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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人文精神要融入社会科学研究，科学方法要以人文精神为基底。”76国际关系研究“既要解释也要理解”。77在承认科学方法论方面的欠缺并努力弥补的同时，还必须谨记，从根本上讲，对于社会政治现象，只有把通过各种研究途径所获得的知识或道理联系起来，方能获得系统透彻的理解。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当然可以说，国际关系理论是广义的，是关于国际关系的理论思想或理论性思维，是一类“广义的抽象经验和理论化”。78
3、国际政治学与相关学科。
陈乐民先生曾指出，国际政治学连着文、史、哲、经，若要走出时事描述性和阐释性层次，上升到理论思辨的层次，是非走跨学科的道路不可。79在讨论中，很多人都指出了学科交叉对于产生新的理论生长点的必要性。最近有些学者还就此作了一些具体探讨。80但要真正做好这方面的工作，还必须改进现行的学科体系与教学体制。目前我们的国际政治学不仅与经济学不相干，与政治学通常也是分家的。严重的条块分割和相互封闭，造成了研究者知识结构的很大局限。81
学科之间的联系大体有这样几个层次：一是国际政治学科范围内的理论、历史与现状研究的联系。约瑟夫•；奈指出，单靠理论或历史（包括相当一部分内容属于当代史范围的所谓“现状”）都不足以解释问题，必须“往返于理论和历史之间”。所以他将自己的一本书径直题为《理解国际冲突：理论与历史》；二是政治学一级学科范围内的国际政治学与政治理论、政治制度、比较政治等子学科之间的联系；三是跨越学科门类与经济学、法学、社会学、哲学与伦理学等学科之间的联系。内容如此广泛，当然要有个轻重缓急。许多学者都强调首先要加强对政治学基础学科以及国际政治本身的理论史和思想史的研究，这是很有道理的，因为这有助于夯实国际政治研究的学科基础。
例如王缉思指出，国际关系研究使用的概念其实大多是政治学的概念，如利益、价值观、权力、意识形态等等，但我们的国际关系理论没有建立在政治学研究基础之上，缺少了政治思想史、政治哲学、意识形态和政治学研究的一般方法论等内容，国别研究和地区研究也很不发达。只有先打好基础，才有可能去建立和完善一套理论体系。82冯绍雷也指出，政治思想史之于国际历史发展的影响，在某些情况下要远胜于“现实主义”、“理想主义”一类范畴对于国际关系本身的影响。深入研究与把握政治思想史与国际关系实践之间的互动，是国际政治研究的当务之急。83
对政治思想史和国际关系理论思想史的了解，有助于理解一些基本问题。例如，面对各种新旧自由主义或保守主义，思想史的观照就有助于正本清源，弄清楚“主义”的由来、流变与言说对象，避免张冠李戴。再如，人们对米尔斯海默的理论评价不一，或抬得很高，封为“大师”、“泰斗”；或贬得很低，以为不过是冷战后美国新保守主义对外政策的注脚。对于进攻性现实主义，确如一些评论者所言，存在某些“误读”的现象。以我们的思维方式，习惯认为学术、理论必然是（直接）为现实政治服务的，这就难免夸大米氏理论与美国政策的关联。但我以为，更大的误读不是对进攻性现实主义的误读，而是对经典现实主义的误读。如果将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现实主义传统有选择地简化为少数几条命题（米氏本人就是如此），忽略甚至有意剔除其中的许多重要方面，那么“超越”自然很容易。如果认真研究一番现实主义思想的发展史，便不难发现，在现实主义本身的框架内，要实现重大的创新与超越其实是相当困难的。
4、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
宏观有余而微观不足，这是许多人对研究现状的看法。从讨论中也不难看出，人们谈论较多的还是宏观问题。我们的宏观认识（而非宏观理论）的确有较高水平，能够较准确地把握国际关系的主要特点和发展趋势，但忽略中观和微观研究，问题解决能力不强。泛泛而谈，“大题小做”，主观臆测，缺乏实证基础的东西还比较多，理论与实践两张皮的问题也很明显。
所谓微观研究，强调的是方法的谨严和研究的精深，“小题大做”，旨在以小见大，并非眼界狭窄之谓。有学者指出，我们的思维方式多数还是宏观思维，研究的问题太宽泛而缺乏具体内容，例如时代主题、历史潮流、战略格局、美国全球战略，等等。而国外许多研究做的是具体而微的课题，把一个问题或一个局部搞深搞透，然后见微知著，推而广之。这样得到的普遍结论就有坚实的根据，不但对宏观战略而且对具体战术的制定都有极大的参考价值。84事实上，几乎所有当代国际关系理论大家，都曾在国际关系的历史研究、地区研究、国别外交、国际法与国际组织、战略与安全或者国际金融、贸易等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具体问题领域做过专门的实证研究，甚至是某些领域的行家。卡尔、巴特菲尔德、摩根索、华尔兹、多伊奇、金德尔伯格、吉尔平、基欧汉、福尔克、布赞，等等，莫不如此，更不要说基辛格、凯南等现实主义的思想家兼实干家了。
因此笔者认为，对大多数中国学者来说，当务之急不是研究和构筑总体理论，而是借鉴、运用和发展中层和微观层次上的局部理论，运用现有理论去分析历史和现实问题，这既可印证理论的描述、解释和预测功能，反过来也可丰富、深化理论的内容。尽管相对于“求真”而言，中国学者更强调“致用”。但正如周桂银所指出的，一些研究者耗费了毕生精力“跟踪国际时事”，从事“对策研究”，但这方面的大多数成就，不过是无数前后不一甚至互相矛盾的时事综述、分析和杂谈，有的甚至沦为新闻报道和舆论宣传。原因之一，就是理论方法的缺失，即基本上不能自觉地将适切的理论范式或分析框架贯穿于案例分析。85相对于宏观理论而言，诸如博弈论、决策论、威慑论，以及强制外交、谈判、危机处理、军备竞赛等方面的较为成熟的局部或微观理论，恰恰比较“实”，更具问题针对性和“可操作性”，解释力和预测力也相对较强，可以满足一些实际需要。其可验证与证伪性也表明它们其实更符合科学理论的标准。事实上，我国在外交实践中行之有效的理论有相当一部分也属于这个层次，需要做的是使之更加理论化、系统化。我们过去不大看得上这些“技术性”比较强的东西，总以为西方这类理论和借此所作的一些精细的个案分析是玩弄概念或数字游戏。过于迷信模型、量化的倾向确实存在，但理论与实践结合得很好的例子也所在多有。何况总体论与局部论是相辅相成的。没有“小理论”，何来“大理论”？现实主义理论如果只有几条干巴巴的原则，没有均势、地缘战略、体系结构、安全困境等不同层次的局部理论作为支撑，恐怕也称不上什么系统的理论。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整体水平的提高和真正的“中国化”，有赖于多元化发展基础上的相互交流与相互促进。要有整体意义上“中国学派”和“中国特色”，首先需要各个研究机构、研究群体发挥自己的优势，形成自身的“特色”甚或“学派”。不同层次的适度规划与政策协调是必要的。但学术研究有自身的规律，知识的生产说到底要靠发挥个体的积极性与能动性。学者需要有“独立之精神”。社会科学研究的理想境界，在“求真”与“致用”的统一。有关研究“假如对当前政策有参考价值，应是其结果而不是出发点”。86因此，必须谨防以主观意志为转移，严重脱离实际的“计划学术”，谨防眼高手低、好高骛远的“学术大跃进”，力戒极端功利主义和庸俗实用主义。经验早已证明，任何清一色、大一统的学术格局和研究模式都不可能培养出充满活力的研究队伍，也不可能产生在学术史上站得住的“学派”。“中国特色”、“中国学派”只能是一个水到渠成的过程，它有赖于学术环境的民主与多元，有赖于具有自身特色与个性的学术群体与个体的创造性劳动。万丈高楼起于平地，归根结底，还是得遵循学术研究的规律，从扎扎实实的具体工作做起。只有这样，“中国特色”、“中国学派”才不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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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说明的是，虽然作者力求忠实、客观地描述讨论的过程和学者们表达的主要观点，为此不惜用较大篇幅引述大家的见解，但由于论题所涉及的时间跨度较大，内容广泛，文献丰富，且有关讨论仍然处于“进行时”，个人的阅读范围、认识水平均有限，概括容有不周，理解未必准确，评价更未必中肯。不当之处，请大家批评。此外，本文涉及众多学术前辈和同行，按照通行的学术规范并为简洁起见，文中所提到的学者姓名一般不加任何头衔。
2 梁守德：“中国国际政治学理论建设的探索”，《世界经济与政治》2005年第2期。
3
至于在“中国化”方面所取得的实际成绩，限于本文的主旨和篇幅在此无法详说，相信本书其他部分会涉及。
4王绳祖：“略论均势原则在近代欧洲史上的作用”，《南京大学学报》1979年第3期。
5倪世雄、冯绍雷、金应忠著《世纪纪风云的产儿——当代国际关系理论》，浙江人民出版社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