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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21世纪以来，出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明确反对“有中国特色”的人越来越少，但与此同时人们开始较多地使用“中国学派”等替代性说法。也许可以说，人们认同了“特色”的基本理念，却未必接受这个标签。这似乎表明，第三种立场正逐渐成为主流。
其中梅然就建立“中国学派”所提出的理由颇有说服力。他指出，这首先是基于当今世界国际政治学的研究状况。美国的理论居于主导和统治地位，以至于在许多人看来，国际政治理论基本上就是美国的理论。如果美国的理论确实科学、合理、全面，那么它独占鳌头倒也无妨。问题是，美国学者的研究对象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对美国的外部环境和政策需要的认识。实际上正是作为头号强国的美国在战后所面临的广泛问题促进了当代美国国际政治学的发展。在战后初期东西方对抗的背景下，现实主义风靡一时；六、七十年代美国实力捉襟见肘，霸权稳定论和后霸权合作论便纷至沓来；今天美国处于唯一超强地位，干涉主义和跨国主义遂不绝于耳。美国的理论显然不可能使其他国家关心的问题得到完全解答。因此英国学者史蒂夫•；史密斯指出：作为一门社会科学的国际关系强烈地反映出美国的政策关注，这使得这门学科很难在一个跨国的、累积的基础上得到发展。如果美国的成果有着地域上的狭隘，其他国家的学者又如何能够在本国面临不同的政策议题时运用这些成果？一位德国学者还指出，美国的政治学从产生之初，其主流就以阐述、论证美国政治制度的合理和优越为目的，带有强烈的官方色彩。在这个气候下形成的国际政治理论，有着为美国的权势和世界领导地位辩护的基调。英国学者肯•；布思则写道：“权力政治理论和那些有着强大政治和军事实力、又享有学术威望的集团是意气相投的。西方之所以不想要一个对理论未来的不同看法是因为它正主宰着当今现实，有关超越和解放的观念得不到多少空间。依附论或世界体系理论之类的思想被当成非美的学术而避而不谈”。梅然的结论是：很显然，美国的国际政治学本质上是强者的政治学。既然如此，我们就更应该理解何以需要有自己的东西。“中国学派”因此也就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称谓问题。28
2004年，《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明确提出要把建设“努力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这就从政策导向的层面明确肯定了“中国特色”的目标。
近年来，按照一些人的看法，对于是否需要“中国特色”或“中国学派”这个问题，已经基本形成共识。有人甚至认为，经过40多年的发展，我们已经形成了最基本的理论公式或“硬核”。29这不仅反映在许多文章当中，更可以从一些全国性学术会议的讨论主题和发言情况上看出来。例如2004年9月全国高校政治研究会等单位在洛阳举办的“中国国际政治学理论”研讨会。与会者认为，中国的崛起需要有自己的理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国际政治理论体系，“不能等待其自然形成和出现，而是要积极探索”。30尤其是2004年12月国内各主要研究单位在上海举行的全国国际关系理论研讨会，直接以“建构中国理论，创建中国学派”为主题，可以说是一次标志性会议。根据会议综述，这次会议以25年来的国际关系理论探索为基础，以理论创新为宗旨，以“中国特色为本体”，坚持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思想的“基本内核”，认真吸取西方理论的“合理内核”，继承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精髓，面向新世纪国际政治发展现实，是人文社科界“立足本土超越西学”的一次大胆尝试。31
当然，所谓“共识”，主要体现在树立“特色”或创建“学派”的基本目标上，在具体问题上不可能完全一致。例如在洛阳会议上，钮汉章就认为，国际政治研究的发展要反对在特色的旗帜下搞单纯的民族化。陈岳指出，中国的国际问题研究单位虽然各有优势和特点，但理论建设还处于探索之中，各单位并未形成明显的特色和学派。他强调，在谈论建立中国国际政治学理论时，必须首先明确理论的层次问题。就宏观层次的基础理论而言，我们显然不可能创立一种完全有别于西方理论的所谓中国特色的国际政治理论体系。32
简单说来，真正引起争议的主要有两点：一是“中国特色”、尤其是理论的“中国特色”这个提法；二是建立理论“体系”这个目标。许多反对“特色”这个说法的学者，并不反对国际关系研究应该有中国人的“视角”，因为这近乎常识。他们也同意，对外来理论应有一个选择、消化、结合本国实际和本土因素加以改造和发展的过程，也就是“中国化”的过程。马克思主义就有个中国化的问题。所以有人指出，如果当初不是提“中国特色”这个有套用官方口径之嫌的提法，也许不会有这么多的争论。33无论如何，当“特色”、“学派”等概念的内涵被逐步澄清以后，人们会发现，分歧其实并不像表面看上去那么大。
三、关于“中国化”的内涵
在讨论之初，对于要不要“中国特色”这个问题之所以分歧较大，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人们对“特色”的内涵理解和界定不尽相同，彼此也存在一些误解。那么，究竟什么是“中国特色”？
在1987年的上海国际关系理论讨论会上，虽然与会者使用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我国自己的国际关系理论”、“现代马克思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体系”等类似提法，但主要是强调其必要性和紧迫性，并围绕理论的指导思想、研究对象、发展途径等问题提出一些原则性意见，并未具体阐述“中国特色”的内涵。给人的印象是，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背景下，国际关系理论“中国特色”的内涵是不言自明的。
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特色应该是什么？倪世雄等认为有三点：第一，其立足点是站在人类进步力量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一边，这是中国的文化传统、近代以来的历史经验和当前的现代化建设所决定的。第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所体现的基本精神是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主流。第三，使用的语言、表现形式和思维方式是中国的，没有“洋人昧”。34
1991年发表的一篇署名为沐刃的文章认为，国际政治学的中国特色，指的是“立足中国，面向世界，从中国的角度研究国际政治演变和发展的客观规律”。立足中国，即从中国的国家性质、社会背景、传统文化和发展需要出发，独立地进行研究和判断，根本目的是为国家权益服务。但国家权益是主权之内的正当权益，不是民族扩张主义或民族利己主义。它要求把中国的国家权益与尊重别国主权结合起来。35梁守德在1994年出版的《国际政治学概论》中提出并在后来多次强调，“中国特色”至少应包括三方面内容：以国家权力为核心，超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突出主权利益同强权利益的关系；把生产力标准引进国际政治领域，确立经济优先观点，注意政治与经济的相互渗透；以改革促发展，维护世界和平，建立公平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36
梁守德还认为，当前中国的国际政治理论主要有三种类型：对马列主义和毛泽东、邓小平等人的国际政治理论、思想的研究和整理；中国学者独立研究的“中国国家特色的”国际政治理论；对西方理论的翻译和评价。倪世雄等也认为，我国学者的研究主要遵循着三条途径：重点研究我国领导人的外交思想；注重挖掘和研究中国文化传统中的外交理论；在研究西方理论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观点。37还有人指出，中国的理论贡献包括：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三个世界的战略划分；和平与发展的两大主题；国际政治新秩序。38这些看法实际上都是强调我们已有或正在呈现出自己的一些特点或特色。
梁守德近年来又对“特色”的内涵作了进一步解释，并使用了“中国国家特色”、“中国化”、“学派”等说法。他还对自己的主要观点作了概括：特色包括中国特色，不是政治概念，不属于意识形态范畴，它是任何理论内在规律的要求。特色越鲜明，理论越有活力。中国特色既包括国家特色、地区特色，也有学派特色、学者特色。国家特色不是一种模式，而是众多模式的补充，必然会形成众多的学派。他还指出，特色的本质就是创新。“中国特色就是中国化”。39梁守德先生从来没有改变自己的基本立场，但不难看出，他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也在不断发展和深化。
从近几年的讨论看，人们似乎已经意识到，争论“中国特色”、“中国视角”、“中国学派”等说法哪个更合适并无多大意义。其实，“中国特色”虽然并非学术用语，如果撇开意识形态联想，在一般意义上使用未尝不可。如果要抠字眼，“中国学派”的提法未必就很准确。在学术上，可以有“法兰克福学派”、“芝加哥学派”，但很少有“某国学派”之说。所谓“英国学派”其实也词不达意，因为它并不代表整个英国的国际关系研究，远不如“国际社会学派”来得贴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