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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会拖延到重大决定，被那伙人得了便宜。牌都已经发在桌上了，但结果还没看到，在他们摊牌前，让他们头痛去吧！”①意思已经再明白不过。贺恩告诉陈纳德，史迪威同意为了恢复华东局势，必须有“真实的行动”，但是“他正在规划可使战局真正改观的方案，目前不愿承诺任何确切的行动路线。因此，我们必须暂时停止如何协助地面部队的提案，让事情稍微沉淀一下”②。
① 同上注，pp。412…413。
② 同上注。
白崇喜再次劝蒋弃守围城，这次是衡阳，集中力量攻击敌军通讯线。但是蒋仍然认为必须向中国人民及美方展示，中国军队坚决迎战日军、且能战胜。可是，和长沙一样，在衡阳求胜的迫切性还未大到令蒋坚持必须空运弹药和其他补给给守军的地步。蒋要求衡阳城里的方将军继续作战，并令邻近部队驰援。史迪威的美军观察员报告说，国军62、69和37军为了突破包围衡阳的日军防线，确实牺牲惨重；另外有3个军攻击日军补给线，伤亡也不轻。衡阳终于在8月1日被国军保住了①。战役过后，政府替5000名未埋的阵亡将士立了纪念碑②。国军并没战胜，但没有人可以说他们没在打仗。
① 同上注，p。405。
② Chennault； The Way of a Fighter； p。304。
五
8月10日，罗斯福通知蒋，在他的同意之下，美国将再次派赫尔利做为总统代表前往中国。他也建议由军事生产局局长（War Production Board）纳尔逊（Donald M。Nelson）以总统特派员身分考察中国经济。他再次促请蒋“不要拖延”把所有部队的指挥权交给史迪威。蒋在日记写下：“……只需忍辱待机，若至不得已时，惟有以快刀斩乱麻处之。”①蒋似乎忖度着到了某个时间点，他将必须与美国中断同盟关系。
① Chiang Diaries； Hoover； August 11； 1944； box 43； folder 20。
同时，“美军观察组”，俗称狄克西使团（前住中国叛党地区考察的代表团）抵达延安，展开考察中共目标的任务。它最有影响力的报告由谢伟思执笔；谢对他的所见所闻均留下深刻印象。他在结论和评论中，偶尔会简洁地碰触到问题，例如：“我们不能肯定地说，共产党声称的民主政策是真心诚意的”，“（一旦共产党成为）中国最强大的势力……届时他们就可自由地（立即或逐步，要看情势）恢复其共产主义主张。”然而，他对中共及其延安领导人的赞誉让这些警告相形失色，他说：“对党的领导人没有任何批评……地方局势也不紧张……没有感觉到任何的束缚或压迫……对于承认失败毫不忸怩……没有乞丐，也没有赤贫的迹象……党军和人民彻底团结。”他宣称，共产党的政治主张“是单纯的民主……形式上和精神上，美国味大过俄国味”①。
① Service； Lost Chance； pp。271； 179； 180； 181； 196； 312。
谢伟思的确发现一些不寻常的现象：值得注意的是，“他们的思想和表达都很一致。”他觉得，意见如此相同，“可能是共产党思想训练以及党内规范的结果。但也可能是，至少有一部分是因为共产党不是像国民党那样的大杂烩。有异议的人可以自由离去……有些则是被开除党籍。那些留下来的人，思想就真的一致了。”谢伟思似乎暗示延安的同质性虽怪异，但却是正面的特质①。谢伟思和狄克西使团团长包瑞德（David Barrett）上校都建议美国开始专案供应武器和设备给共产党的计划——否则“内战的机会将升高，而毛泽东将恢复他和苏联的密切合作”②。
① 同上注，p。197。
② 同上注，p。308；David D。Barrett； The Dixie Mission： The United States Army Observer Group in Yenna； 1944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0）； p。90。
奇怪的是，这时候史汀生的战争部里有一群军事情报局的分析师，正制作一本有关中共实力、性质和意图的研究专书。这些分析人员检视2500份军事情报报告、访谈录、历史及其他文件，不论它们对中共的态度是友善或不友善。他们审阅了1942年以来史迪威总部发出的所有报告，包括戴维思、谢伟思的报告，以及狄克西使团持续发出的电文。他们的研究和谢伟思、戴维思的一些结论意见相同。但是，这份研究的结论指出，中国共产党的民主遵循的是“苏联模式”，在此模式中“真正的异议团体一概被打为‘叛徒’”。报告又说，美国或许有必要“和中国共产党建立军事合作……但若抱持他们并非共产主义者的假设去跟他们打交道，则是完全不切实际的”。军事情报局研究人员对国民党的贪渎、不团结，和“在分享权力方面不够真诚”（中共也是如此），也予以挞伐①。这份报告在1945年大战即将结束之前发表，对当时人的想法没有影响力，但它的确显示华府方面对中共也不是全无了解——比起国务院、战争部、美国新闻界、学术界绝大多数的中国事务专家，以及许多美国政治领导人的了解，切实多了。
① Lyman P。Van Slyke； ed。； The Chinese Communist Movement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pp。104； 251…253； 254。
这时候，蒋虽已明白表示史迪威仍直属于他，而且要保留对史的免职权，不过蒋知道自己恐怕必须把全盘指挥权交给史了。值得注意、但不甚意外的是，蒋在和美国交涉此一极其特殊的协议时，并没有表现出全然的愤世疾俗。他甚至又暗自忖思，如果能把这桩棘手的事处理得好，说不定还能“因祸得福转败为胜也”①。
① Chiang Diaries； Hoover； August 26； 1944； box 43； folder 20。
9月7日上午，罗斯福特使赫尔利在经济学家纳尔逊（即军事生产局长）的陪同下抵达重庆。赫尔利上次访华期间（开罗会议之前）和蒋、史都处得不错。同一天，这两位美国人首次和委员长会谈时，赫尔利表示罗斯福提议，让史迪威拥有和艾森豪领导欧洲英美盟军一样的权限。这其中没有言明的差异当然是，欧洲盟军的地面部队以及空中力量绝大多数是美国子弟，可是国军可全都是中国人。赫尔利强调，史迪威“在执行其新职前，必须要得到委员长的全面授权和信任”①。蒋同意，显示出他甚至认为让史总揽兵权可能缔造新机，让中国军队在美国的人事领导下得以进行改革。但是蒋也强调，史迪威应该交出收受与分配租借法案物资的权力。此外，任何归史迪威指挥的共军部队，也必须接受委员长的最高权力②。赫尔利再三向蒋做官方保证，罗斯福总统并不要求任何东西，反而是想满足蒋的“需求”。
① Don Lohbeck； Patrick J。Hurley （Chicago： Henry Regnery Company； 1956）； pp。285…286。
② 蒋介石1944年9月7日日记，秦孝仪，《大事长编》卷五，p。2426。
让蒋倍加高兴的是，他觉得赫尔利“甚为恳挚”，与“往日美员”相当不同①。会后，有另一证据显示蒋相当认真地看待这件事，他要求英国驻重庆军事代表向他简报有关欧洲盟军给艾森豪的权力配置②。次日，他在日记写下史迪威新职的草拟：在中国战区最高统帅，即蒋本人之下，史迪威将是“统帅部参谋长兼中美联军前敌总司令，承中国战区统帅之命令，负本战区前线各军作战之全责”。值得注意的是，蒋没有把军事委员会拉进来做为史迪威权力的掣肘。他写下，所有战区军队都听命于史迪威——包括派驻西北、防止中共扩张的胡宗南部队。但是他加上一个新的、昂贵的价码：美国将“提供各战区部队所需的一切补给”③。
① Chiang Diaries； Hoover； September 8； 1944； box 43； folder 21。
② 同上注；Romanus and Sunderland； Stilwell's Command Problem； pp。422…423。
③ 秦孝仪，《大事长编》卷五，1944年9月8日，p。2428。
9月15日，赫尔利和史迪威奉召去见蒋。史迪威刚从情势紧张的桂林（蒋对其守军司令下达死守的命令）视察归来。史认为死守不是最佳战略，这几乎可确定是不会错的，不过蒋“不成功、便成仁”的军令，以及他过去不知多少次下达的相似命令，等于驳斥了史迪威向马歇尔的标准抱怨——蒋介石“不肯打仗”。
在蒋开口说出他对萨尔温江前线状况的关切之前，据蒋的日记所载，史已经以“轻蔑言词”谈及国军在广西全州的战败。史坚持，应从胡宗南围堵共军的部队立刻抽调人马到广西前线。蒋因史口气不善感觉被侮辱，但仍把话题拉到当前的忧虑——日军在缅甸龙陵针对Y部队不断反攻。蒋要求目前在密支那的X部队立刻向东进击，以缓解龙陵的压力。史拒不遵命，声称X部队需要休息。蒋反驳说，如果做不到这个战略调动，他要把Y部队撤退过江，回防昆明。史迪威“震怒”，声称这么做势必危害整个缅甸战役①。
① 秦孝仪，《大事长编》卷五，1944年9月15日，p。2435。
会议一完，史迪威没去找赫尔利商量，反而跑回办公室拍发急电给马歇尔，指责蒋介石这个“疯狂的小混蛋”即将害缅甸局势全盘逆转①。他把广西吃败仗直接怪到蒋的头上，指蒋把“华南灾祸……当做小事一桩”；他又指责关于他总揽兵权一事“被拖延”②。他向马歇尔暗示，蒋故意不派增补兵员给受困的Y部队，然而史迪威应该晓得委员长已急调第200师和1万名增补兵员去援助这些部队③。史迪威这封电报转到魁北克，罗斯福、邱吉尔和联合参谋长团正在当地开会，全被这封电报弄得紧张兮兮。
① Stilwell； Papers； p。303。
② Romanus and 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