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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加科学、更易接受的思想，否则又有什么资格嘲笑他们呢？要实现这一点，我们之间应该是互动的。”她经常举例说明，在实验过程中往往会发生一些事先无法预料的事情。“即使在一个组织完善的实验站进行的大麦试验，也有可能因为拖拉机手的一时鲁莽而前功尽弃——他为抄近路赶回家喝茶而压了实验地块。”
30年代末期，坎利夫在伦敦经济学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学习统计学。在那儿的那段时间是令人激动的。当时，许多学生和一些教授志愿到西班牙去参加反法西斯的西班牙内战，而一些著名的经济学家、数学家及其他学科的科学家，为逃避纳米德国的迫害来到英国，很多人就在坎利夫所就读的学校得到一个暂时的教席。当她完成学业，走入社会时，全世界依然处在大萧条之中。唯一能找到的工作是丹麦的培根公司（the Danish Bacon pany）。她写到：“在那里，用得上数理统计的地方极少，尤其我又是一个女性统计学家，所以在人们的眼里就更加古怪了。”随着二战的来临，她开始参与食品的配给工作，而刀子的数学才能也因此变得有用起来。
在战争结束两年后，她作为志愿者在被战火毁坏的欧洲做救济工作。她是第一批进入荷兰鹿特丹（Roterdam）的人。当时德军正在投降，当地的居民都在忍饥挨饿。在贝尔根－贝尔森（BergenBelsen）集中营的受害者被解救出来不久，她就前去给予帮助。她在英国占领区的难民营努力完成了工作。当坎利夫离开志愿者工作时，她已变得身无分文。她找到两份工作，一份是政府食品部下属的油脂部，另一个是英国的吉尼斯本酿造公司（the Guinness Brewing pany），她选择了后一个工作。回想一下前面第3章提到过的以“学生”作为笔名发表论文的威廉？S？戈塞特，在坎利夫到吉尼斯之前，他已经在吉尼斯酿造公司建立了统计部。坎利夫是在他死后10年才到吉尼斯公司的，但在吉尼斯，他的影响力仍然很大。人们都很尊敬他，一直都还依据他所创立的实验原则进行科学工作。
统计学在吉尼斯
吉尼斯公司的员工们一直依赖自己的产品。同时为改进自己的产品，一直坚持搞实验。他们
从不停止实验，以努力生产水平如一的产品。因为制造啤酒的原料总会受到气候、土壤、啤酒花、大麦不同的影响，还要尽可能地降低成本。人们也许知道也许不知道，由于对自己产品的自负，1929年之前他们没有做过任何广告。吉尼斯的人认为，吉尼斯的啤酒是能喝到的最好的啤酒，应该靠质量而不是广告去卖酒。至于那些没喝吉尼斯啤酒的人，只能为他们感到惋惜，而不是向他们打广告！直到我离开公司时，他们还是这个特性。
坎利夫描述了她第一天来到吉尼斯时的情景：
到都柏林来“实习”的生活，就如同在德国时一样自由而又充满刺激。一天早晨，当我出现在都柏林酿造公司专管女职工的女主管面前时，只见她一身黑衣，领口镶着一圈花边，用鲸骨撑着……，表情严肃，她告诉我，能被选来吉尼斯工作是一种殊荣，并提醒我应该穿长筒袜，戴帽子。如果在走廊里有幸碰到某一位“酿造师”——公司的重要人物，不管认识与否，都要低头为他让路。
这就是1946年，妇女在等级分明的吉尼斯公司的地位。
坎利夫很快就证实了自己对公司的价值，并深入到公司在爱尔兰的农业实验中。她不喜欢一天到晚坐在办公桌前分析野外科学家采集来的现成数据，而是到野外实验基地去，亲自了解实验的动态。（任何一个新任的统计工作者都应该以她为榜样。一个令人惊异的事实是，那些比实验室普通员工高出好几级的高级管理者们，他们所做出的实验结论，往往是与实际不符的。）
不知有多少个阴冷潮湿的清晨，刚刚7点钟，我便来到啤酒花实验园。虽然又冷又饿，但那是在参与“至关重要”的实验。我之所以要用“至关重要”这个词，就是因为如果统计学家本身都不重视这样的实验，那么又怎能调动起实验参与者的激情，使他们做出最佳贡献呢？但是，作为一个统计学家，我们必须学会灵活机动，要能适应转辗于各种不同类型的工作。或许我们得帮助一个生物学家进行新酵母菌的实验；去帮助一个农业专家完成另一项实验——了解以一种特殊饲料喂养的家畜的粪便变化情况；与病毒学家讨论为纽卡斯尔（Newcastle）病毒研制的新抗体；去协助一个医疗官员评估麦芽储藏中的灰尘对人体健康的影响；去给一个正在进行传送带实验的工程师提些建议；试着将统计的排除论（queuing theory）应用到职工餐厅的管理上；或者去协助一个社会学家验证他的群体行为理论。
以下是一份为产业界工作的统计学家的典型协作类型清单。根据我本人的工作经验，我们要与之打交道的人包括化学家、药理学家、毒理学家、经济学家、临床医生、经营管理者（我们为他们开发运筹模型用于决策）。可以说，数理统计方法的应用无处不在，作为数学模型专家，统计学家可以与任何领域的人合作，为他们提供服务。这也许就是统计学家的工作之所以迷人的原因之一。
非预期的变异
在坎利夫的演讲中，她指出，最大的变异还是来自现代人类本身。
在吉斯尼期间，我很高兴负责组织对啤酒的品尝实验，对于吉尼斯啤酒这一美好饮品的发展来说，这无疑是一项非常有意义的工作。通过这些实验，我开始认识到，人在不可能没有偏好，没有偏见，没有最感兴趣的事，但这也正是让人着迷的地方。我们都有喜好的某些数字、字母、颜色，实际上，我们都是特别迷信的。我们都有非理性的行为。在我的记忆中，曾开展过一次大型的有关啤酒温度的实验。让一些人在不同室温的环境中品尝不同温度的啤酒，以判断人们对不同温度啤酒的喜好程度。当时，一些身着白色制服的人跑上跑下地送酒，啤酒则放在不同温度的水桶中，每个桶里都配有温度计。实验场所一片喧嚣，啤酒用不同颜色的瓶盖来辨认。最后实验惟一明确的结果是，受试都只在意瓶盖的颜色，他们不喜欢黄颜色瓶盖的啤酒，至于啤酒的温度，几乎没人注意！
坎利夫还讲述了一个检验小号啤酒桶容量的事。这些桶是手工制造的。需要检验它们的容量以确定其尺寸是否符合规格。进行检验的女工首先称一下空桶的重量，然后再将桶中灌满水，称一下装满水的桶的重量。如果桶的重量比标准的少3品脱以上，或多7品脱以上，则都作为不合格品退回去返工。作为进行质量管理程序中的一部分，统计人员负责检查合格品与不合格品的报表情况。在检查满桶重量的记录图时，坎利夫发现，刚刚在合格线以里的桶数目过高，而刚刚在合格线外的桶数目过低。为此她到现场了解工作条件，发现女工必须将挑出来的不合格品堆放到旁边的一大堆桶上，而合格品只需放在传送带上即可。于是她建议把女工的座位加高，工作时只需将挑出来的不合格品直接踢到脚下的箱子里即可。结果发现，报表上反映的合格率，很快趋于正常水平。
坎利夫后来成为吉斯尼统计部的主管。1970年，她被调到英国内务部（the British Home Office）调查局，这个单位负责警察、法院和监狱的监督工作。
在我刚来的时候，这个单位主要从事与犯罪有关的工作。说老实话，我在吉斯尼公司所从事的是十分精确、精心设计、透彻分析的统计工作，而这里要做的都是些社会学家，有时是心理学家的工作，在我看来是一个空泛的世界。我丝毫没有贬低内务部调查局研究人员能力的意思。但是无论如何，使我震惊的是不同的工作原则：设立一个零假设，制定细致详尽的实验设计方案，抽取足够的样本数量，进行小心谨慎的统计分析，做出详细的评估结果，所有这些都是我长期做过的，到了社会学这个领域，却都变得微不足道。
在刑事犯罪学这一领域的主要研究工作，就是积累长期的数据资料，进行分析，以发现公共政策对其可能的影响。如有一项分析是针对男性囚犯进行的，即研究不同刑期的男性囚犯出狱后两年内重新犯罪的概率有多大。分析结果清楚地表明，刑期越短，重新犯罪的概率越高。从而作为一个证明：长刑期可以把惯犯从街头清除。
坎利夫并不满足于重犯率与刑期间简单对比的数表。她要进一步分析数表背后所隐藏的东西。这种明显强关联关系主要是刑期在三个月之内的犯人重犯率高，经过仔细检查，这些人“几乎都是些年老的、处境悲惨的、精神不正常的人，他们被精神病医院拒之门外，所以才一次又一次地反复犯罪后再进监狱。”而统计表所反映的数字，实际都是这同一拨人，被当作不同人重复统计，才将短期犯罪的重犯率夸大了。统计表中的另一个极端表现是，刑期在10年以上的犯人出狱后只有15％的人又重新犯罪。坎利夫认为，“这里有一个很大的年龄因素，一个很大的环境因素和一个很大的犯罪程度因素。刑期长的都是些犯大案的人，他们出狱后重新犯同样大案的可能性也不大了。”因此，在她用两个极端的情况将数表调整这后，重犯率和刑期间明显的关系消失了。
坎利夫说道：
我认为，即使所谓单调的内务部统计仍然是很迷人的，……对于我来说，统计学家的工作就是阅读数据，并质疑它们为什么会是这样的？……我今天晚上来此的想法很简单，就是想告诉人们，数字是很有趣的，如果听众当中有人感到枯燥，那是我们没有表述好，或者因为数字本身的问题。不过，根据我在内务部的统计工作，我要说，数字一点也不枯燥。
坎利夫谴责政府官员中的一种不良倾向，他们在决策时没有仔细研究阅读手头的数据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