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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特别好。简言之，刘说，“在华北的许多地区，乡村里的抗日统一战线主
要依赖于我们与帮会之间的关系和工作处理得如何”。①
因此，共产党势力进入敌后，首先并不依靠民族主义、社会经济计划或
意识形态。事实上，对拥有兵权的人来说，以不同的意识形态或根本没有意
识形态而以中国乡村为生，是很方便的，下面一段对孙殿英的描述说得很清
楚：
孙的一位副官对我说，“我们要有一支军队的原因是每个人都要吃饭”，意思是说，他们打
不打仗无关紧要。从这场战争开始到结束，孙在共产党人与中央政府之间周旋，甚至有一段时间
还投向日本人……当战争爆发时，他招集旧部与日本打仗。中央政府任命他的部队为新五军，总
部设在河南林县……由于与秘密帮会有联络，他到处都有关系，因此经商办事都不在话下。虽然
林县是个偏僻的小地方，但即便来自上海的商品也能买来享用。①
中共到处都把军事和政治控制视为优先于一切其他工作的基本条件。巩固
区、半巩固区与游击区之间的差别标志着这种控制程度的不同。早期的形势
可以描绘为“开放的”，这就是说社会中的个人与团体可以有多种选择，中
共无法阻止他们尝试。在这种环境下，统一战线认识到党相对软弱，于是主
要依靠劝说、妥协、渗透和教育。
另一极端是“封闭的”形势，其中中共的力量已足以限制选择，并使选
择的动机和代价向产生所要求的行为方向发展。对那些持反对态度的人，必
要时党可能施加强制性的制裁，甚至使用暴力。当这种控制取得成功并深化
时，某种政治革命就发生了，尽管在社会和经济结构上还没有任何变化。党
及其追随者正从传统的农村权力占有者手中夺取权力，但控制权的建立是一
个渐进的、不平坦的过程，受地形、当地社会及存在竞争或敌对势力的影响。
即使在最成功的晋察冀根据地，进展也是困难的。群众并不会自发地团结到
共产党一边。彭真写道：“在建立根据地时，中农、贫农和其他劳苦群众的
政治和组织的自立能力并未真正显示出来……在这些农民确实经过一些斗争
（开始主要是自上而下发动的），逐渐真正觉悟起来之后，才胆敢反抗了。”
1941年末，他终于可以说：“关于这一地区的阶级关系，我们在军事上与政
治上占有统治地位；基本群众已经站过来了，并占了优势。但在经济上，地
主资产阶级仍然明显地占有优势。”①
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史中多次出现的一个问题是某些地区是否存在某种条
件，使它们比其他地区更易接受共产党人的渗透、组织和控制。尤其是，贫
穷、剥削和社会混乱的环境是否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