实质来说是无法证明的。然而,
有两个事实很明显。第一,国民党人面临的任务——即扭转国家分裂的潮流
——是巨大的。第二,他们试图完成这项任务所处的环境,对成功或迅速地
解决这项任务极不相宜。经济不景气、外国侵略和内讧——这些状况大多是
国民党人无法控制的——妨碍执行有意义的改革。此外,因为南京10年的头
四年主要致力于巩固政权,他们只有大约六年的时间去完成这些改革。
国民党人显著的成就是扭转了领土走向分裂的趋势。他们在1927年取得
权力时,仅控制了江苏、浙江及安徽的一部分。由于1929—1931年的内战,
中央政府的势力威震各省军阀,从而保证了南京政府的生存;但是,中央政
府的政令在1931年仍然被限制在星座般的华中的几省或其一部分(最显著的
是在浙江、江苏、安徽、河南、江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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