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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蒋介石1940年10月19日给何应钦的指示，收在秦孝仪，《大事长编》卷四，p。1637；Han Suyin（韩素音），Elder Son； p。174。 毛泽东给共产国际的密电明白提到，蒋介石要求中共所有武装部队退到黄河以北地区——换句话说，完全退出江苏，及大部分的山东。Dallin and Firsov； Dimitrov and Stalin； pp。125…134； Gregory Benton； 〃Maogate at Maolin Pointing Fingers in the Wake of a Disaster； South Anhui； Janyary 1941；〃 East Asian History（1992）： 131…134。
为遵守其接受军事委员会调动部队之承诺，毛对于蒋要求他撤退的回覆是原则上同意，且旋即以无线电通知新四军领导人项英，率领在安徽的部队渡江北上——不过，毛给了项英长达2个月的时间去完成移防。毛把蒋的要求视为对中共抗战以来成果的威胁，也会限制中共未来在全国的扩张。他设法向莫斯科挑拨，要他们注意蒋的真正意图。毛向斯大林发了一封信，它和周8月间给季米特洛夫的无线电报信息完全不同。毛警告说，蒋介石计划个别与日本谈和，并且全面进击把共军部队赶到旧黄河流域，再予以歼灭①。毛提议先下手为强，发动“以守为攻”的反攻，可以“粉碎”蒋的部队，“扭转政治局势”。季米特洛夫立刻以无线电答覆，毛的计划“使我们很疑惑”，毛必须搁置任何行动，等待更完整的答覆。不久之后，季米特洛夫在详尽的覆信中强烈不同意毛的评估，表示中共“切切不可”对中央政府发动军事行动。不过季米特洛夫也说：“如果蒋介石攻打人民军，你必须全力反击。”为表示共产国际的支持，季米特洛夫两天后拍发电报给毛，说明如果毛能在中共基地和蒙古之间找到安全的路线，“就可能经由这条路送给你相当数量的武器。”②
① Dallin and Firsov； Dimitrov and Stalin； pp。131…134。
② 同上注，pp。125…134。
应周恩来要求，蒋在12月9日把八路军移防的截止期限延到新年除夕，也同意新四军只需在当天之前进入长江以北，但仍须继续前进到黄河以北。圣诞日，蒋周共进晚餐时（蒋一向重视此一假日，两人会挑此时会餐，很有意思），毛发出有关军事策略的新密令，只字不提共军向北移防，只宣布“我们必须竭尽可能地扩张八路军和新四军”①。新四军1月4日开始移防时，却往南走，不是向北走。根据中共官方版本对新四军事件的说法，新四军领导人项英的用意是要避开北方的日军，先绕向东南，再转而北上。中共后来声称，项英曾把规划路线报告国军将领顾祝同；但中共就新四军事件提交给莫斯科的报告，却根本没提这一点。蒋介石读了顾祝同的报告，可能认为长江以南的新四军部队根本无意渡江，更不会要移防到黄河以北。
① Han Suyin（韩素音），Elder Son； p。174。
毛很可能是要藉端滋事，有意利用新四军移防挑起事端，来合理化他拒绝从河北、山东、江苏、安徽撤出共军的决定。在长江南边的新四军只有师级规模，为此目的，它是可以牺牲的一颗棋子。但是，项英这个人“精力充沛，在党内有不同意见时一向直言不讳”，也不无可能自行其是。中国大陆1984年出版一本“半学术”的小说，描绘项英预备率领皖南部队回到江西的共产党旧根据地，打算在当地打游击抗日，脱离中共中央的管制①。
① Benton； 〃Maogate at Maolin〃 p。121。 顾祝同所部俘虏了新四军参谋长赵凌波（Zhao Lingbo，音译），据说赵供出，项英、叶挺打算移动到江苏南方，派了2000人打头阵。见秦孝仪，《大事长编》卷五，p。1665。
新四军往南移动时，与国军部队发生小冲突。1月7日，毛以无线电通知项英“不要等太久”，也不晓得是什么意思。6天后，顾祝同向蒋报告，项部攻击中央军40师①。接到顾的报告，蒋决定必须针对中共未获核准即扩张一事，严正要求他们退让。他说：“此种匪心奸谋如不以革命精神临之，整个国家几乎为其所卖矣。”②
① Benton； 〃Maogate at Maolin〃 p。124。
② Chiang Diaries； Hoover； Janyary 28； 1940； box 41； folder 7； John W。Garver（高龙江），Chinese…Soviet Relations； 1937…1945 （Oxford； E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p。144。
顾祝同发动优势兵力进攻共军，杀死、俘虏9000余人，项英本人也被俘。但是这是一场得不偿失的胜利；共军虽然损失惨重，民心却同情他们，转而气愤国民党。毛可能预期会有此一反应；但同情声浪之大却远超过他想像。周恩来主持的公关机器也全力开动。中共在重庆的《新华曰报》、国民党地区若干独立报纸，以及“第三势力”知识分子，指控国民党在“新四军事件”中竟然毫无理由的将枪杆子掉转头，在国家抗日的紧要关头让中国人打中国人。毛泽东向季米特洛夫夸耀：“从来没有这么多人站在我们这一边。”他说中共已经“激发全国舆论”，甚至英美外交官也谴责蒋介石①。
① Dallin and Firsov； Dimitrov and Stalin； p。139； Garver（高龙江），Chinese…Soviet Relations； p146。
蒋要求周恩来想办法摆平，2月1日他派专机送一个方案到延安，提议以长江以北的新四军残部组成一支军队，移防西北。毛当然拒绝，并提出一份中共的要求清单，其中要求重庆对事件全面道歉①。蒋不愿认错，但是他实质上放弃原本要逼共军退到黄河以北的大计划。除了皖南和遭冈村宁次“三光”政策驱出的地区，共军依然留在年初所在的位置——也就是西北、散布在长江以北的平原、另在长江以南有许多地区的小股游击队。到头来，新四军事件让蒋落得一场空，无法弥补他在宣传战上的重大损失。此后，一直到抗战终止，他只试图围堵中共，防止它扩张。
① 同上注，p。139。它引述毛泽东1941年2月13日拍发给共产国际的Dimitrov。中共表面上接受军事委员会的军事命令，毛泽东在电报中却告诉Dimitrov说，蒋要求共军北调，“我们还不能接受。”
虽然蒋的长期忧患是共产党的威胁，新四军事件后不久，他展现出他近期的优先目标仍是抗日。他从布防在西北、围堵共产党的中央军抽调20万人，派到南方抵挡日军在河南的新攻势。这项大规模调遣，其实距美国驻华官员开始一再指控蒋抗战不力，只专注围堵中共、摧毁中共，仅18个月的时间。但是，毛泽东本人向莫斯科报告中央军这项部署时，却声称“日蒋矛盾依然是（在中国）根本的矛盾。”换句话说，毛泽东承认蒋清楚地以抗日为优先，而非专注对付共产党。在这场战役的第一阶段，汤恩伯的第31集团军折损1。6万名兵力。毛在1941年2月告诉斯大林：“目前是我们取得上风的最佳时机，我们不能错失它。”但是他保证，不会排除与蒋介石达成协议的可能①。
① Dallin and Firsov； Dimitrov and Stalin； pp。139…140。
同时，情势明朗化，日本真正的野心已转到别的地方。日本海军南方舰队总司令的座机在中国坠毁，日本海军的机密计划留在残骸中。这份计划订定即将进攻中国南海和东南亚的蓝图；蒋介石把虏获的文件转交给盟国。蒋写下，日本显然已放弃“先擒服中国、再南进”的构想。他挖苦地认为，日本海军在中国派不上用场，“唯一能发挥的是南进。”这意谓日本现在已走向和英、美开战的路①。
① Chiang Diaries； Hoover； April 24； 1941； box 41； folder 10。
这个发展对蒋是个好消息。尽管过去3年迭吃败仗、损失惨重，要主持政府、经济和流亡军队也很困难，而且在国际上几乎是孤立无援，不过蒋依然坚定不移地深信他和中国一定会战胜日本。由于苏联的因素，他一直不能确定他跟毛泽东中共的斗争，结果会是如何；但是这个问题可以之后再处理。现在当务之急是，固然新四军事件余震犹存，非正式的中美同盟已在快速发展。最重要的是，罗斯福总统已把中国列入他新的“租借法案”对象，此一法案原本主要用意是透过供应大量作战物资以拯救英国。罗斯福也决定派他的个人代表来华，与蒋对话。这位代表居里（Lauchlin Currie）虽然正式官衔是总统个人经济顾问和行政助理，和外交事务扯不上关系，本身对中国所知也不多，却在白宫处理远东事务扮演关键角色。此外，居里还有另一个不寻常的特点——他是莫斯科认定的华府“有影响力的代理人”官员中之一员。这些官员绝大部分因个人理念同情苏联、痛恨法西斯，持有自由经济及社会观点。有些人（如居里）并非共产党员，可能最多只称得上是民主派社会主义者，但是他们相信法西斯的威胁优于一切顾虑，也相信促进莫斯科的利益、提供它敏感资讯，符合美国的利益。他们可能反对被称为“有影响力的代理人”，但至少他们的判断确实很糟。毕竟，当时的苏联和纳粹德国缔结盟约，表示他们的意识形态终究不全是以反法西斯为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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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夫妇与美国特使居里合影
蒋2月10日在重庆接见居里时，居里告诉他，美国不久就会交运4500万美元的武器和军事设备给中国。蒋表达谢意后，又要求美方的财务援助以协助稳定中国的“法币”，并且资助改善滇缅公路。这还只是开端。宋子文3月31日代表总司令向居里提出包罗万象的要求，譬如：1000架军用飞机，供应30师的军火等等。部分飞机是要用来装备一支中国空军部队，交由陈纳德（Claire Chenna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