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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问起国家对乡村村支书的新政，譬如让村支书也进入行政序列，可以有行政级别，拿公务员工资等政策时，还没等乡党委书记回答，我们的村支书就叫起来：“哈，那也是个形式，一个乡最多一两个，基本上都是那种富裕村，或者是镇上的村子，根本轮不到一般的村支书。”我这才知道，在吴镇，只有镇北的村支书当上了公务员，还是通过重重关系才实现的。当我们的村支书这样夸张地表现自己的不满时，乡党委书记只是微微笑着，并没有表现出特别的不满，或特别去阻止，那神情，就好像一个江湖老大在看着自己的小弟耍酒疯，既是一种亲密关系的认同，同时，也是地位身份的强调与清晰化。
晚上回到哥哥家，和父亲、哥哥谈起对村支书的印象，哥哥说：“这货就是敢干，有霸气，敢拍板，敢花钱，会走关系。”父亲非常愤怒：“呸！”朝地上吐了一口唾沫说：“说得可是，拿着老百姓的钱不心疼，可劲儿花。别听他在那儿表扬自己，有恁难，那他咋还干恁起劲儿？你叫他自己说说，村里卖路的钱到底用到哪儿了？他敢来对质？老百姓一分没花着，只见他吃吃喝喝。说起这些时，父亲的脸都涨红了，青筋往外努着。这个倔老头，保持着一贯的民间作风，对村干部总是有挑剔。
但也可以看出，即使村干部真的为村庄出了很大力气，费了很大的心，村民并不领情，因为，在村庄里，他们仍然享有特权，有特权就会被认为可以牟私利。这一点如果不解决，中国农民与村干部、与政府之间的矛盾仍然不会得到根本性的解决。
县委书记：农村正在渡过一个危机期
我的故乡之行得到了县委书记的大力支持。在与他的交流中，我对国家的许多政策及宏观的现代乡村政治有一个基本的了解，也使我的调查及思考有了多个层面、多个角度的视野。
县委书记最早是乡村民办教师，是一个具有人文气质和知识分子情怀的学者型官员，对中国县域经济有独特的认识与思考。因从基层一步步干上来，他对乡村问题、政策与民生之间的矛盾都有非常独特的体会和见解，也敢于发表自己的看法，具有中原人特有的文学情结和励精图治的抱负。从他的言谈和治县方针中，可以感受到他想改革乡村现状的愿望与决心。我听过他的政府报告和在学术会议上的报告，他是难得的一个不讲空话、具有思辨意识和现代观念的领导。他的城区改造、生态经济、村庄整治、四加二工作法，不但改善了整个穰县的外在生态环境，提高了农民的参政意识，从最根本上讲，也使得农民的生活观念慢慢走向现代化。但是，现实的积弊太深，每一种想法落实到实践上，都有种种的变形，这些使得他的许多想法被架空。许多项目、设想、规划在各种力量的牵制下，会变得面目全非。但县委书记是一个非常坚韧的人，按他的话说，一项一项、一步一步地做，总会有效果。
为了使问题及内容清晰化，我以问题的方式把他谈的主要内容呈现出来。
作为一个长期在基层工作的干部，您怎么看待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国家的农村政策及农村问题？
毫不夸张地说，中国农村在发生一个大的转折。从整体上看，中国的改革都是从农村开始，这以分田到户为标志。生产队的集体性质，大队、人民公社的体制被基本摧垮。文学作品中浩然的《金光大道》是人民公社“一大二公”体制的最典型代表。
1980、1983、1984年，是农村生产力极大释放的几年，人们普遍能够吃上白馍。中央先后发了三个“一号文件”，解放了农民，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说也奇怪，那几年老天也帮忙，风调雨顺，年年丰收，农民基本没有什么负担。后来，一些问题出现了，慢慢地，原来在集体时期的公共设施全部被毁掉，过去集体的水利设施、拖拉机，都卖光了。但是，不能否认的是，党的农村政策极大地解放了农民在土地上的生产力。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们党在农村政策的要点是沿着两条主线推进的：一是物质上保障农民利益；二是政治上尊重农民的民主权利。
接着国家开始提出发展乡镇企业，允许小商品生产、提高粮食收购价格、发展个体私营经营，进一步强调完善统分结合的家庭承包责任制等。统分结合，统，土地是集体的，所有制的性质不能变；分，就是土地承包到户，家庭经营。从实践效果上看，不少地方统的功能减弱了，分的功能强化了，小生产者和大市场的矛盾日趋增多。在这期间，发生了许多有影响的事件，比如山东蒜苔事件等，还有化肥厂倒闭，最典型的是洛阳拖拉机一段时间卖不出去了，人们一下子懵了，找不到方向。
八十年代可以说是农村政策的过渡期。八十年代中后期到九十年代末期，一方面小平“南方谈话”，国家市场经济逐渐形成，产业结构、就业形式发生变化。前面整个时期是以土为主，现在是以“出走”为主，整个社会出现了大动荡、大变化。
出门打工挣钱带来家庭结构的小型化与分散化。三个儿子在不同地方打工，从不同的地方寄钱回来。并且，有的在外地买房、租房，小孩也接到当地上学，传统的宗族式家庭慢慢在解体、消散。另外，这一现象也促使农村产业结构的变化。农村专业化、商品化特征慢慢形成，校油泵、卖小磨油，不少农民成了商品生产者，成了市场主体，形成了就业方式的多元化，造成了村落结构的大变化。
九十年代，农民负担日趋加重。三统五筹，三统：工资，公积金，公益金；五筹：修路，计划生育，农村教育，民兵训练，统一防疫。国家规定，农民人均收入的百分之五上交，为了解决统分结合的“统”字。规定农民的七个义务工，十个积累工。后来，为了变通，提出“以资抵劳”，结果是，农民又出工又出钱。还有农业特产税、生猪屠宰税等，这都给乡村干部提供了向农民要钱的借口，说是据实征交，但无法操作。乡里常常是先定一个数目，然后收钱，越来越厉害，乡村干部的权力越来越没有约束，很随意，农民负担被层层递加。那几年干群关系矛盾极其尖锐，全国各地每年都发生因乡村干部收缴粮款，农民或喝药、或上吊死亡的恶性事件。农村的情况越演越烈，不少地方发生群体性甚至是对抗性事件，或者干脆外出跑得你找不着。
整个九十年代农民负担逐渐加重。2004年我刚来，调研之后发现，县里有十几个乡镇承包田没有落实，地分不出去。老百姓说，一到种地的时候，村支部书记临时卖地，一亩地一百二十块，谁种谁掏钱。大多数人不种，不种地可以不交钱，也不用从外地回来，不影响打工。我到乡里去，一个五十多岁的妇女对我说，我们再种地，就种到监狱里了。我说为啥种地会种到监狱里，她说：“你想，我们这儿地多，一个人三亩地，一亩地一百二，有时上交一百五，三亩地得四百五，五个人得二千多块，还不说村里像割韭菜一样随时要钱。没钱交的话，村支书就把我们的印章收了，瞒着我们拿到信用社去贷款上交，签我们的名。贷款到期后还不起，信用社到法院起诉。这时候，法院、派出所的人就拿个手铐一晃一晃来了，你要不还钱就带走，不就是种地种到监狱里了吗？”所以，过去有很多撂荒地。因为不种地，可以以此为理由不交提留款。
1992年到2002年，农民与基层干部的矛盾到了极其尖锐的时候。一边出各种条令收钱，一边又三令五申减轻农民负担，相互矛盾。每年都发生一些恶性事件，追究一批基层干部责任。有一年，我与当时的一位省级领导一起吃饭，说到这个问题，我提出自己的看法，应该反思一个问题：为什么全国的基层干部都犯同一个错误，从东北到海南、河南、湖南？为什么基层干部会和群众形成对立？乡村干部也是和老少爷儿们一块长大的，也有感情，不是天生的“南霸天”。如果这个不转折，那是天也没门。说老实话，这个时期真正对农民利益有所保护的，是那种落后的干部。那种老得奖的，肯定是对农民逼得狠的。有一个村支书收了六万多的提留款，村内各种事务花了，没有给乡上交。上面来查，后来还把支书送到检察院，但他自己也没使上，是村里花了，欠债、盖校、吃喝招待等，花光了。后来关了一阵又把他放了，现在他也天天告状，认为自己的案子是冤案，不依不饶。
2002年开始提出税费改革。当时我说这个事弄不成。因为按中央有关部门原来的设计方案，基本上是“这一窝水和这窝泥”，你的所有收入管所有支出，像咱们这样的财政穷县根本不行。当时民间有一个顺口溜：四大家带着公检法，为收四毛八（烟叶税）。下去逼农民种烟叶，因为烟叶特产税比较高。这是没办法的办法。
当时我就对来采访的新华社记者说，请他们给中央建议：要么转移支付，要么改变税制。否则税费改革难以推进，教师谁养活？有位新华社记者跟我讲，他去延安采访，一个支书说：“你能把这个事呼吁到中央，让中央把老师的工资发了，我在这儿给你立个碑。”我建议他采访时找研究农业税制的专家探讨，一个是中央政策研究室、国务院研究中心，二是大学或专门机构研究全世界税制的专家。结果，他说，一采访大吃一惊，当时财政部没有一个完整的机构管理农业税制问题。
一篇报道说，某个县的教师一个人分半亩地，算是工资。后来，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的一个同志自己坐火车到那里暗访三天，对记者说：“我暗访的情况比你采访的情况更严重。”中央根据实际状况做了政策重大调整。过去人们把农民负担这些问题一股脑归结到基层干部身上是不客观的，他不知道是基层干部在艰难维系着地方政权的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