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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在国际象棋里，英文的“马”和“骑士”是一个词。这里暗示对待卡门不能用骑士精神。
我又抬头看着她。她躺着没动。在白枕头映衬下，面色显得格外苍白。她的两眼又大又黑，可是却像旱季里的空水桶一样空洞洞的。她的一只没有指甲盖儿的小手不安地捏着被子。她的神色中显出一些隐隐约约的忧虑来。不过她还没有搞清楚到底为什么。要让女人们——即使是那些特别高雅的女人——意识到她们的肉体并非是不可抗拒的诱惑，那真是难上加难。
我说：“我想到厨房里去调一杯酒。你来一杯吗？”
“嗯唔。”那双漆黑、沉静、带着迷茫神情的眼睛阴沉地盯着我，眼色中的疑虑加深了。这种疑虑无声无息地悄悄出现在她的眼里，就像一只猫沿着深深的草丛走向一只小画眉鸟一样。
“如果你在我回来的时候穿好了衣服，就可以得到一杯酒，这行了吧？”
她的两排牙齿分开来，嘴里轻轻发出嘶嘶的声音。她没有理会我的话。我走到厨房里，取出一些苏格兰威士忌和汽水，调了两杯苏打水威士忌。我没有那种真正劲儿大的酒，也不用硝化甘油或者蒸馏过的烈酒当饮料。当我端着杯子走回来时，她还是没有起身。嘶嘶的声音停止了。
她的眼色也平和下来。她的嘴唇作出要对我笑的样子。接着她忽然坐起来，把被子从身上整个一掀，伸出手来。
“给我。”
“穿上以后再说。不穿不给。”
我把两杯酒放在牌桌上，坐下来又点着了一支烟。
“穿吧，我不看你。”
我把脸扭过去。可是我觉察到一种突如其来的、刺耳的嘶嘶声，只得警觉地回过头去看她。她光着身子坐在那里，两手撑在床上，嘴张开一条缝，脸色像刚刮过的骨头一样。嘶嘶的声音从她嘴里剧烈地发出来，好像她自己不能控制一样。在她空虚的眼光后面隐藏着另一种神色，那是我在别的女人眼里从来没有看到过的。然后，她的嘴唇非常缓慢而小心地动了动，就像是弹簧操纵着的假嘴唇。
她用极其下流的话骂了我一句。
这我倒不在乎。我不在乎她骂我什么，也不在乎其他任何人骂我什么。然而这是我住的房间。我把它当做我的一个家。这里面的东西就是我的一切，它们都使我产生某种联想，使我想起过去，想起一个叫做家庭的地方。这里面东西并不多，几本书，几张画，一台收音机，一付棋子，一些旧信，不过如此而已，一点儿也算不了什么。但就是这些东西却占据了我的全部记忆。
我不能容忍她再呆在这间屋子里了。她骂我的话只不过使我想到这一切而已。
我克制着说：“我给你三分钟时间穿好衣服出去。如果到时候还不行，我就动用武力——把你扔出去。就让你这个样子，光着屁股。而且我要接着把你的衣服扔到走廊里去。现在——开始吧。”
她的牙齿直打战，嘶嘶声变得更刺耳、更疯狂了。她把脚悠到地板上，一只手从床边的一把椅子上把衣服钩着。她开始穿衣服。我看着她穿。她用对一个女人来说显得笨拙、僵硬的手指穿戴着，但是动作一点儿不慢，只用了两分钟多一点的时间就穿好了。我给她计算了时间。
她站在床边，一只绿皮包紧紧压在镶着皮边的大衣上。她脑袋上歪戴着一顶显得放荡的绿帽子。她站了一会儿，继续对我嘶嘶叫了一阵，面色仍然像刮过的骨头一样难看。她的眼光既空虚又闪现着狂野的情绪。最后，她快步走到门口，打开门走了出去。她没有说话，也没有回头。我听到电梯发动和沿着机架开下去的声音。
我走到窗前，拉开窗帘，把窗子开得大大的。随着晚风，飘进一股不新鲜的甜腻味儿，其中夹杂着汽车废气和都市的气息。我用手钩着酒杯，慢慢地饮着。公寓大门在我的窗下关上了。寂静的人行道上传来脚步声。不远的地方一辆汽车发动起来。汽车冲进了夜色里，离合器卡嗒卡嗒乱响。我走回床边低头看着。她的脑袋枕出的印子还留在枕头上，那个纤小的、堕落的肉体压出的印子也还留在床单上。
我放下空酒杯，狂怒地把床铺扯了个乱七八糟。
第二十五章
第二天早晨，又下起雨来，灰蒙蒙的雨点斜着飘落下来，就像是飘拂着一幅玻璃珠串成的窗帘。我起床的时候觉得懒洋洋的，疲乏得要命。站在那儿看着窗外，嘴里隐约还有一股斯特恩乌德家姐妹们留下的苦涩味。我的生活像稻草人身上的破口袋一样空空洞洞。我走进小厨房，喝了两杯黑咖啡。除了醉酒之外，有些别的东西也能给你留下点儿头疼和懊丧的感觉。我从女人身上就体验到这一点，女人叫我恶心。
我刮过脸，洗了个淋浴，穿好衣服，取出雨衣，从楼梯上走下来，站在大门口看着街头。街道对面一百码以外的地方停着一辆灰色普利茅斯牌汽车。这就是昨天企图跟踪我的那辆车，也正是我向艾迪·马尔斯问起过的那辆。
也许里面坐的是一个警察——假如哪位警察有这么多闲工夫乐于浪费在尾随着我东跑西奔的话。也许是哪个在侦探界混事的油子，想在别人的案子里插一手，挤进去捞点油水。再不然就是那位不赞同我的夜生活的百慕大主教。
我走到公寓大楼后面，把我的篷车从车库里开出来，再绕回前面来，从这辆灰色普利茅斯前面开了过去。车里面独自坐着一个矮个儿男人。他开车跟上了我。在雨天里他的车开得相当不错。他跟着我跟得很紧，凡是较短的街区，我驶不到头他就跟上来了。但是他又同我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在我们两辆汽车之间总是夹着其他一些车辆。我把车开到大马路上，在我办事处所在的大楼旁边的停车场停下车，走了出来。我的雨衣领子朝上翻着，帽檐儿压得低低的，雨点还是从帽檐和雨衣领子之间滴进来，凉冰冰地打在我的脸上。那辆普利茅斯停在对面一个消火栓旁边。我走向十字路口，在亮绿灯时穿过了马路，又转回头来在人行道外侧停着的一辆辆汽车旁边往回走。普利茅斯没有开动，也没有人下车。我走到这辆车跟前，从人行道那边猛地拽开车门。
一个矮小的、眼睛亮晶晶的人坐在方向盘后面，身子紧紧贴在角落里。我站在那儿瞅着他，雨点敲打着我的脊背。他的两只眼睛在一团缭绕的香烟后面眯缝着。他的双手不安地拍打着窄边儿的方向盘。
我说：“你能不能下个决心？”
他咽了口睡沫，烟卷儿在他嘴唇上跳动着：“我好像并不认识你。”他压低了声音说。
“我叫马洛，就是你这两天来一直盯着的那个人。”
“我没盯什么人，博士。”
“你没有盯，可是你这辆汽车却老跟着我。可能你控制不住它。你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吧。我现在要到马路那边的咖啡馆去吃早点了。我要吃的是橘子汁、火腿蛋、土司、蜂蜜、三四杯咖啡，还得要一根牙签。然后我就去我的办事处。办事处就在你正对面的那座大楼七层楼上。如果你有什么烦恼实在忍受不了，你可以上来找我，跟我谈谈。我今天没什么事，只是要给机关枪上点儿润滑油。”
我离开了他，任他在那里眨巴眼睛。二十分钟后，我把女清洁工的《爱之夜》扔出我的办公室，拆开一个厚厚的、用工整而秀丽的老式笔法书写的粗纸信封。信封里装的是一张简短的信柬和一大张紫红色的五百元的支票，取款姓名填的是菲利浦·马洛，由文森特·诺里斯代表盖·布里赛·斯特恩乌德签字。这张支票使这个阴沉的上午变得晴朗了不少。我正要填一张银行存款单时，电铃响了。
它告诉我有人走进了我这间又小又窄的接待室。来的不是别人，正是那个从普利茅斯车上下来的小个子。
“好得很。”我说，“进来吧，脱了你的大衣。”
我给他开着门，他小心翼翼地从我旁边钻进来，小心得仿佛是怕我会在他的小屁股上踢一脚似的。我们坐了下来，隔着办公桌面面相觑。他身材确实非常矮小，高度不过五英尺三，体重恐怕超不过一个屠夫的大拇指头。他生着机警明亮的眼睛，努力作出一副严厉的神态，严厉得就像挂在半片硬壳上的牡蛎肉。他穿着一身暗灰色的衣服，上衣钉着双排纽扣。这件衣服肩膀太肥，领子也翻得太大。衣服外面套着一件没有系扣的爱尔兰花呢外衣，上面有一些破旧的斑点，一条花绸领带从衣服里窜了出来，耷拉在翻领外边，上面溅了许多雨点子。
“也许你认识我吧。”他自我介绍说，“我叫哈利·琼斯。”
我说不认识他。我把一扁盒香烟朝他跟前推过去。他用整洁的瘦指头拈起一根烟来，就像蝉吞苍蝇一样麻利。他用台式打火机点着了烟，又挥了挥手。
“我在这一带混过事。”他说，“认识不少人。过去我倒卖过私酒，从怀尼米·帕恩特把酒运过来。这可不是桩好买卖，老弟。开着一辆探路的小汽车，大腿上放着一支枪，裤子后兜里塞满了一大沓钞票，足够堵塞住一条运煤槽。往往在到达贝弗利山以前就要给四拨警察买路钱。这可不是桩好买卖。”
“可怕。”我说。
他向后仰着身子，从紧抿着的小嘴角里朝着天花板上吐烟圈儿。
“可能你不相信我。”他说。
“可能不相信，”我说，“也可能相信，还可能我没这闲工夫拿定主意。你究竟打的是什么鬼算盘？”
“没什么。”他若无其事地说。
“你来来回回追着我已经两天了，”我说，“就像一个小伙子跟在一个姑娘后头，可又缺乏最后一点勇气似的。可能你是兜售什么保险的。可能你认识一个叫乔·布罗迪的人。这种‘可能’有一大堆，不过我手头也有一大堆自己的事儿要干呢。”
他的眼珠鼓了出来，下巴差点儿掉到大腿上：“耶稣基督！你怎么知道这些事的？”他尖声儿地问。
“我专门研究别人的心灵。快把你葫芦里的药晃荡晃荡，全倒出来吧。我可没工夫整天陪你。”
他眼睛里的光泽几乎在突然眯起的眼皮下面消失了。
沉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