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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次汇报会上，有三个人心情最为复杂、沉重：一是张体学，另一位就是周恩来，还有一位便是从“牛棚”里“解放”出来的林一山。
为了鼓足干劲上葛洲坝，张体学在京城可谓“踏破铁鞋”，并亲自在周恩来面前立过军令状：“葛洲坝出了问题，我把脑袋挂在天安门城楼，向全国人民谢罪。”如今呢，前期施工要报废，已花费资金二亿六千万元，被周总理斥之为“挥金如土”。周恩来承认：“应该准备一年。我们当时不想马上上，就是你们急得不得了，认为机不可失。最积极就是张体学，还有一个曾思玉……曾思玉从朝鲜回来，等着不走。我们想，人家不走，总是有些道理。听了汇报，我们也同意了。如果我们硬是不同意，也搞不起来的。可是，主席看出来了，在批示里面，”赞成兴建此坝“，是不泼冷水。然后说：”现在文件设想是一回事。兴建过程中将要遇到一些现在想不到的困难问题，那又是一回事。那时，要准备修改设计。“”
周恩来强调：“长江出乱子，不是一个人的事，不是你的事，也不是我的事，是整个国家，整个党的问题……建国20几年了，在长江上修一个坝，不成功，垮了，是要载入党史的问题……”
事实上，张体学未因葛洲坝前期工程的失败而掉脑袋，因为纪登奎、李先念、周恩来乃至毛泽东，都“赞成兴建此坝”，把它视作三峡工程的“实战准备”。
难题留给了林一山。林一山是三峡工程主战派，葛洲坝的反对派。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中央批准了，就不反对了”，实际上是服从，不是赞同。周恩来责令他主持葛洲坝工程方案设计，他说是“外交辞令”：“三峡工程作了多年设计，而葛洲坝是没有设计，名曰修改设计，实际上是重新设计。”今天，当我们站在葛洲坝面前，谁都会为该工程的设计和施工感到骄傲吧？但是当年，肩负重任的林一山曾经为此付出了多少心血啊！
在湖北陆水，有一座与葛洲坝枢纽构造相同的“模拟工程”，是葛洲坝的缩影。而葛洲坝枢纽本身，只应该是后三峡工程而建，作为三峡工程的“反调节水库”而存在，才能充分发挥其经济效益。这是因为：三峡大坝距西陵峡出口南津关长达30多公里的河道，会发生水流波动，影响航运安全——三峡电站低负荷运行时，下泄水量很小，过往峡谷的船只会因水深不足难以行驶；而一旦三峡电站满负荷运行，下泄水量陡增数万秒立方米，无异于发出小洪水，过往船只将遭遇“灭顶之灾”。为了改善这一区间的航运条件，专家们才提出在南津关下游修建葛洲坝低坝，抬高水位20余米，既保航运亦可发电，两全其美。
但先修葛洲坝，问题就复杂化了：先修葛洲坝，它就成了独立工程而面临洪水、泥沙两大难题的挑战。先三峡而后葛洲坝，这两大难题不存在；后修三峡先建葛洲坝，葛洲坝所要解决的难题，将要在三峡“重演”：因为三峡工程位于葛洲坝上游，而且工程难度会更大，原本是水上作业的区域，今天成了“水下作业”。
追今抚昔，我从葛洲坝这本书里读出了下列文字：
没有张体学的努力和实干家的气魄，便没有葛洲坝；
没有周恩来的“实战演习”构想和当机立断，也没有葛洲坝；没有林一山的忍辱负重，同样没有葛洲坝！
●葛洲坝：“中国的新长城”
读葛洲坝这本大书，不可以“囫囵吞枣”。
如今乘船入川或由川入汉入沪，均须通过葛洲坝巨型船闸。无论你入闸还是出闸，定会想入非非，惊叹新中国的伟大成就。葛洲坝三座船闸的通航能力，近期为2500万吨，远期为5000万吨。其一、二号船闸下闸首人字门，单扇面积就相当于两个标准兰球场，堪称“天下第一门”：万吨级船队可通过这两座船闸，直抵重庆或武汉。
葛洲坝二江泄水闸，每逢汛期，便营造出“雪浪飞虹”的人间奇景，令游人留连忘返：李先念主席在世时参观泄水闸，很久很久都舍不得离开哩，何况一般老百姓！
应该承认，泄水闸是葛洲坝这本大书的重要章节，读之既感到酣畅淋漓，亦感到心情沉重。1981年1月2日，大江截流前夕，赵紫阳代表党中央国务院视察泄水闸时，可没有我们如今这种雅兴。当年，他最耽心的就是泄水闸能否在主汛期来临时，安全开启喧泄上游洪水：因为二期大江工程尚在围堰的襁褓中，泄水闸发生意外，整个枢纽将被洪水毁于一旦……由27个闸孔组成的钢铁大闸，单孔设计流量为3000秒立方米。总泄水量为8000秒立方米，它与电站及排沙底孔、大江9孔冲砂闸和三江6孔冲砂闸联合运行，可喧泄千年一遇，类似于1870年（同治年间）那样的110000秒立方米特大洪水。转瞬之间，10多年过去了，泄水闸经历过20多次大于45000秒立方米洪水考验，安然无恙。象1981年那场百年不遇的72000秒立方米特大洪峰，虽令全国人民忐忑不安，但泄水闸无愧于中国闸的称谓，葛洲坝在特大洪峰排山倒海般逼近之时，泄水闸疑聚12亿个祝福齐声呐喊，吓得长江恶龙驯服低头夺路而逃……
泄水闸的确是新中国的骄傲。每年每年，数以千计万计的炎黄子孙不远千里万里奔赴葛洲坝，不就是为了一睹泄水闸，船闸和巨型电站的风采么？新中国三代领导人，少有不到葛洲坝的；许多国家的元首访问中国，亦少有不到葛洲坝的。这是因为：总投资为48。48亿元的整个枢纽主体工程，从设计、施工到运行管理，全部是“自力更生”。
如今，每当我步入两座巨型电站厂房，无论是眺望整齐排列的21台机组，还是凝眸面对其神经中枢——中心控制室的扇状模拟屏，内心总难以平静。作为一期工程而率先投产的二江电厂，而今已基本实现无人值班，任何情况下的运行工况，电子计算机都能应付自如，且快捷、准确无误。大江电厂自1988年投产以来，其计算机应用着眼未来，走的是“拿来主义”路线，14台机组联网实现微机管理的日子已为期不远，。十多年来，葛洲坝电厂已累计发电1500亿千瓦时，创利税近40亿元，偿还国家基建贷款近20亿元，葛电人可以自豪地宣称：我们用自己的双手，已赚回了国家对整个工程的全部投资！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标记。葛洲坝作为新中国水电建设的里程碑，在80年代，已享誉世界，被洋人誉为“中国的新长城”。
一个时代亦有一个时代的局限性。我们把葛洲坝这本历史的书藉挪到2000年来读，也许已不那么耐人寻味了。因为那个年代，三峡工程那部更大更厚的时代巨著，读起来会更加引人入胜。这不是悲剧，而是历史进步之必然规律。
客观地说，读葛洲坝这本大书，对历史的局限性之认识亦并非肤浅。试举一个关于水轮发电机组设计容量的例子，我们既可从中看出前辈们的拘谨和远忧：二江电厂1号和2号机组，额定功率为17千瓦，而后的3号至21号机组，统统是12。5万千瓦，难道这一数字的更改是专家们的疏忽？
不，绝对不是！
葛洲坝乃低水头迳流电站，机组容量虽有限，但体积却大得惊人。1号和2号机组制造，当初分工由哈尔滨电机厂和东方电机厂各负责一台。每台机组制造出来后，其整体重量达到3000吨，若用东风卡车载重量计算，得用600辆才能拖动。于是有关领导和专家，耽心这样的庞然大物安装在葛洲坝，出了问题有损中国形象。他们最放心不下的是钢材质量，这在当时的条件下是无可指责的，因为那个年代讲求的是“收不到粮食收思想”。于是，经国家有关部门批准，葛洲坝尚未制造的后19台机组，一律由17万千瓦改为12。5万千瓦。这样一改，总容量减少数10万千瓦，其总的发电量亦减少了许多。而事实上，1号、2号机组运行状态非常好，年年丰水期，都能超额定负荷而达到18。5万千瓦哩。这个帐若细算，是一笔数额非常可观的财富啊，岂不冤哉！
思前瞻后，埋怨是可笑的行为。正如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一样，葛洲坝同样并非无可挑剔。但葛洲坝建设的伟大实践，本身创造了许许多多的中国之最和世界之最，读这样的宏篇巨制，作为中国人，你不感到莫大的欢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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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华盛顿的电波
1989年3月2日，《美国之音》向全世界播发了一条来自中国首都的消息：“中国智识阶层重要人物正在发起一场运动：反对三峡工程……反对者认为：三峡工程修建以后，受库区淹没影响，将会有一百几十万人无处安身……”
真的么……造谣吧？
不，没有造谣。1989年早春的首都，的确有不少人对三峡工程发难：断言三峡工程一旦上马，将会给库区人民带来毁灭性的灾难。更有甚者，《光明日报》记者戴晴不辞劳苦在半个月内主编出版了一本小册子，书名叫《长江，长江——三峡工程论争》。
何谓论争？
说得白一点，就是持不同态度的意见。什么是不同态度？反对是也。
1980年3月，李锐曾以水电部副部长身份接待过美国政府水电代表团，同他们认真交换过有关三峡工程的意见。有趣的是，那位团长——田纳西流域管理局董事会主席戴维·弗里曼先生，回国后大肆向美国人吹嘘：“在中国，我们成功地扼杀了三峡工程……”而当他在美国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