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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支持苏联，但错误的东西不支持。关于和平过渡问题，我们没有公开谈，报上没有讲。我们很谨慎，也未公开批评你们，采取了内部交谈的办法。我去莫斯科以前，和你谈过。在莫斯科期间，由邓小平同志谈了五条＇13＇。今后，我们也不准备公开谈，因为这对赫鲁晓夫同志不利，应该巩固他的领导。我们不谈，并不是因为我们这些意见不是真理。
在国家关系上，我们两国是团结一致的。这连我们的敌人都承认，一直到现在都是这样。只要是不利于苏联的，我们都反对。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对苏联的进攻，在大的问题上我们都反对。苏联也是这样做的。
苏联人从什么时候开始相信中国人的呢？从打朝鲜战争开始的。从那个时候起，两国开始合拢了，才有一百五十六项＇14＇。斯大林在世时是一百四十一项，后来赫鲁晓夫同志添了好多项。
我们对你们是没有秘密的。我们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你们都知道，你们有一千多个专家在我们这儿工作。我们相信你们，因为你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是列宁的后代。
但在我们的关系中，也有过问题，主要与斯大林有关。有三件事：第一，两次王明路线＇15＇。王明是斯大林的后代。第二，不要我们革命，反对我们革命。第三国际＇16＇已经解散了，还下命令，说你们不与蒋介石讲和、打内战的话，中国民族有灭亡的危险。然而我们并没有灭亡。第三，我第一次去莫斯科时，斯大林、莫洛托夫、贝利亚＇17＇就向我进攻。
为什么当时我请斯大林派一个学者来看我的文章？是不是我那样没有信心，连文章都要请你们来看？没有事情干吗？不是的，是请你们来中国看看，中国是真的马克思主义，还是半真半假的马克思主义。
你回去以后说了我们的好话。你对斯大林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中国人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斯大林还是怀疑。只是到朝鲜战争时才改变了他的看法，也改变了东欧和其他各国兄弟党对我们的怀疑。
这种怀疑是必然的：“第一，你们反王明；第二，不要你们革命，你们非革命不可；第三，到莫斯科要斯大林订条约，要收回中长路，那么神气。”在莫斯科，科瓦廖夫＇18＇招待我，费德林＇19＇当翻译。我发了脾气，拍了桌子。我说，我在这儿有三个任务：一、吃饭；二、睡觉；三、拉屎。
军事学院有个苏联顾问，在讲战例的时候，只准讲苏联的，不准讲中国的，不准讲朝鲜战争的，只准讲苏军的十大打击。
让我们自己讲讲嘛！他连我们自己讲都不让。我们打了二十二年仗嘛！在朝鲜还打了三年嘛！请军委把这个材料搜集一下，交给尤金同志，如果他要的话。
有些事情我们没说，怕影响中苏关系，尤其是在波、匈事件的时候。当时波兰要赶走你们的专家，刘少奇同志在莫斯科建议你们撤走一部分，你们接受了，波兰人就高兴了，说他们有自由了。那时我们不能提专家问题，怕你们怀疑我们利用这个机会赶走专家。我们不赶，即使有十个波兰赶，我们也不赶。我们需要苏联的帮助。
我劝过波兰人，要学习苏联，劝他们在反教条主义以后，提出学习苏联的口号。学习苏联，对谁有利？对苏联有利，还是对波兰有利？这首先对波兰有利。
我们要学习苏联，但首先要考虑到我们自己的经验，以我们自己的经验为主。
有些苏联顾问，任职可以定个期限。如在我国军事、公安两个部门的首席顾问，一直没有个期限，换来换去，也不通知我们，也不征求我们的意见。好比说派大使吧，你尤金走了，派另外的人来，如果不和我们商量，能行吗？这种做法是不对的。你们派到我们公安部门的顾问，坐在那里，如果中国人不告诉他情况，他能知道个什么？
我劝你们去各省跑跑，与人民接触，多了解情况。我同你谈了多次，如果不是一万次，也有一千次了。
苏联专家中大部分人基本上是好的，个别人有些缺点。我们过去也有缺点，没有主动多向苏联同志介绍情况。现在要克服这些缺点，采取积极的态度。这次就向他们介绍中国的总路线，一次不成，两次；两次不成，三次、多次。
这些话，都是由于搞核潜艇“合作社”引起的。现在我们决定不搞核潜艇了，撤回我们的请求。要不然就把全部海岸线交给你们，把过去的旅顺、大连加以扩大。但是不要混在一起搞，你们搞你们的，我们搞我们的。我们总要有自己的舰队。两把手不好办。
打起仗来情况就不同了，你们的军队可以到我们这儿来，我们的军队也可以到你们那儿去。如果在我们这儿打，你们的军队也应该听我们的指挥。如果在你们那儿打，我们的军队比你们少的话，也应该听你们的指挥。
我这些话很不好听，你们可以说我是民族主义，又出现了第二个铁托。如果你们这样说，我就可以说，你们把俄国的民族主义扩大到了中国的海岸。
取消四个合营公司、撤销旅顺基地的是赫鲁晓夫同志。斯大林在世时，要在我们这儿搞罐头工厂。我回答他说，你们给我们设备，帮助我们建设，全部产品都给你们。赫鲁晓夫同志夸奖了我，说我回答得好。但为什么现在又搞海军“合作社”？你们建议搞海军“合作社”，怎么向全世界讲话？怎么向中国人民讲话？你们可以训练中国人，同帝国主义斗争，你们作顾问。否则，旅顺，不仅旅顺，可以租给你们九十九年。搞“合作社”有一个所有权问题，你们提出双方各占百分之五十。你们昨天把我气得一宿没有睡觉。他们（指在座的其他中国领导人）没有气，我一个人有气。如果犯错误，是我一个人。
（周恩来：这是我们政治局的一致意见。）
这次没谈通，可以再谈，可以每天向你谈一次。不行，我可以去莫斯科同赫鲁晓夫同志谈，或者请赫鲁晓夫同志来北京，把一切问题都谈清楚。
（彭德怀：今年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同志给我打来一个电报，要求在中国海岸建设一个长波雷达观测站，用来在太平洋指挥潜艇舰队，需要的费用一亿一千万卢布，苏联负担七千万，中国负担四千万。）
这个问题和搞海军“合作社”一样，无法向人民讲，向国外讲，政治上不利。
（彭：彼得罗舍夫斯基＇20＇，在作风上也很粗暴。他对我们的建军原则，对我们在个别地方不采用苏军条例，很不满。在一次军委扩大会议上，福建军区的叶飞＇21＇同志说，福建到处是山，苏军的练兵条例不完全适用，因为苏军条例主要是按平原的条件制定的。彼得罗舍夫斯基听了很不满意当时就说：“你污辱了伟大斯大林所创造的伟大的军事科学。”他这样一说，会场的气氛很紧张。）
上面这些事，有的过去讲了，有的没有讲。你们这样大力地帮助我们，而我们又讲你们的坏话，可能使你们难过。我们的关系，就好像教授与学生的关系。教授可能有缺点，学生是不是要提意见？要提，这不是要把教授赶走，教授还是好教授。
你们就帮助我们建造核潜艇嘛！你们可以作顾问。为什么要提出所有权各半的问题？这是一个政治问题。我们打算搞二三百艘这种潜艇。
要讲政治条件，连半个指头都不行。你可以告诉赫鲁晓夫同志，如果讲条件，我们双方都不必谈。如果他同意，他就来，不同意，就不要来，没有什么好谈的，有半个小指头的条件也不成。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可以一万年不要援助。但其他方面的合作还可以进行，决不会闹翻。我们还是始终一致地支持苏联。我们可以在房子里吵架。
我在莫斯科时同赫鲁晓夫同志谈过，你们不一定满足我们的一切要求。你们不给援助，可以迫使我们自己努力。满足一切要求，反而对我们不利。
政治上的合作很重要。在政治上，我们拆你们的台，你们不好办；你们拆我们的台，我们也不好办。
战时，我们的一切军港、一切机场，你们都可以使用，一切地方你们都可以来。你们的地方，你们的海参崴，我们也可以去。战争结束了，就回来。关于这点，可以先订一个战时协定，不要等到战争开始时才订，要提前订。在协定里也要规定，我们也可以到你们那里去，即使我们不去，也要这样订，因为这是个平等问题。平时，这样做不行。平时你们帮助我们建立基地，建设军队。
搞海军“合作社”，就是在斯大林活着的时候，我们也不干。我在莫斯科也和他吵过嘛！
赫鲁晓夫同志取消了“合作社”＇22＇，建立了信任。这次提所有权问题，使我想起斯大林的东西又来了。可能是我误会了，但话要讲清楚。
你昨天说，你们的条件不好，核潜艇不能充分发挥力量，没有前途，中国的条件好，海岸线长，等等。你们从海参崴经库页岛、千岛群岛出大洋，条件很好嘛！
你们讲的话，使我感到不愉快。请你照样告诉给赫鲁晓夫同志，我怎么说的，你就怎么讲，不要代我粉饰，好让他听了舒服。他批评了斯大林，现在又在搞斯大林的东西。
分歧还是有的。我们的，有的你们不同意；你们的，有的我们不同意。比如，我们的“人民内部矛盾”、“百花齐放”，你们就那么满意呀！
斯大林支持王明路线，使我们的革命力量损失了百分之九十以上。当革命处在关键的时候，他不让我们革命，反对我们革命。革命胜利后，他又不信任我们。他大吹自己，说什么中国的胜利是在他的理论指导下取得的。一定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