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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有许多东西需要学习。有些人要比其他人优秀和聪明得多，但是经验似乎表明，几乎没有一个人比其他人优秀和聪明到这种地步，以致能永远对他们滥用权力而无所顾忌。相反，最优秀、最聪明的人是这样的，他愿意本着探索的精神深入到最卑微的人中间去，弄清他们需要什么，为什么需要，然后再为他们制定法律。在充分承认领导的必要的同时，必须承认完美的领导艺术在于获得群众的自愿的、心悦诚服的、有识别力的支持。
因此，个人会在极其不同的程度上对社会意愿作出贡献，但是民主政治的论点是：形成这样一个意愿，亦即扩大对一切公共事务的兴趣，本身就是一件好事，更为甚者，是一个证明其他好事合格的条件。但是，兴趣的扩大不是民主政体所创造的，如果兴趣既不存在，也不能使之存在，那未，民主就是一个空的形式，甚至比无用还糟。另一方面，凡是兴趣存在的地方，建立责任政府就是其发展的首要条件。即使如此，它也不是唯一的条件。现代国家是一个巨大而复杂的机体。一个选民感到自己迷失在无数选民之中，他对当代各种复杂重大的的问题一知半解，意识到他投的一票对解决问题的作用是多么微小。他需要的支持和指导是同他的邻居和工友组织起来。例如，他能理解他所隶属的工会的事务，也能理解他的小教堂的事务。它们与他有切身关系。它们影响他，而他感到他也能够影响它们。通过这些兴趣，他接触到一些更大的问题——一项工厂法案或教育法案——在处理这些问题时，他会作为一个组织的一分子进行活动，这个组织的投票表决力量集中起来将是一个不容忽视的数量。他认识到了自己的责任，而认识责任乃是一切政府的难题。社会兴趣的发展——这就是民主政治——不仅依靠成年人的选举权以及当选立法机关的优势，而且还依靠各种使个人同集体联系起来的中间组织。这就是多种理由之一，为什么目前在我国被中央化官僚机构摧毁了的权力下放和地方自治是民主进步的要素。
民主政治的成功取决于选民对给予他们的机会的反应。但是，反过来说，给选民机会必须是为了唤起反应。实行民主政体本身就是一种教育。在考虑给哪个阶级、哪种性别或哪个种族以公民权时，着眼点是该阶级、该性别、该种族对这种责任可能作出的反应。它会有效地参与研究公共生活的问题吗，或者会不会是消极的投票材料，完全受不负责的政客的摆布？这个问题是正当的，但是人们极容易按照他们在没有公民权的人当中发现或自以为发现的淡漠或无知从比较不利的意义上来回答。他们忘记了，在那个方面，给公民权本身可能正是必须用来的唤起兴趣的刺激物，而当他们为容许无知的、不负责任的、甚至容易被收买的选民在政府中有发言权的危险所打动时，他们就容易忽视使社会上一部分人处在公民责任圈予以外这一起抵消作用的危险。政府的实际工作必然影响它同所有生活在其领域里的人的关系，同时自己也必然受这种关系的影响。要很好地适应的活，它至少必须考虑到全体人民中每一个阶级的特性和境况。如果有一个阶级是没有发言权的，结果政府在那个程度上就是不了解情况的。不仅仅是那个阶级的利益会受到损害，而且甚至就最好的意愿来说，在处理它时也会犯错误，因为它不能力自己说话。非官方的发言人会自命代表它的观点，也许会获得不应有的权威，仅仅因为没有办法对他们进行审查。因此，在我们中间，报纸一贯代表舆论是一回事，投票处的冷酷无情的算术最后宣布舆论结果又是一回事。只有选票才能有效地把沉默的公民从叫喊者和幕后操纵者的暴虐中解救出来。
我断言，存在着迟钝或无知并非是撤销责任政府或限制选举权范围的充分理由。必须有一种有凭有据的观点，认为政治上的无能是如此根深蒂固，以致扩大政治权利只会使能力较强的人当中一部分不大道德的人容易发挥不应有的影响。例如，在有色人中白人农场主实行寡头统治的地方，总是容易使人怀疑有色人普遍享有选举权是否是一种获得正义的可靠方法。可能存在这样一种经济和社会条件，“有色”人只能照他的主子吩咐的那样去投票；如果要让所有的人都享有基本权利的话，一种像我们的某些直辖殖民地所实行的半专制制度倒可能是最好的。另一方面，一个统治阶级或统治种族最害怕的是没有公民权的人吵吵嚷嚷地要求政治权利，而对于一个民主主义者来说，这恰恰是在缺少直接经验情况下相信他们适宜行使公民责任所能有的最有力的理由。民主主义者欢迎没有公民权的人所流露的不满，认为这是觉醒中的对公共事务的兴趣的最好证据。官僚们最害怕社会最终分裂，民主主义者却一点都不怕，因为经验已向他充分证明自由、责任和正义感所具有的愈合力。再者，民主主义者不能是一个单单为自己国家着想的民主主义者。他不能不认识到国与国之间复杂微妙的相互作用，这使得民主政治在每一个地方的成功或失败都影响到其他国家。近年来，最使西欧自由主义欢欣鼓舞的，莫过于亚洲国家的政治觉醒的迹象。到昨天为止，白种人成为世界其余地方主宰的最终“命运”似乎是不可抗拒的。其结果可能是，无论民主政治在一个西方国家内发展得多么快，它永远会遇到这个国家与其属国关系中的相反原则的对抗，而这个矛盾，凡是悉心研究我国政治体制的人都不难看出，是对国内自由的一个持久威胁。亚洲从君士但了堡到北京的觉醒是当代最伟大、最有希望的政治现实，而当英国外交部与其他国家合谋把波斯自由扼杀在摇篮里，为了最无情的暴政利益而粉碎一个白种民族的自由时，英国自由党人却不得不袖手旁观，这对他们来说真是奇耻大辱。
民主主义的事业是与国际主义的事业息息相通的，这种关系是多方面的。今天，民族的骄做、愤怒或野心席卷公众的头脑，转移了对国内进步的全部兴趣。明天，一种恐慌心理又起了同样的作用。利用公众感情已成为一门艺术，两个大党都不以为耻地加以利用，军事理想占据了人们的头脑，军费把公共资源消耗殆尽。另一方面，其他国家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等方面的进步又对我们自己在这些方面的进步产生影响。我们的商业对手在工业立法方面的落后早就成为反对我们自己在这方面继续前进的论据。相反，当它们超过我们时，就像它们现在经常是的那样，我们可以向它们学习。在物质上，世界正在迅速地成为一体，它的统一最终必然在政治制度中反映出来。老的绝对主权学说已经过时。今天一些较大的国家展示一种政府里有政府、权威被权威限制的复杂制度，并非不可能的未来“世界国家”必须奠基于一种自由的民族自主，就像目前英帝国内加拿大或澳大利亚所享有的那样充分和令人满意。民族争胜将较少地表现在扩大领土或计算兵舰大炮总数的欲望上，而更多地表现为努力扩大我国对文明生活的贡献。正和我们在我们的城市生活的新生中发现一种市民爱国精神，对地方大学感兴趣，对地方工业的规模感到自豪，对曾经创下犯罪和贫穷的可耻记录、如今死亡率在全国最低洋洋得意一样，我们作为英国人将较少关心我们的两艘无畏级战舰可能敌不过德国同样一艘战舰的问题，而更多地关心我们在发展科学、教育和工业技术方面是否比不上德国的问题。当我们从国前人为地引起的、极其虚伪的民族自卑心理恢复过来时，我们甚至将学会对我们作为一个国家对统治艺术、对已经创造出现代文明和正在改造现代文明的思想、文学、艺术和机械发明作出的特殊贡献感到骄傲。
自由主义支持民族自治和国际平等，就势必与通常表现的帝国主义观念发生冲突。但这并不是说自由主义对帝国作为一个整体的利益、对白人中普遍有的统一感情、对四分之一人类承认一面旗子、一个最高领导这一事实所包含的潜在价值漠不关心。就实行自治的殖民地而言，今天的自由党人必须面对科布登以来形势的变化，这种变化和我们在其他方面看到的变化没有什么两样。今天的殖民帝国实质上是老的自由主义所创建的。它建立在自治基础上，而自治是现存统一感情由之产生的根源。我们当代的难题是想出一套办法来更具体生动地表现这种统一感情而不损害它所依赖的自治权利。迄今为止，“帝国主义者”总是按照自己的方式处理问题，并巧妙地利用了有利于母国的阶级优势和反动立法的殖民地舆论或表面的殖民地舆论。但是殖民地当中包括世界上一些最民主的社会。它们天然对之表同情的不是保守党，而是联合王国最进步的党。它们赞成地方自治，它们在社会立法方面起表率作用。因此，那里存在着一种民主联盟的政治条件，英国自由党人应予以重视。自由党人可指望使他的国家成为一批自治的民主社会的中心，其中一个社会作为与其他讲英语民族大国连接的天然纽带。新的统一的基本机构开始在帝国议会中形成，其任务是调节帝国各不同部分之间的利益以及组织共同防卫。这样一种联合对世界和平或自由事业都不是威胁。相反，作为一种共同感情的天然结果，它是朝一种不包含对自治理想进行反击的更大的团结前进的步骤之一。它是“世界国家”的规模宏大的样板。
国际主义为一方，民族自治为另一方，是一种社会心理发展的基本条件，这种心理是与形式相对立的民主的实质。但是关于形式本身，最后还必须说几句。如果形式不合适，意志就无从表达，如果没有适当的表达，意志到头来就会遭到挫折和压制，陷于瘫痪。在形式问题上，民主统治（无论是人民直接统治还是代议政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