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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的表述似乎给人一种印象，即就文学政策而言，专横的周扬主张较
多的自由，而反权威主义的反对派反而赞成较为严格。但就文学实践而言，
情况恰恰相反。鲁迅和茅盾坚持革命作家应有创作自由，而周扬则把它看作
“一个危险的假象”。因此，隐藏在他们互相抵触的口号后面的，是文学的
政治委员与有创造力的作家之间观点上的基本分歧。对周扬这个出类拔萃的
文学政治委员来说，中共的统一战线政策是凌驾于包括艺术创造在内的其他
一切事情之上的。作为作家，鲁迅和茅盾更加看重为革命目标而写创造性的
作品；他们坚定地相信，有良心的艺术家不应当放弃他们的人格完整，或失
去他们的创作特权。他们对一个自封为党的代言人强制推行这种新的“党性”
深感怨恨。周扬的所作所为尤其令鲁迅生厌，因为周不是致力于进一步巩固
左联，而是将其解散，并命令坚定的左翼作家向右转！
最后，鲁迅被徐懋庸的一封来信所激怒，采取了行动。徐在信中彬彬有
礼地提醒鲁迅注意，他的两个追随者胡风和黄源的“诈”与“谄”。徐还直
言不讳地指责鲁迅，煞费苦心地把一个左翼口号引入联合战线，“是错误的，
是危害统一战线的”。鲁迅遭到一位昔日追随者的年轻作家申斥责问：此人
对人物和时局的判断是否公正，这对自负的鲁迅来说是一种极大的侮辱。鲁
迅收到徐懋庸的信后几乎立即回了长信，将积忿毫不客气和毫无掩饰地倾泄
出来。他坦率地揭露了反对者们的“诈”：“中国文艺家协会”的宗派主义，
徐懋庸的狡猾，尤其是周扬、田汉、夏衍、阳翰笙——“四条汉子”阴险帮
派的诡计，他们是真正躲在徐懋庸的问罪信后面的人。①
显然，鲁迅的怒气直指周扬在文学上的“独断专行”及其“行帮习气”
的行径。“国防文学”这一口号遭到批评，更多是由于其“宗派主义”的含
意（特别是按照周扬的权力主义的解释），而不是由于理论上的错误。鲁迅
表示他从来不认为这两个口号是相互对立的；他的看法是“民族革命战争的
大众文学”这一说法“意义更明确，更深刻，更有内容”。它能够补充和纠
正“国防文学”这个口号的含混之处。在一篇访问记中，他宣布“民族革命
战争的大众文学”可以作为一个“总口号”，在这个口号之下，也可以允许
“国防文学”等其他策略性口号存在。茅盾复述了鲁迅的论点，但给它一个
更加稳定的焦点。他解释说，“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应当是左翼作家
创作的口号，而“国防文学”可以作为表征所有作家之间关系的一面旗帜。①
鲁迅的新口号当然是中共的领导者们始料不及的。但对这样一位显赫的
“同路人”的彻底表白又不得不予以尊重，否则更多的指责将意味着公开承
认统一战线的失败。这显然是除周扬以外的党的其他领导人所得到的结论。
① 林淙编：《现阶段的文学论战》，第334—349页。
① 林淙编：《现阶段的文学论战》，第315、342页。
早些时候，在1936年4月，冯雪峰作为来自延安的中共的联络员已回到上海。
他没有与周扬联合，被旧日师长的论点所说服，并选择了鲁迅的立场。鲁迅
发表反驳徐懋庸的长文以后不久，冯写了一篇最猛烈的批评周扬的文章。他
在文中重复了茅盾和鲁迅率先提出的指责，即周扬的高压独断倾向导致了对
其他作家“关门”的有害宗派主义。冯指责说，周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因
为他在“国防文学”与“汉奸文学”之间，强制推行一种先声夺人的二分法；
这与三年前他在“第三种人”的论争中，机械地将所有“非无产阶级文学”
排斥为“资产阶级文学”的作法如出一辙。依照冯的判断，周最严重的错误
是他拒不关心要求“创作自由”的呼声。“在三年前，……没有积极地联合
各派为创作自由而斗争，没有最大限度地在批评上承认‘创作自由’，当然
是错误，即在三年后也应当承认的”。冯总结说，在这个迫切需要动员所有
作家投入抗战的时刻，周扬强加规约性‘条件’的作法“大大缩小了抗日的
战线”；而他无视创作自由的论点，清楚地显示他已经习惯充当“土皇帝”
的角色了。①
然而，冯雪峰在这场对周扬最嚣闹的指责中流露出来的个人怨恨，在党
代表的处理权上反映并不良好。据夏济安说，冯在上海处理不当使他受到中
共的审查（他最终于1957年遭到他的老对手周扬的清洗）。但是中共的领导
人之一陈伯达，感到文学界两个口号的争斗应该休战。他仍肯定“国防文学”
的有效性，但同时承认“对于这个口号的态度并不一定要大家一致”（这给
周扬一个轻微的挫折）。出于对鲁迅观点的尊重，陈对另一口号给以同等的
颂词。陈在一篇圆通的综述中宣称，“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应当属于
国防文学的“左翼”，因为它是“国防文学主要的一种，一个本质部分，同
时也是国防文学的主力”。②
可以说，两个口号之争是在10月初（鲁迅于1936年10月19日逝世前
不久）正式告终的。当时包括茅盾、鲁迅、郭沫若、巴金和林语堂在内的20
名作家（周扬派缺席引人注目）签署了一份联合宣言，号召所有作家——不
分新旧、左右，为了“救国的目的”组成统一战线。两个口号都未被提及，
但是由鲁迅、茅盾、胡风和冯雪峰大力倡导的创作自由的原则最终得到确认。
① 《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第1卷，第567—575页。
② 《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第1卷，第561—564页。夏济安：《黑暗之门： 中国左翼文学运动研究》，
第125页。
文学创作与社会危机
一系列思想上的争论使30年代早期的文坛风波迭起，但这些争论未能激
发出大量的文学创造力。似乎在思想领域里叫得最响的作家往往最缺乏创造
力。瞿秋白、周扬、冯雪峰、梁实秋、胡秋原和其他理论家，并没有足以使
他们增光的创作。其他高谈阔论的作家，写出的是些质量低劣的贫乏的作品。
举例来说，蒋光慈靠一本畅销的小说《冲出云围的月亮》赢得了读者的欢迎，
这本小说在艺术上堪称是当时最糟糕的作品之一。①甚至精力旺盛的鲁迅，有
时也因未能写出更多与早期短篇和散文诗一脉相承的抒情作品而引为憾事。②
虽然左翼的思想家们常常左右视听，少谈意识形态但决非没有信仰的作
家们，却为新文学遗产做出了重要得多的贡献。30年代一些最具创造力的作
家——茅盾、老舍、吴组湘、张天翼、巴金、曹禺和闻一多都是左倾的。但
他们左的取向，主要是日益受到社会政治环境影响的个人良知与艺术敏感的
一种表达。另有一小部分人——李金发、戴望舒、冯至，大多是诗人，不太
关心政治。他们的作品尽管影响不大，但往往在艺术上较左翼作家更有新意。
主要由于这些有创造力的作家们的努力，30年代的小说（主要是长篇小说）、
诗歌与戏剧才出现了繁荣的局面。到日本入侵前夕，因作家们作为执着的艺
术家日臻成熟，中国现代文学已处于真正文学“复兴”的边缘。但是这种正
在兴起的创作潜力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战争使现代派诗歌的众多试作突然
夭折；战争为小说家们的精力另辟途径，离开其主要的文学课题。只有戏剧
作为战时宣传的一种手段，在重庆和日本占领下的上海，作为逃避主义的娱
乐而繁荣起来。扼杀这个时期艺术创造的真正罪犯，不是国民党（其高压措
施培养了非常有助于创作力的批判精神），也不是共产党（由周扬执行的党
的文学控制政策，对有创造力的作家几乎没有明显的影响），而是日本人。
1937年侵略者的炸弹和炮火，几乎在一夜之间毁灭了文学环境。
我们稍后将讨论战争给文学造成的创伤，但首先我们必须注意文学创作
的四种萌发模式：杂文、小说、现代诗与话剧。
杂文
“杂文”——“多种多样的小品文”，或者用瞿秋白的外国名词来说，
“feuilleton”的流行，受到文学领域中意识形态论战的直接影响。就学说
争论以及社会批判和文化评论说，杂文是一种最有效的形式。在这种体裁上，
鲁迅是无可争辩的大师。
鲁迅写短篇小说伊始，就同时着手试写杂文。他的杂感首先发表在《新
青年》，而后发表在《语丝》上，将自由流畅的散文（用白话写成，但夹杂
文言词句）与灵活的内容结合在一起。虽然他的杂文如大多数研究鲁迅的学
者所注意到的那样，①大多针砭时弊，语含讥刺，但他的方法却绝不是狭隘的
① 这部小说出版后五个月内印刷六次。见塔戈雷：《现代中国的文学论战，1918—1937年》，第71—72
页。关于蒋光慈生平和著作的分析，见夏济安：《蒋光慈现象》，载其《黑暗之门：中国左翼文学运动研
究》，第55—100页。
② 冯雪峰：《回忆鲁迅》，第23页。
① 关于鲁迅杂文艺术的详细分析，见戴维〓E。波拉德：《鲁迅的杂文》。
功利主义的。尤其在他1930年前写的杂文中，社会评论家的批判睿智，常与
自成一家的随笔作家的炽烈敏感融为一体。在他对中国文化和社会罪恶的教
诲式的攻击背后，潜藏着对中国人集体精神的阴影的高度主观探求。散文与
诗歌，教诲与激情，尖刻的愤世嫉俗的才智与炽烈的富有感情的心灵的交互
作用，表征了鲁迅的最佳创作，包括他的杂文。随笔、散文、诗歌与短篇小
说形式上的区别，在鲁迅头脑中，不像西方学者可能期望的那样界线分明。
鲁迅毕生的著作卷帙浩繁，除译作外，每篇的共同特性是简练。他的头脑中
也许塞满了从未理出头绪的、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