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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这种趋势的结果是，统计学家完全放弃了应用，躲回到大学校园和其他研究机构中，以其他学科的名义从事统计研究。柯尔莫哥洛夫、N？V？斯米尔诺夫（N。 V。 Smirnov）、V？I？罗曼诺夫斯基（V。 I。 Romanovsky）以及其他很多人，都正式地离开统计学，变成数学家了。一个很有趣的例子是E？斯卢茨基（E。 Slutsky），他本来是世界知名的计量经济学大师，结果连他也放弃统计学，改行去做天文学研究……。依照官方的观点，统计学变成了为政府制定国家经济计划的工具，当然它是一种社会科学，或换句话说，是一种阶级科学。其中的大数定律、随机离差思想，以及其它任何属于统计学的数学理论，都被当成是错误通论的构成元素，而遭到清除。
不只是官方的观点制约了统计学的发展。斯大林依赖一个大言不惭的生物学业家特罗菲姆？D？李森科（Trofim D。 Lysenko），他拒绝接受遗传学的基因理论，声称动植物的遗传特征可以由环境来塑，毋需藉由遗传。那些想遵行费歇尔的成果以数学方式研究遗传学的生物学家都受到排斥，有些甚至入狱。当教条的理论降临苏联统计学界时，由中央统计局和它的下属统计局报出来的数据，也越来越受质疑。在中央计划之下，乌克兰与白俄罗斯共和国的肥沃农田，都变成泥泞的荒地，一大堆粗制滥造的机械成品根本不好用，支离厂矿的消费品由工厂流出来，也根本派不上用场。苏联甚至连填饱老百姓的肚皮都存在困难。唯一有效进行的经济活动是黑市交易。然而，中央政府依然捏造出虚假、乐观的统计数字，真实的经济活动水平被许许多多的经济增长率的比率指标所掩饰了。
此时，一些美国数学家，像诺伯特？维纳，则开始利用柯尔莫哥洛夫和亚力山大？亚？赫因强（Alexander Ya Khintchine）所提出的随机过程定理，强化美国的国防事务，而美国国家标准局的沃尔特？休哈特（Walter Shewhart）与其他人，则向美国工业界展示如何运用统计方法来控制产品投师。此外，美国、欧洲及一些亚洲地区的农场，作物的产量都在飞速提高。相反，苏联的工厂仍在生产一些没有用的东西，他们的农业依然无法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
直到20世纪50年代，尼基塔？赫鲁晓夫（Nikita Khrushchev）开始掌权，官方理论的控制开始放松，开始尝试把统计方法应用在工业与农业上。不过，官方的“统计”仍然是充满了假的数字与精心制作的模糊内容，而尽全力试图出版的应用统计学期刊，结果也只是不定期地出了几期而已。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末期，苏联政府与它的中央计划经济制度完全解体，俄罗斯工业界才有机会大量采用现代统计模型。
也许这件事给大家都上了宝贵的一课。
第15章 “小人物”之见解
弗洛伦斯？南丁格尔（florence Nightingale）是英国维多利亚时期的传奇人物。与她打交道的国会议员和军事效仿视她为一个令人头疼的人物。一般人只把她看作是护士这个行业的创始人，一个温文尔雅、具有自我牺牲精神照料病人的护士。其实，是个很有使命感的女人，同时她也是一位自修成功的统计学家。
南丁格尔的一个使命是，强迫英国军方在战地开设医院，为战场上的士兵提供护理与医疗照顾。为了支持她自己的主张，她曾埋头于研究堆积如山的军事档案。后来，她带着一系列令人瞩目的资料与图表出现在皇家委员会面前。在这些资料和图表中，她指出在克里米亚战役（Crimean War）期间，英军死亡的主要原因是在战场外染上疾病，以及战场上受伤之后没有得到及时的照料所致。为了展示她的相关数据与资料，她还发明了饼图（pid chart）。和这些愚钝而又不学无术的军事将领打交道，南丁格尔感到很疲惫，于是她就会躲到艾文顿（Ivington）小村去住上一段时间，在那里，她总是会得到她的好朋友大卫一家人的欢迎。当年轻的大卫夫妇喜获千金时，还用她的名字为女儿命名，取名叫弗洛伦斯？南丁格尔？大卫（Florence Nightingale David）。南丁格尔的充沛精力和创造精神似乎也传给了这位同名的女孩（她一生以F？N？大卫的名字出版了10本书，在科学期刊上发表了一百多篇论文）。F？N？大卫在1909年出生，5岁的时候，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中断了她受教育的正常进程。由于住在偏僻的小乡村，大卫一开始接受的教育是当地牧师办的私人学堂。这位牧师对这个小弗洛伦斯？南丁格尔？大卫的教育有一些奇特的想法。他注意到这个小女孩已经学过一些自述知识，因此就开始教她代数。他发觉她已经学过英文，因此就开始教她拉丁文和希腊文。到她10岁的时候，大卫才转到普通学校接受教育。
到了大卫该上学的年龄时，听到大卫想要读伦敦的大学学院（University College，London），她的母亲大吃一惊。这个大学学院是英国哲学家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创办的（边沁的遗体经过弄干保存，如今还穿着正式的衣服展示在学院的回廊上）。这个学校是为“野孩子、异教徒，及不愿信奉三十九条教规（即英国国教基本教义——译者注）的人”而设立的，因为在该校创办之前，进入英国所有大学的教师和学生都必须信奉英国国教。就在大卫准备进大学的时候，大学学院还是不信奉英国国教的新教徒的温床。“那时，母亲对我要到伦敦大学学院念书……总觉得不光彩、不正当，诸如此类。”因此，她最后进了伦敦的贝德福德女子学院（Bedford College）。
很久以后在一场录音谈话里，她对哈佛公共卫生学院的纳恩？莱尔德（Nan Laird）教授透露，“我非常不喜欢贝德福德学院，但我倒是很喜欢每晚到剧院看戏。如果你是学生，你就可以花6便士到维多利亚剧院看一场戏……我当时过得非常快乐。”她接着说，在学校里，“有3年时间我只学数学，其它什么都没学，但我很不喜欢这样。我甚至不太喜欢学校里的人，可能当时我很叛逆吧。不过我并不怀念那段大学岁月。”
她在学校里学了这么多的数学，毕业之后能用来干什么呢？她想当个保险精算师，但当时这个行业只招男性。有人建议她去找大学学院中一位叫K？皮尔逊的教员，该教员研究的事情可能与精算或此类事情有关。于是她就来到大学学院，“我直接就去找了K？皮尔逊。”皮尔逊挺喜欢她，给她一笔奖学金让她继续学业，并且做他的研究生。
为K？皮尔逊工作
在为K？皮尔逊工作期间，大卫做的主要事情是计算一些复杂和困难的多重积分问题，以及计算相关系数的分布。这项工作使她写出了她的第一本著作《相关系数表》（Tables of the Correlation Coefficient），这本书最终在1938年正式出版。在那些年里，刀子所有的计算工作都是靠一架名为“布伦斯维加”（Brunsviga）的手摇式曲柄计算机完成的。“我估计我大概摇了那架计算机两百万次……我常常碰到机器卡住这种倒霉的事，在我学会使用长针（来解决机器卡住）之前……这个机器一卡住，你只好跑去告诉教授，于是他就会数落你一顿，非常令人懊恼。所以有很多次，机器一卡住我就悄悄溜回家，没告诉他。”虽然她很钦佩皮尔逊，而且在他晚年大半的时间都陪着他，但在20世纪30年代的早期，大卫还是相当怕皮尔逊的。
大卫也是个很大胆的女孩子，常骑着摩托车参加越野赛。
有一次我撞上了一堵16英尺的高墙，墙头上还有玻璃。我被抛向半空中，伤到了膝盖。有一天我在办公室，心情沮丧，此时正好威廉？S？戈塞特进来。他说，“你以后最后改玩钓鱼吧。”因为他自己是个钓鱼的高手。他邀请我到他家中。在他亨敦（Henden）的家中有他、他的太太和几个孩子。他教我钓鱼，待我很亲切。
当J？奈曼与埃贡？皮尔逊开始形容费歇尔的似然函数时，大卫也在该大学学院，老皮尔逊认为埃贡研究的东西毫无意义，因此相当不悦。埃贡怕苦恼老爸，所以没有把他们第一份研究论文交给他父亲的期刊《生物统计》发表，反而与奈曼一起筹创另一份期刊《统计研究纪事》（Statistical Reserch Memoirs），共经营了两年（F？N？大卫在上面发表了好几篇论文）。后来K？皮尔逊退休，埃贡接替他的父亲担任《生物统计》的主编，这时才把自己办的期刊停掉。
当这个“老家伙”（当时大家都这么称呼K？皮尔逊）被自己的儿子和费歇尔取代时，大卫当时也在。当年轻的J？奈曼刚开始做统计研究时，大卫就在那里。她回忆说，“我认为，20世纪20年代至1940年间是统计学界生机勃发的时候，而我则从一个小人物的视角见识到了各路统计精英。”
大卫称K？皮尔逊是个绝对的演说家。“他讲得太棒了，你只能静静地坐在那儿，沉浸在他的演说中。”他对学生提问题打断他的讲话很耐心和宽容，即使有人指出他的错误也不要紧，他会很快纠正错误，然后继续讲下去。但另一方面，她觉得听费歇尔的演讲“是一件可怕的事，我什么都听不懂。我很想问他问题，但是当我真的提出问题时，他一看我是个女生就不屑回答我。”因此，她就坐在一个从美国来的男同学旁边，一有问题就推他的手臂说，“问他！问他！”“每次听完费歇尔的演讲，我总要上图书馆呆上三五个小时，想弄清楚到底费歇尔讲了些什么。”
1933年，K？皮尔逊退休，F？N？大卫继续跟他做研究，成了他唯一的研究助理。大卫写道：
K？皮尔逊是个非同寻常的人。他已经70多岁了，但还整天工作，研究某些问题，有时候甚至会到早上6点才离开学校。有一次，当他正准备回家而我也正准备回家时，他对我说，“今晚你可以把椭圆积分的部分看一看，明天我们要用。”我当晚其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