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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院：《贵州省状况：自由中国的动乱》，美国国务院档案， 893。00/15300（1943年 7月27日），附件
（约翰〓C。考德威尔：《福建省情报告》），第2页。
① 高思致国务院：《孙科博士对于民主政治和计划经济的看法》，美国国务院档 案893。00/15340（1944年
4月14日），附件1，第3页：高思致国务院： 《孙科博士批评三民主义青年团现行目标和方法的讲话》，
美国国务院档案 893。00/15366（1944年4月25日），附件，第2—4页；高思致国务院：《孙 科博士对
三民主义青年团的讲演》（1944年6月7日），载《亚美杂志论文集： 中国灾难的线索》，第1卷，第
542页。
② 《复兴中国国民党建议》：战略情报局档案，L57067，1945年5月25日，第1— 4页，《新官场现形记》；
易劳逸：《失败的根源》，第101—102，109—124页。
③ 德姆鲁赖特致范宣德：《成都警察与警备司令部部队之间可能发生冲突》， 1943年4月26日，美国国
务院档案893。105/93，第2页。
底破灭，他们确信重庆政权是“毫无希望的，并且……注定要灭亡”。他们
哀叹政府不断增长的专制和镇压的倾向。①更有甚者，到1943—1944年，他
们已确信蒋介石本人是政府虚弱的根源。克拉伦斯〓高思于1944年7月报告，
甚至一年前还在坚决支持他的自由主义者，也“看不出在蒋的领导下中国还
有什么希望”。②
民盟的一批知识分子和地方军阀们，在一项旨在推翻中央政府的计划中
结成伙伴，但并不协调。共谋者们深信重庆处于崩溃边缘，他们希望避免使
用武力。他们专注于建立一个继任的国防政府作为替代。为了批准这些计划，
他们安排大约于1944年10月10日在成都举行一次国民代表大会——包括国
民党（40％）、中国共产党（20％）、民主政团同盟（20％）和其他团体（20％）
的代表。与此同时，龙云、潘文华、余汉谋和其他军事长官们商定，他们将
不再抵抗日本人，而让日本人消灭蒋介石的军队。③
这一策划最终毫无结果。如美国驻昆明的领事所评论的那样，“确实难
以想象，还会有比封建政府贵胄与激进主义者、理想主义者和实用主义的政
客们结成的成分更为复杂的一伙”。④他们没有考虑到蒋介石对其对手用分而
制之的政治机智。龙云是全部密谋的关键，他却于1945年1月退出了反蒋运
动，以换取足够装备他三个云南师的美国租借法案的补给品。后来，在日本
投降后不久，蒋在1945年10月的一次精心策划的军事行动中，剥夺了龙云
在省内的职务，并把他带到重庆，他在那里实际上被囚禁了。
虽然反蒋密谋考虑不周，但它是战争最后一年困扰国民党中国的深刻危
机的一个征兆。经济生产已急剧下降，通货膨胀失去控制，军队在日本人面
前无所作为，政府腐败，政治上的不满情绪弥漫社会所有阶层。因此，当战
争于1945年8月14日结束时，国民党中国是士气低落的和虚弱的。
① 张文实：《云南内幕》，第16、42页；兰登致国务院：《中国今后政治的发展： 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
昆明的活动》，美国国务院档案893。00/7—1444（1944年 7月14日），第2页。
② 《美国对外关系：1944年》，第492页。
③ 易劳逸：《地方政治与中央政府》，第346—347页。
④ 林沃尔特致高思：《拟议中的国防政府》，美国国务院档案893。00/15400（1944 年5月8日），第3页。
第12章 中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
1937—1945年
长期以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就认为中日战争不可避免，因为他们的
经验与思想体系使他们深信，日本对中国的扩张是由无法改变的势力推动
的。中共反复申述，“目前形势的主要特征是日本帝国主义要将中国变成殖
民地”。中共还认为不应回避这场战争，并在1935年年底以后就要求尽早共
同抗敌。毛和他的追随者知道，在一场中日战争中，他们可以作为爱国者要
求得到一个合法的、受人尊敬的和自主的地位。他们确实想要求在精神方面
起领导作用。除此之外，对他们只有另一种可能，那就是必然把他们排除在
外的中日和平，而这种和平可能以牺牲他们为代价。抗战的每一次拖延都使
国民党赢得可以用来继续进行剿共战争的时间。每一次拖延也使东京和南京
有时间可能达成某种进一步的和解，可能包括共同的反共行动，这正是日本
外相广田曾于1936年8月建议的。
人们无须指出，停止内战、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和抵抗日本也都对中共
有利，而责难中共的诚意。与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的镇压号召相比，中
共的政纲更符合中国城市人口的心态，其中包括学生、知识分子、很大一部
分资产阶级和许多工人。统一
笔者要对陈永发和格雷戈尔〓本顿精心而有见识的建议表示感谢。战线
政策在上述社会集团中，甚至在一些有影响的国民党派别中，都很有说服力，
以致蒋介石于1936年12月25日在西安被扣两周获释后所作的停止内战及对
日采取较强硬态度的决策中，统一战线也占重要份量。
Ⅰ战争初期，1937—1938年
西安事变后几个月中国共双方代表达成的协议，在1937年8月13日上
海开战后于8、9月间公诸于众。这些协议奠定了战争初期国共关系的基础，
并在整个战争期间名义上保持有效。中共同意：（1）为实现孙逸仙的三民主义
而奋斗；（2）停止武装暴动、苏维埃运动与强制没收地主土地三项政策；（3）
取消现存的苏维埃政府；（4）取消红军称号，并将军队交与中央政府指挥。作
为回报，国民党允许中共在几个重要城市设立联络处，出版《新华日报》，
并指定代表参加它的两个主要咨询机构。公民权利扩大了很多，政治犯被释
放了，并给新近“统一起来”的地区与军队发放薪金，以补助其行政与军事
开支。①
战争的爆发改变了所有中国党派的政治和军事环境，并迫使中国共产党
人从根本上重新考虑他们的一切重要政策、战略和战术。在战争头一年半时
间内——从卢沟桥事变到1938年11月六中全会——党中央面临的主要问题
是：
1。统一战线，特别是中共与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关系问题。
2。军事战略和战术，包括与国民党军队和其他军队协同作战的问题。
3。领袖和领导权问题，特别是毛加强他对张国焘（1938年4月逃向国民
党）和王明（陈绍禹的化名）的地位的努力。
在这18个月中，决定政策和围绕它们而展开的争论在党的几次重要会议
上公开化了（见表15）。到1939年初，这些问题已得到澄清，虽然并未完
全解决，而在这些领域内以后的种种发展都可以回溯到这个基本点。此后这
样高层次的政策讨论会的次数大
表15 主要的共产党会议（1937年7月—1938年12月）
洛川会议。陕西洛川，1937年8月20—25日。主要议题是作为全国体系一部分的政治与军事改
组；对国民党的态度；以及统一战线政策。
党的积极分子会议。延安，1937年11月12日。刚从莫斯科回来的王明出席的第一次会议。议题
是评估上海和太原失守后的军事和政治形势。
政治局会议。延安，1937年12月9—13日。1934年1月五中全会以来政治局成员到会最全的一
次会议。进一步讨论国民党统一战线和军事政策。
政治局会议。延安，1938年2月27日—3月1日。虽然此次会议鲜为人知，但与毛相左的观点似
乎占了上风：武汉阵地防御战，运动战，以及继续筹备七大。
六届六中全会（扩大）。延安， 1938年9月29日—11月6日。 1928年六大与1945年七大之
间党的领导层出席最广泛的一次会议。所有悬而未决的问题都在这次冗长的一系列会议中得到
了讨论，并产生了大量重要文件。
大减少；甚至1942年的整风会议和1945年4—6月的七大也只宣布政策而不
辩论政策。这种现象无疑反映了毛主义领导权的巩固，但决不表明党内已经
达到一致和充分和谐了。
① 到1940年为止，据说每月补助行政费10万元及新给番号的八路军的三个经 核准的师的维持费50万元。
见詹姆斯〓P。哈里森：《通往权力的长征：中国 共产党史，1921—1972年》，第279页和引用的资料。
对国民党的态度：统一战线
统一战线政策自1935年12月中共正式通过起，就被认为是对所有愿意
注意并响应它的人的号召。对这样做的人，中共不论在实质上还是在精神上
都愿做出实质性的让步，只要不损害党的基本原则以及党对这一运动的最终
控制。在以后几年中，统一战线的范围稳步扩大，而它的运用也更为复杂。
早在1939年10月，毛泽东就认定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是中国革
命的三个基本问题，对它们的正确认识相当于从整体上正确领导这场革命。
即使在宣布与国民党联合时，中共仍然要问：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否只限于国共两个党的呢？不是的，他是全民族的统一战线，两个党
仅是这个统一战线中的一个小部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统一战线，是
工农商学兵一切爱国同胞的统一战线。①
争论集中在，或者说，围绕着两党关系的精神，共产党是否会遵从国民
党对它的限制以及它将如何全面服从这个名义上的上司的命令。在战争的头
几年，这些争论染上了派别斗争和人际冲突的色彩，以致很难把事实与辩解
分开。在公开场合，共产党的声明赞扬蒋介石与国民党的领导，并保证全面
的团结与合作，但这种保证含糊而不具体。他们提出种种建议而不是批评，
这些建议大都与进一步政治民主化、群众动员之类有关。
在与国民党的统一战线问题上，毛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