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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成功并不仅仅取决于自己的愿望，甚至也不单凭物质力量，还需要有世界眼光和国际威望。当我们看到相当一部分国民仍在为世界各地发生的恐怖事件喝彩的时候，是不是应该思考一下：今日的中国人应该具有怎样的“世界观”？“我们要做怎样的大国？”
有学者尖锐地指出，如果每个国家的国际关系理论都完全基于本国利益的立场来立论，那么理论之间如何进行“科学”对话？如果理论完全受控于“身份”和“立场”，岂不成了各自主观愿望的言说？国际关系不能被共同的价值、规则、法律所规范，而只是一个世界、各自表述乃至互不相容，这正是世界各种问题的症结所在。中国学者要关注的，不仅仅是“研发”出种种“中国制造”，还应当意识到，自己是在与全世界的学术同行一道共同参与新的世界政治文明的塑造。我们一直反对作为西方文化霸权产物的中西二元对立模式，但某些学者对于“中国学派”的诉求，是不是也隐含着某种中西二元对立的立论模式？其实中西观念、中西思维方法并非是简单的二元对立关系，也并不存在一个均质化的“西方理论”或“美国理论”。国际关系理论的“国家性”只是在某种程度上存在，并非是一个全面的真实概念，更非绝对的指引。“下一代”国际关系理论集群应是更广泛的人类智慧的结合，是个人价值与人类价值对国家价值的奋力超越。67
政治思想与政治理论关乎价值，这是毫无疑问的。但国际政治学者似乎特别忌讳正面谈论“价值”，以为这样便有忽视利益、罔顾现实之嫌。与国外同行甚至本国某些学科领域相比，对世界政治的伦理探究在我国国际关系学界近乎空白，绝非偶然。其实，正如王缉思所言，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深处就始终有一种价值取向，有自己的核心价值观。只有当我们自己的主流价值体系完善清晰之后，才谈得上建立某种具有普遍意义的中国国际关系理论体系。68梅然也指出，国际政治学是关于人类福祉和命运的学科，它绝不应缺乏一份道德关怀，而且这份关怀也不乏实际意义，有了它才可以更好地评判现实。69
王逸舟也曾提出，要研究国际社会与国际道义问题，国际社会不是一个虚无的东西，它也是一个活生生的“社会”，有自己的文化与价值，有独特的利益与追求。国际共同体并未根本摆脱旧的困惑：一方面，它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看重国际社会的群体价值及其道义标准；但另一方面，旧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并未销声匿迹，从而使国际道义的权威性合法性受到质疑。我们以往对这些问题的重视和研究都不太够。中国学者应更多地关注这一困惑的内涵，不仅要在理论上深入思考诸如“霸道”与“王道”，国际道义的源泉，国际社会的本质、趋势与价值基础等问题，还要联系我国对外关系实践，探讨与国际社会和国际道义相关的战略策略问题，思考中国作为不断壮大的国家，对人类和平与繁荣应当有什么新贡献，在保障本国发展的第一位需要与改造旧的国际关系的全球性呼吁之间，我们有什么样的选择余地。70
应该看到，我们的许多理论主张，尽管不乏国际主义、人类和平、世界正义之类的宽泛议论和对现行秩序的批判，但往往流于表面化，基本上不太关心本国以外的、涉及全球事务的那些需要做出价值判断和伦理选择的问题，缺乏真正的人文精神和对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有些学者提出要研究“权利政治”，实际上就是从另一个角度提出了这个问题。强调权利政治，反对强权政治，当然不能满足于简单的道德批判。国际关系的实践伦理，其核心就是面对各种道德困境时的选择问题，而这方面的认识对各国的政策取向有直接影响。因此伦理思考并不只是一个抽象的道德哲学问题，也是个实践问题。面对各种具体国际问题，中国不但需要进行攸关利弊的政治权衡，也需要做出涉及是非的伦理判断。如果只讲前者，“负责任”的大国形象与“维护全人类的共同利益”，从何谈起？
总之，我们在看到“中国化”的必要性并为之努力的同时，仍然要谨防与世界政治的基本潮流和中国和平融入国际社会的基本目标流背道而驰的狭隘民族主义与本土意识。
2、政策关注与科学精神。
中国的国际问题研究，往往带有强烈的政策取向，这与美国相比其实有过之而无不及。在讨论“中国化”问题时，人们大多强调为现实服务，而对学术研究的独立性和客观性谈得不多。“学以致用”没什么不对，但有“学”才有“用”，政策关注与现实功用必须与科学精神结合起来，坚持学术独立，重视科学方法。理论研究如果不顾学术规范，不讲学术标准，甚至沦为政治的附庸与政策的注脚，所谓关注现实、服务社会就是一句空话，要建立“理论体系”，也是欲速则不达。有个例子很能说明问题。以我国的国情，照理说中国学者应对马克思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有较大的贡献。然而，当今具有世界影响的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却主要西方马克思主义以及拉美地区的某些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学者迄今并未提出有世界性学术影响的理论。这是不是说明我们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还存在着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弊病呢？我们在反复强调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对于理论建设的指导作用的同时，是不是还应该把“把马克思主义当作一门学问”而不是某种门面，来认真加以研究呢？
理论创新并非易事。肯尼斯•；华尔兹曾经表示，国际政治研究最令人沮丧的特点之一是，做了许多工作之后只得出一点点有解释力的成果。有的西方学者甚至感到，尽管有诸如斯宾诺莎、卢梭、康德、克劳塞维茨等知识巨人的研究，“我们今天对国际冲突的理解并不比公元前400年的修昔底德高明多少。”71这既说明理论创新之难，也说明任何理论都有局限性。
科学理论和阐释性理论，科学…实证主义与传统…人文主义，各有其作用范围与合理性，各擅胜长，相得益彰，本不宜厚此薄彼。但我们对后者重视不够，故需特别强调。许多学者所强调的“科学理论”标准在西方社会科学研究中早有定说，只是我们过去不大在意。我们对理论的理解有时的确过于宽泛、乃至于含混。虽然不能说只有符合科学实证主义标准的东西才算理论，但用不同的方法所建立的理论，其性质与功能的确有所不同，或长于解释，或重在规范，或不过是打着理论旗号、带有很强目的性和现实政治指向的政策建议或“主张”，不能混为一谈。要紧的是对自己采用的方法、建立的理论属于何种性质有自知之明。
笔者完全同意中国的理论研究要注重本体论思考的观点。要建立自成一体的理论，当然需要有本体论的支撑，西方几大理论流派都有自己独特的本体论。在人类思想史上，本体论的创新往往意味着革命性的理论变革。正因为如此，“本体论革命”恰恰又是最困难的事情，因此我也感到这是一种相当高的要求，主要是着眼于建立自身理论体系的长远目标。社会科学研究的一般规律表明，方法论的革新虽然未必能导致崭新的理论体系，但同样可以极大地推进学术进展。一般情况下，包括国际关系的理论、历史和当代问题研究在内的学术创新，不外方法、视角、观点或材料的创新。就学术个体的一项具体研究而言，能够在其中任何一个方面有所突破已属难能可贵。一些学位论文（出于学术体制方面的原因）常常自称有五、六项甚至十几项创新之处，这在笔者看来简直匪夷所思。
因此在肯定本体论思考的根本意义的同时，笔者感到仍有必要强调方法论，甚至不是强调哲学意义上的方法论，而是从事具体研究的方法论意识和研究方法、研究手段的训练。理由是：我们在这方面事实上依然很薄弱，而这方面的问题通过努力又是可以逐步解决的。根据人们所作的调查评估，我们尚未摆脱对描述、比较、综合等传统方法的依赖，很少使用定量分析、博弈分析、层次分析和系统分析等科学方法。72福特基金会的一份研究报告也认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最大弱点是缺乏科学方法。73总之，我们应该对自身的长短有一个客观的认识，从力所能及的事情做起。实事求是，本身就是一种科学精神。
但这是不是说我们对传统方法的运用已经驾轻就熟，没有改进的余地了呢？也不见得。传统方法主要指人文主义的方法，传统理论大多带有规范性质。我们在多数情况下使用的也是传统方法，但通常并不自觉，在许多论著中常常看不到历史的经纬与哲学的精神，而这恰恰是传统主义的基本养料和思想精髓。事实上，许多最著名的国际政治理论家和思想家都把历史研究作为自己思想形成的出发点或理论诠释的基础。74如果“历史隐匿了，特性消失了，是非没有了，思辨能力退化了”75，那么传统方法还剩下什么呢？
于是出现一个颇为奇特的局面：一方面，许多人虽然热衷于“宏大叙事”，以构筑“大理论”为己任，却不仅视历史研究为小道，更对一些富于哲理和思辨色彩的议题不感兴趣，缺乏对一些“形而上”的根本问题的思考；另一方面，我们虽然讲求实用，却又不愿对一些“形而下”的具体问题作精益求精的实证研究。这种“上不着天下不着地”，两头不靠的状态究竟原因何在？在我看来，与前一个问题一样，仍然是社会转型和经济大潮下的信念失落与价值错位，是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挤压了价值关怀和人文精神的空间。有位哲学教授戏言，国际政治学在我国是最“缺德”的学科，我们最需要的不是理论家，而是思想家。我觉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