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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实的那样，解放以后的社会主义现实也使他难以承受；他于1966年混乱的
“文化大革命”开始时自杀或被杀。老舍有一次写道，他“是个善于说故事
的，而不是个第一流的小说家”。“我的温情主义多于积极的斗争，我的幽
①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第153页。
① 埃文〓金（罗伯特〓沃德）的《骆驼祥子》英译本以《人力车夫》的书名出版，在美国成为畅销书。但
是，埃文〓金把他自己的“喜剧结尾”塞进小说。最近的两种英译本保持原作的悲剧结尾，见让〓M。詹姆
斯译《人力车》和石小青（音）译《骆驼祥子》。
默冲淡了正义感。”①然而恰恰由于他的悲剧式的观点，宽厚、仁爱和带有机
智和幽默的色彩，才受到政治信仰不同的所有中国读者的热烈欢迎。尽管老
舍出身满族并曾短期旅居伦敦，他却一直被当作最受欢迎的“人民”作家之
一而为人们怀念。②
30年代最受欢迎的小说家，尤其是在年轻读者当中，毫无疑问是巴金。
他的《家》曾被誉为“现代中国青年的圣经”。③《家》和巴金的声望是一种
只有从历史角度才能分析的现象，因为尽管其著述丰富，但巴金并不是一位
完美的作家。他用迸发的激情弥补了艺术技巧的不足。《家》的故事在很大
程度上属于自传式的叙述，基本上是“新青年”的故事。高氏兄弟三人，显
然代表五四时期反抗“封建”社会的年轻知识分子的三种突出类型。该书出
版于1933年，是在狂热追求五四运动目标的十年之后，所以几乎注定会迅即
名噪文坛。巴金在某一点上讴歌了整整一代人的苦闷和狂喜，这一代人经历
了五四时期的欢快。这一时期巴金的大多数长篇小说——《爱情》三部曲以
及由《家》组成第一部分的《激流》三部曲，沐浴着五四的余辉，尽管流行，
但从某种意义上讲已经过时了。反传统以及个性解放的战斗已经获胜，而30
年代早期的左派运动则要求一套不同的政治信仰。虽然城市知识分子中形形
色色的爱情和革命，继续出现在巴金、蒋光慈以及许多次等作家们的笔下，
但到30年代中期，创作的重心逐渐转移到城市激进青年以外的题材上。与同
时代人的主要作品相比，巴金热情奔放的小说读起来幼稚得令人颇觉困惑，
在思想和艺术深度上都有欠缺。到1947年巴金出版《寒夜》，说明他作为小
说家已充分成熟时，个人创作的全部传统——20年代与30年代的遗产，几
乎已走到尽头。
在这个时期众多的短篇小说家中，最杰出的两位当推张天翼和吴组湘。
他们两人都投身于共产主义事业，然而没有屈从于思想体系的诱惑。
夏志清认为，张天翼在他最佳的小说里，“往往保留了人性真象的一种
广度，这在一般作家教诲人道主义的时代，实在难能可贵”。夏又说，“同
期作家当中，很少人像他那样，对于人性心理上的偏拗乖误，以及邪恶的倾
向，有如此清楚的掌握；不仅如此，还进一步的具备一种讽刺性和悲剧性的
‘视景’”。①为了以“严格的现实主义”传达这一人类真理，张熟练地运用
朴实的口语，并巧妙地调动矛盾冲突，作为一种刻画阶级不平等的艺术手段。
例如，在他的短篇小说《二十一个》中，他准确地抓住了士兵与军官之间的
矛盾冲突。张在他著名的长篇小说《春风》②中，将一所小学作为阶级压迫的
缩影加以刻画。这种讽刺显得愈加强烈，因为作为中国社会的一个断片的教
育机构，应当是最少腐败的。然而在张的故事里，教师们凶狠而狭隘，而来
自富裕家庭的学生成了教师压迫穷苦学生的帮凶。
① 引自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第1卷，第232—233页。
② 关于老舍的研究，见西里尔〓伯奇：《老舍：自我幽默的幽默作家》，《中国季刊》第8期（1961年10—12
月），第45—62页；兹比格涅夫〓斯卢普斯基：《一个中国现代作家的发展》；兰比尔〓沃赫拉：《老舍
与中国革命》；和胡金铨：《老舍和他的作品》。
③ 关于巴金的研究，见奥尔加〓兰：《巴金和他的作品：两次革命之间的中国青年》。《家》出版以来曾
印刷23次（李牧：《三十年代文艺论》，第202页）。又见西德尼〓夏皮罗译的《家》的英译本。
①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第223页。
② 张天翼的这部小说，连同吴组湘的小说《樊家铺》和其他，收入夏志清编《20世纪中国小说》。
这样，张天翼在这篇小说以及其他小说中，得心应手地描绘了仗势欺人
和紧张的人际关系，展示了他对人类恶行的真知灼见，而这些行为最终归咎
于社会的大环境。在这一点上，他与另一位坚定的左翼作家吴组湘有共同之
处。吴的笔法很少带有张的滑稽或者讽刺色彩，但是它具有“大胆的象征”
与“猛烈的挖苦”的内在力量。①例如，在《官宦的补品》中，一个地主的孱
弱的儿子确确实实依靠农民们的血液和乳汁而活了下来。在《樊家铺》里，
作者大胆地把贫与富、势利与苦难之间的明显差别，表现为母亲与女儿之间
一场生死冲突。②他把那位母亲刻画为一个长期生活在城市，并吸收了雇主的
剥削思想的守财奴，从而发出了即使在血亲之间，也存在阶级对抗这样最强
烈的富于戏剧性的宣言。为了强调其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吴设置了杀母的悲
剧性高潮，并让读者作出自己的判断，这位农家妇女谋杀生身母亲是无罪的
吗？吴就这样通过迫使读者作出肯定的裁决，点出了迫切的经济需要这个关
键问题。
吴组湘采用耸人听闻的手法，当然不是为了这种手法本身。在这个“左
翼作家当中农民小说的最初实践者”③的作品中，悲剧的强度突出了他对革命
事业的强烈的政治使命感。然而，像茅盾和张天翼一样，吴组湘与其说是热
心于革命的前途，不如说是革命前的痛苦与磨难的现实，尤其是在乡村群众
之中，使他苦闷。吴组湘的作品是小说界一个新趋向的代表。比较有良心的
左翼作家，已不再能躺在上海咖啡馆的安乐椅中当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哲学家
了。虽然他们大多数仍住在城里，但他们的注意力逐渐转向乡村；越来越多
的作家开始表现乡村题材。根据来自台湾的一个国民党学者的表格，在30
年代小说的三个主题——乡村的状况、知识分子以及抗日爱国主义之中，乡
村主题支配了大多数作品。①这些研究结果清楚地表明，五四的主观个人主义
——集中于城市知识分子个人思想情感——的直接遗产被赋予一个社会取
向，这是随小说的范围扩展到农村，以及“现实主义”获得真正的乡村韵味
而出现的。
一种新的文学流派正在逐渐呈现——“地区文学”，作者力图摄取一个
特定的农村地区——常常是作者家乡的泥土气息和地方色彩（乡土）。一大
批创作可以归入这一范畴。除吴组湘的小说、张天翼的某些作品和茅盾的农
村三部曲（都以长江下游的乡村为背景）外，我们还发现这样一些突出范例，
如沈从文关于中国南部和西南部的作品（《边城》以及他关于苗族人的故事），
老舍以北京为背景的长篇小说（一种以乡土用语描绘的城市环境），以及沙
汀（关于四川西北部）、艾芜（关于云南）、叶紫（湖南西南部的村寨）和
其他许多作家的短篇小说。在所有这些作品中，对“大地”的强烈的爱是与
敏锐地意识到社会经济危机结合在一起的。由于大多数作家确实来自他们在
小说中所刻画的农村地区，他们对自己生长环境根深蒂固的热忱，使乡村的
艰辛和苦难变得愈加悲切。在有些情况下，例如沈从文对乡土的怀恋，是由
①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第282—283页。
② 关于1919—1949年吴组湘的小说和其他许多作品的英译文，见刘绍铭、夏志清、李欧梵编：《现代中国
短篇小说和中篇小说，1919—1949年》。
③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第286页。
① 李牧：《三十年代文艺论》，第201页。
作者对城市居住环境感到强烈不安和生疏引起的。②在另一些情况，如茅盾和
吴组湘，乡村几乎被有意识地描绘成为城市罪恶的牺牲品；西方帝国主义的
经济势力从沿海城市对中国农村的掠夺，令人们痛苦地想起革命行动的必
要。但是无论他们的动机如何，中国城乡之间的显著差距——这个20世纪
30年代的社会经济危机的根源，被这些与国民党政府格格不入的文学界的知
识分子痛苦地观察到，并生动地表现出来。这样，他们的乡村文学无论是讽
刺的，田园牧歌式的，现实主义的，或鼓动性的，事实上几乎都成为对那个
极少注意改善人民生活的政权，表示抗议和不满的文学。
日本人在1931年侵占了东北三省（满洲）。随着一群流亡作家从东北抵
达上海，这种新型的地区文学的政治重要性得到了有力推动。这些年轻作家
处于迅速席卷全国的爱国主义旋涡之中，他们身为日本侵略的最早见证人，
几乎一夜之间便成了名人。他们的作品描绘了遭到异族霸王蹂躏的东北乡
村，为地区文学带来了新鲜感和生命力，并且在流行性和知名度上几乎取代
了城市风格的“无产阶级文学”。
这个东北作家群的领袖是萧军，他的长篇小说《八月的乡村》除了是第
一个战争小说的样本以外，还以第一部被翻译成英文的中国当代长篇小说而
闻名。①这部长篇小说在鲁迅的支持下于1934年出版，它的简洁的艺术结构
得力于法捷耶夫的《毁灭》。但是如鲁迅在序言中评论的那样，“＇它＇严肃，
紧张，作者的心血和失去的天空，土地，受难的人民，以至失去的茂草，高
粱，蝈蝈，蚊子，搅成一团，鲜红的在读者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