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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法律能够战胜邪恶。我愿意看到像艾迪·马尔斯这些衣着华丽的家伙在佛尔萨姆采石场磨坏了他们精心修剪过的手指甲，同那些在贫民窟里长大的穷汉子一起干苦活儿。这些倒霉鬼只作了一个案子就坐了班房，再也没出去过。这就是我希望看到的。你和我对世故人情都知道得太多了，不会认为我希望看到的这些能够成为事实。在咱们这个城市里这是不可能的，在任何别的城市，哪怕只有咱们这里一半大，也是不可能的。在咱们这个富饶美丽的美利坚合众国里，任何一个地方都是不可能的。咱们根本不是照这个样子治理国家的。”
我什么话也没有说。他把脑袋向后一仰，喷了一口烟，看了看烟斗嘴，继续说：“但这并不意味着我认为艾迪·马尔斯干掉了雷甘，或者他有什么想干掉他的理由，或者他不但有理由而且多半已经把他干掉。我只是推测他可能知道点什么，说不定迟早有些事会泄露出来，叫大家都知道。把自己的老婆藏在雷阿利托是幼稚可笑的，但这是那些机灵鬼自以为干得非常聪明的幼稚举动。昨天晚上，在地方检察官同他谈完了以后，我把他找来，他什么都承认了。他说他认为卡尼诺是个很可靠的保护人，所以才雇他干事。他不知道，也不想知道卡尼诺有什么嗜好。他不认识哈里·琼斯。他也不认识乔·布罗迪。他当然认识盖格，但是却坚持说不知道盖格干的那种肮脏买卖。我想这些事你都知道了。”
“是的。”
“你在雷阿利托干得挺漂亮，老弟。你没打算隐瞒什么。我们现在对没有鉴定出的子弹都有档案记录。也许有一天你又使用了这支枪！到那时候你可就要倒霉了。”
“我昨天枪打得真够漂亮的。”我说，斜瞟了他一眼。
他磕了磕烟斗，沉思地盯着它：“那个女孩子怎么样了？”他头也不抬地问。
“我不知道。他们没有扣留她。我们把事情都说清楚了，作了记录，一式三份。一份给了怀尔德，一份给了警察局长办公室，还有一份给了刑事杀人侦缉队。他们把她放了。我后来没有再见到她。真没想到。”
“那姑娘很不错，人们都说。不会干出什么坏事来。”
“是个好姑娘。”我说。
格里高利叹了口气，揉了揉自己的灰色短发：“还有一件事，”他的语调几乎可以说是和蔼的，“你这个人看起来挺不错，只是办起事来有时太不知深浅了。如果你真要帮助斯特恩乌德一家的话——就别再管他家的事了。”
“我想你是对的，上尉。”
“你身体现在怎么样？”
“好极了。”我说，“昨天夜里我被各门各部的老爷训了大半夜，被人呵斥来呵斥去。在这以前，我浑身都湿透了，还叫人打个半死。现在我可是好极了。”
“你希望他们对你怎样呢，老弟？”
“就是这样。”我站起身来，对他笑了笑，拔腿往门口走去。我已经快走到门口了，他突然清了清嗓子，厉声对我说：“我说了半天都是废话么，啊？你还觉得你能找到雷甘？”
我转回身来，盯着他的眼睛：“不，我认为我找不到他了。我连找都不想找了。这合你的心意了吧？”
他缓缓地点了一下头，过了一会儿又耸了耸肩：“真不知道我说这个干什么。祝你好运道，马洛。有时间来吧。”
“谢谢了，上尉。”
我走出市政厅，在停车场里找到我的汽车，开回到霍巴特·阿姆斯家中去。我脱下外套，躺在床上，一面凝望着天花板，一面听着外面街上车马的声音。我望着阳光慢慢移过天花板的一角。我想睡一觉，可是一点儿也睡不着。
我从床上起来喝了一杯酒——虽然这不是喝酒的时候，又重新躺下。我还是睡不着。我的脑子像钟摆似的嘀嘀答答地响着。我起身坐在床边上，装了一斗烟，大声说：“这个老混蛋肯定知道点儿什么。”
烟斗苦得像碱水。我把它扔在一边，又倒头躺下。我的思绪在记忆的波涛里飘忽不定。在这些回忆里我似乎一遍又一遍地重复做同一件事，到同一个地方去，遇到同样的人，对他们说同样的话，但是每次却又都像是真实的。
好像真的发生了这样的事，而且都是第一次。
我冒着大雨驾着汽车在公路上疾驰，银头发坐在车角里一句话也不说，因此在我们开到洛杉矶的时候，我俩仿佛又成了素昧平生的人了。我在一家通宵营业的杂货店前面下了车，给伯尔尼·奥尔斯挂了个电话。告诉他我在雷阿利托杀了个人，现在正同艾迪·马尔斯的妻子一起到怀尔德家里去。我杀人的事她全都看见了。我开着汽车沿着被雨水洗刷一新的寂静街道来到拉斐特公园，最后把车停到怀尔德的大木房子前边的停车棚里。
奥尔斯事先已经打了电话说我要来，门灯已经打开了。
我走进怀尔德的办公室。他正穿着一件大花睡衣坐在写字台后边，面孔紧绷绷的，一只带花条的雪茄烟一会儿捏在手指里，一会儿送到挂着苦笑的唇边。奥尔斯已经到了，同来的还有警察局长办公室的一个头发灰白、体格消瘦的人。这个带着学究气的人，从言谈举止看，与其说是一个警察，倒不如说是个经济学教授。我给他们讲了事情的经过，这些人一声不响地听着。“银头发”坐在一处灯光照不到的地方，两手交叠着放在膝头上，什么人也不看。电话铃一会儿就响一次。从刑事侦缉处来的两个人好奇地盯着我，倒仿佛我是从巡回马戏团里逃出来的一只怪兽。
我又开起汽车来，他们之中有一个坐在我身边。我这次是向富尔威德大楼开去。我们来到那个房间，哈里·琼斯仍然坐在写字台后面的椅子上，他的一张扭曲的脸已经变得僵硬了。屋子里那股又酸又甜的气昧还没有散尽。同来的还有一个法医，非常年轻、壮实，脖子上生着硬挺挺的红汗毛。
一个指纹专家在屋子里转来转去。我告诉他别忘记看一看透气窗上的插销。他果然在那上面找到了卡尼诺的拇指指纹。这是那个穿棕衣服的人留下的惟一指纹，多亏它才证实我的叙述并非虚构。
我又回到怀尔德的住所，他的秘书已经去另一间屋子用打字机把我的证词打下来，我签上自己的名字。这时候门开了，艾迪·马尔斯走了进来。当他看见“银头发”的时候，脸上突然现出一副笑容来，说道：“你好啊，亲爱的。”她既没有看他，也没有搭理他。艾迪·马尔斯神采奕奕，穿着一身深颜色的办公服装，苏格兰呢大衣里露出镶边的白围巾。后来他们就走了，所有的人都走了。屋子里只剩下我和怀尔德。怀尔德用冰冷的愤怒的语气对我说：“这是最后一次了，马洛。下次你再耍什么花招儿，我就把你扔去喂狮子。谁爱伤心就叫他伤心去吧。”
就是这样，我的脑子里一遍又一遍地重演着这些事。
我躺在床上望着一块日光慢慢移到下面墙角里去。这时电话铃响了。是诺里斯，斯特恩乌德家的老管家。他的声音仍像往常那样拘谨而遥远。
“是马洛先生吗？我往你的办事处打电话，一直打不通。我只好冒昧地打电话到你家里来。”
“我差不多一整夜都在外面。”我说，“我一直没去办事处。”
“是了，先生。将军今天上午想见见您，马洛先生，如果你觉得方便的话。”
“过半小时左右我就到他那里。”我说，“他身体怎么样？”
“他没有起床，先生。不过身体还可以。”
“那就请他等我一会儿吧。”我说完，把电话挂上。
我刮了脸，换了衣服，向房门走去。突然，我又转回身，拿起卡门的那支珠柄小手枪放进口袋里。外面阳光十分强烈，仿佛跳动着似的。二十分钟后我到了斯特恩乌德家，把车开到侧门的门廊下。这时是十一点十五分。雨后方晴，小鸟在树上像发了疯似的啼叫着，梯形的草坪绿得像爱尔兰国旗。整个这所宅子看上去就像十分钟以前刚刚建成的那样整洁。我按了门铃。自从我第一次按这里的门铃以来，只不过过了五天，可是我却觉得像过了一年似的。
一个女仆替我打开门，领着我穿过侧厅走到主厅，叫我待在那儿，告诉我诺里斯先生马上就下来。主厅和我初来的时候一模一样：壁炉架上的画像仍然瞪着一双乌黑、火热的眼睛，花玻璃上的那个骑士仍然在装模作样地假装要解救绑在树上的裸体女郎。
几分钟以后，诺里斯露面了。他也一点儿没有变化。
一双锐利的蓝眼睛像过去一样深沉，灰里透红的皮肤看上去既健康又安详。他的动作要比他的实际年龄年轻二十岁。相形之下，我倒是一个感觉到岁月重担的人了。
我们走上瓷砖铺的楼梯，转向同薇维安住房相反的方向。每走一步，这幢房子似乎就变得更大、更静了。最后，我们走到一扇非常敦实的老式房门前面。这扇门看上去就像是从教堂里移来的一样。诺里斯轻轻把门推开，往里望了望。之后，他把身子一闪，我从他身旁走进去。走过大约四分之一英里的地毯以后，来到一张支着华盖的大床旁边。亨利八世很可能就是在这张床上崩驾的。
斯特恩乌德将军半躺半坐地在枕头上靠着。他那没有一丝血色的双手握在一起，放在被单上面。在白被单的映衬下，这双手显得更加灰白。他的一双黑眼睛仍然目光炯炯，但是，除了眼神以外，一张脸却像死人的一样。
“坐下，马洛先生。”他的声音没有什么力气，吐音非常吃力。
我拽过一把椅子，在他身旁坐下。所有的窗户都关得严严的。房子里一点阳光也见不到。窗户外面的遮阳篷挡住了从空中照射进来的任何光线。空气里微微散发着一股老年人的甜腻味。
他默默地盯着我看了很久。他的一只手动了动，好像要证明一下他的手还能活动似的，接着他又把它搭在另一只上。他有气无力地说：“我没有请你找过我的女婿，马洛先生。”
“可是你是有这个意思的。”
“我并没有提出叫你去找。你自己假定得太多了。我想要做的事，一般我总是提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