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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分之一的成年人患上了甲状腺异常，以及发育迟缓和恶性肿瘤等疾患。作为补救措施，马绍尔群岛上的居民受到了专门的医护。
在广岛投下的原子弹的爆炸力只相当于 13000 吨TNT，而比基尼核试验的爆炸力也只有1500万吨TNT。假如爆发全面的热核战争，那么就会有相当于 100 万个广岛那样的原子弹落到世界各地。广岛的原子爆炸杀死了大约10万人。按这样的致死率，全面的热核战争则足以杀死1000亿人。而到二十世纪末，地球上的人口还不足50亿。（扫校者注：事实是60亿） 当然，在这样一场核战争中，不见得人人都会死于冲击波、爆炸烈焰、辐射线和放射性尘埃。不过，过得了初一，过不了十五，因为放射性尘埃会存在相当长一段时间，百分之九十的锶－90衰变要96年，铯－137要 100 年，碘－131要一个月。
核战争的幸存者将可目睹不可思议的后果。高空中的氮将会烧掉并变成各种氮的氧化物，从而消耗掉高空大气层中的大部分臭氧，使大剂量的太阳紫外线透过大气层（原注：这一过程与烟雾喷射器中的碳氟化合物推进剂对臭氧层的破坏类似，但危险得多。因此许多国家禁止使用烟雾喷射器，这也被用来解释由于几十光年以外超新星的爆炸造成恐龙的灭绝）。这骤然增加的紫外线通量可能要持续若干年，它会导致皮肤癌，对于浅色皮肤的人尤其如此。更为严重的是，还不知会对地球的生态发生什么影响。大大增加的紫外光会毁灭庄稼，杀死大量的微生物。我们还不能确切地预测究竟是哪些生物、有多少种生物会罹难，也不知道其后果有多么严重。我们现在所能知道的，只是被杀死的将是处于巨大生物结构底层的生物，而人类将在这样的生物结构的顶端苟延残喘。
在一场全面的核战争中，喷入空中的尘埃将会反射太阳光，从而使地球稍许变冷。但是，哪怕轻微地变冷也会在农业上产生灾难性的后果。鸟类比昆虫更易受射线的伤害，虫灾将进一步造成农业的紊乱，这可能是核战争的后果之一。还有另一种值得忧虑的灾祸，全世界的瘟疫都是地区性的，到了20世纪后期，死于瘟疫的人已经不会太多了，这倒不是不存在瘟疫了，而是人的抵抗力增强了，然而，热核战争中产生的辐射至少会削弱人体的免疫系统，从而降低人们抵抗疾病的能力。从更长期的效应来看，由于发生变异，会产生新的微生物和昆虫。这对于任何幸免于核灾难的人都可能会造成更深远的麻烦。经过一段时间，当隐性变异重新组合并且表达出来，可能会产生新的可怕的人种来。隐性变异一旦表达出来，往往是致命的，只有少数不是如此，痛苦将接踵而至，心爱的人不断去世，无数的烧伤患者、瞎子、四肢不全者，惨不忍睹；疾病、瘟疫横行，空气和水体长期滞留着放射性毒素、恶性肿瘤、死胎、畸形儿，比比皆是；缺医少药，文明荡然无存。我们本该避免的一切，却都无可避免地发生了。
L。 F。理查森是一位对战争问题颇有研究的英国气象学家。他想搞清楚触发战争的原因。战争与天气有某种相似之处。两者都很复杂，但却都有规律可循。这就说明，它们并非不可改变，而是可以认识和控制的自然体系。要了解地球的天气，首先就必须搜集大量的气象资料，就必须搞清天气的实际变化。因此，理查森认为，要搞清战争的规律，其研究途径无疑与研究天气相同。因此他搜集了1820年到1945年期间在我们这个可怜的地球上爆发的几百次战争的资料。
理查森的研究成果发表在一本题名为《直接冲突的统计学》的遗著中。由于他竭力想弄清可能发生造成特定数量伤亡的战争所需的时间，他为一场战争的规模规定了一个指数 M，并用这个指数来度量战争直接造成的死亡人数。假如 M＝3， 那就只是一场小规模的战争，死亡人数只不过1000人（103）。假如 M＝5 或 M＝6，则说明战争的规模大得多，战争中据有10万人（105）或100万人（106） 死亡。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指数都较大。他从这项研究中发现，一场战争死亡的人越多，这样的战争就越不可能发生。人们等待目睹这场战争的时间就越长，就象猛烈的风暴不如阵雨频繁一样。
理查森认为，假如不断降低 M 值，直至使M＝0， 就可以大致估算出世界的凶杀死亡率，即每隔 5 分钟，就有一人被谋杀。上述情况说明，不仅从次要的角度，而且我认为从最深刻的心理角度来看，战争就是大规模的凶杀。当我们的安宁受到威胁，我们的前程受到挑战时，我们——至少是我们当中的一部分人——会不由得怒火万丈。国家受到类似的威胁时，他们有时也会愤慨万分，但在这种情况下，这种愤怒往往是那些谋求权益和私利的人激起的。但是随着凶杀手段的改善及战争威胁的不断增长，必须使许多人同时进入极端激怒的状态，才能形成一场大战。一般说来，因为宣传工具掌握在国家手中，国家不断作出这样的安排（但核战争的情况是个例外，因为极少数几个人就能触发一场核战争）。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感情和有时被称之为人的善良本性之间，在古代爬行动物控制发怒的头脑部分——R 复合体，与近代哺乳动物及人类的相应大脑部分——边缘系统和大脑皮层之间的矛盾。当人类小群地生活，当我们的武器较为简陋时，一个愤怒的士兵只能杀死几个人。随着技术的进步，战争的手段也进步了，同时我们自己也进步了。我们学会了控制自己的恼怒、挫折和绝望的感情，而且在世界范围内改善了不公正的状况。但是，我们现有的武器能够杀死几十亿人，难道我们改善的步伐就够快了吗？在理智教育方面就没有问题了吗？对于战争的起因我们做过勇敢的深入的探讨吗？
人们通常所说的核遏制战赂，最显著的特点就反映了人类远祖的野蛮性。当代的政治家亨利·基辛格说过：“遏制，主要应该是心理上的遏制。为了达到遏制的目的，深谋远虑的威胁比明目张胆的恫吓更有效。”然而真正有效的核威胁，有时还包含非理性的姿态，即对核战争恐怖的无知。这样，当非理性的姿态使得一场全面对抗成为似乎不可避免之时，你的对手便被迫屈服于争端的焦点，而不是进行这场对抗。采取令人置信的非理性姿态的主要危险在于，要想成功，你就得装得十分逼真。而过一段时期之后，你便习惯于此了。于是，你就会弄假成真。
以美苏为首的全球恐怖均势是以地球上的全体居民作为人质的。两国各自对对方的行为设置一定的容许限度，各自警告对方，一旦超越了这个限度，核战争便会一触即发。不过，这种限度时时在变化。对于变化了的新限度，双方务必心领神会。它们各自都在扩大自己的军事优势，但这种扩大不是以露骨的、使对方深感不安的方式进行的。它们一直在互相试探对方的容忍度。例如，核轰炸机在荒凉的北极上空的飞行、古巴导弹危机、反卫星武器试验、越南战争及阿富汗战争等等。这不过是从一系列的令人担忧的例子中略举一二而已。全球的恐怖均势是一种极其微妙的平衡。这种均势取决于不出岔子、不犯错误、不爆发爬行动物的兽性。
其实，核武器及其发射系统的不断完善，迟早会把地球推向灾难的深渊。许多美国和来自欧洲的移民科学家，当初研制出了第一代核武器，如今却深为他们放出的这个恶魔而焦虑不安。他们极力呼吁在全世界范围内销毁核武器，但无人理会他们的呼吁。美苏两国都憧景取得战略的优势，开始了核军备竞赛。
与此同时，国际上大规模破坏力的非核武器贸易正在蓬勃发展，人们诡称之为“常规武器”。在过去的25年中，扣除通货膨胀率后，国际上每年的武器贸易额从3亿美元猛增到200亿美元以上。仅以有完整资料的1950～1968年的情况为例，世界上每年平均发生数次涉及到核武器的意外事件，虽然核爆炸的意外不超过1～2次。苏联、美国和其他一些国家的军火工业规模庞大，强大有力。美国的军火工业包括了一些著名的民间制造公司。根据一份材料估计，同样技术用于军火工业的利润比民用工业要高出百分之三十到五十。另外，在军火工业中费用的超支是许可的，其程度在民用工业中则被认为是无法接受的。在苏联，大量的人力、物力、注意力和精力都投入武器生产之中，这与不太重视消费品生产的情况适成鲜明的对照。据某些人士估计，世界上几乎有一半的科学家和高级工程技术人员完全或部分地为军事工业服务。从事毁灭性武器的研制人员，所获得的工资、享受的特权以及可能拥有的荣誉，都是同行中最高的。对武器研制的保密，在苏联保持得特别长，这意味着研制人员对其工作几乎不承担任何责任。他们受到保护，他们的名字也从不张扬。保守军事秘密的需要使军人在所有社会中成为最难以监察的一部分公民。假如我们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我们就很难阻止他们的行动。由于报酬十分优厚，也由于敌对双方的军火工业在某些可怕的共同点上互相勾结，世界从而会被引向彻底的毁灭。
每一个大国对于拥有和贮备毁灭性武器都具有可以大肆宣扬的理由。常见的理由包括毫无道理地认为潜在的敌人品质卑劣、修养低下（与可靠的同盟者正相反），或者认为别人，而决不会认为自己有征服世界的野心。每个国家似乎都有一系列的禁区，绝对不许它的人民和追随者越雷他—步。在苏联，这些禁区包括资本主义、上帝和有损国家主权的言行；而在美国，则包括社会主义、无神论和损害国家主权的言行。世界各国，概莫例外。
对于一个不偏不倚的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