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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见拉瑞·科布先生吧。”薇维安说，“科布先生——马洛先生。”
我随便哼哼了两声。
“是科布先生陪我来的。”她说，“真是个好保镖，这位科布先生。照顾我照顾得多周到啊！你应该看看他清醒时的样子，我也应该看看，反正总该有人看看他清醒时是什么样子。我的意思是说，他清醒的时候太少见了。所以，拉瑞·科布酒醒的时刻——那是一种昙花一现、转瞬即逝，却又让人永远难忘的时刻——完全可以载入史册。”
“是啊。”我说。
“我甚至想过和他结婚呢。”她的声音有些不自然，好像刚才的那场抢劫案引起的震动现在才在她身上显现出来，“那是在偶尔的情况下，当我的脑子里想不起什么高兴事儿的时候。咱们谁都会有这种心情的。一阵子也就过去了。你知道吧，这人钱多得要命。一条游艇，长岛有一座别墅，新港有一座别墅，百慕大有一座别墅，说不定全世界到处都有他的别墅——不过和东一瓶西一瓶的苏格兰威士忌酒没什么两样。对于科布先生来讲，一瓶上好的威士忌也总是唾手可得的。”
“是啊。”我说，“他有送自己回家的司机吗？”
“不要老说‘是啊’，这也太俗气了。”她挑起眉毛来看着我。那个穿工作服的人正在使劲儿咬住下嘴唇。
“哦，那还用说。他的司机足可以编成一个排。说不定他们每天早晨都对着汽车房编班操练——扣子闪亮，制服发光，手套白得晃眼——一派西点军校的高雅劲儿。”
“得了，还是说说他的司机到底在哪儿吧。”我说道。
“他今天晚上是自己开车来的。”那个穿工作服的人几乎是带着歉意地说，“我可以打电话给他家里，叫他们派个人来接他回去。”
薇维安转过身去，对他笑了笑，就好像他刚送给她一副钻石头饰一样。
“那就太好了。”她说，“你是不是这就去打电话？我真不希望科布先生就这样断了气——你看他嘴巴张得这么大。要是死了，人家还以为是犯了酒瘾死的。”
穿工作服的男人说：“只要闻一闻，就准知道不是犯酒瘾死的，小姐。”
她打开皮包，抓出一把钞票，塞给他说：“我知道，你会好好照顾他的。”
“哎呀呀。”这家伙的眼睛都瞪圆了，“我一定会的，小姐。”
“我姓雷甘。”她用甜甜的声音说，“雷甘夫人。你以后说不定会再见到我的。你来这儿时间还不长，是吧？”
“不长，太太。”他的两手紧紧撰着那把钞票，不知该往哪儿放才好。
“你会喜欢这个地方的。”说着，她把我的胳膊挽起来，“咱们坐你的车走吧，马洛。”
“车在外面大街上呢。”
“走走路很好嘛，马洛。我喜欢在雾气里面遛个弯儿。你会遇着许多蛮有意思的人。”
“哦，别瞎说了。”我回答她。
她吊在我的胳膊上开始索索地发起抖来。在往我的汽车走的一路上她始终紧紧拉着我。到了汽车跟前，她不再发抖了。我开车从大楼阴面的一条弯曲的林荫小路驶过。
这条小路通到德·卡森斯大街，那是拉斯·奥林达斯的主要街道。我们的汽车在那些老旧的、噼里啪啦乱响的弧光灯底下驶过。过了一会儿，我们经过一座小镇：一幢幢建筑物，死气沉沉的商店，一个加油站——夜班电铃上面亮着一盏灯。最后，我们看见一个还没关门的杂货店。
“你最好喝一杯酒再走。”我说。
她动了动下巴，一个白点儿在车座的角落里闪动了一下。我开车斜穿过马路，在马路边上停了车。
“一小杯黑咖啡，调上一丁点儿黑麦威士忌，准保管用。”我说。
“我可以有两个水手加在一起的酒量，而且我也愿意喝得像水手一样地烂醉。”
我给她拉着车门，她紧挨着我走出来，头发擦着我的脸。我们走进了杂货店。我在卖酒的柜台上买了一品脱黑麦威士忌，端到方凳旁边，放在有裂缝的大理石柜台上。
“来两杯咖啡。”我说，“不加奶，要浓一点。别给我们隔年的陈货。”
“你们不能在这儿喝酒。”店员说。他穿着一件洗褪了色的工作服，头发稀稀拉拉的、目光很诚实，下巴缩着，决不会在看到墙壁之前叫下巴撞在墙上。
薇维安把手伸到皮包里掏出一包香烟，像男人抽烟那样摇出来两根。她把香烟朝我递过来。
“在这里喝酒是违法的。”店员又说。
我点着了烟，没有理会他的话。他从一个失去了光泽的镍壶里倒出两杯咖啡放在我们面前。他看了看那瓶黑麦酒，低声嘟嚷了一句，最后无可奈何地说：“好吧，你们俩喝的时候我去盯着街上。”
他走过去，站在橱窗后面，背对着我们，耳朵直直地竖着。
“干这种事真叫我心都跳到嗓子眼上了。”我说着，拧开威士忌酒的瓶塞儿，兑在咖啡里，“这个地方的警察真叫厉害。整个禁酒期间艾迪·马尔斯的公馆一直是夜总会，他们派了两个穿警服的人每天晚上站在门厅里看着客人，不许把酒带进来。不管是谁喝酒都得从马尔斯那里买。”
那个店员一下转过身，走回柜台后面，走进玻璃窗户后面的内间去了。
我们慢慢地喝着兑上酒的咖啡。我从咖啡壶后面的镜子里打量着薇维安的面孔。这张脸洁净而苍白，非常漂亮可又带着点野劲儿。她的嘴唇红得扎眼。
“你的眼神里有股子凶气。”我说，“艾迪·马尔斯究竟抓住你什么了？”
她从镜子里看着我：“我今天晚上在轮盘赌台上赚了他不少——是用我昨天从他那儿借的五千块钱当本钱，而这五千块我根本没有动用。”
“没准儿他心疼了。那个歹徒就是他派的，你说是不是？”
“什么叫歹徒？”
“玩枪弄刀的家伙。”
“你是个歹徒吗？”
“当然了。”我笑着说，“不过严格说起来，所谓歹徒是指没站对地方的人。”
“我常常怀疑到底站在哪边才算真站对地方。”
“咱们扯得太远了。艾迪·马尔斯到底抓着你什么了？”
“你是说抓住我什么小辫子吧？”
“就是。”
她把嘴唇一撇：“你应该聪明一点儿，马洛。应该比现在聪明得多。”
“将军怎么样了？我可不想装得像个机灵鬼。”
“不太好。他今天没起床。你至少可以停止审问我吧？”
“我记得有一次我也想这么问问你。将军到底知道多少情况？”
“也许他什么都知道了。”
“诺里斯会告诉他吧？”
“不会。怀尔德，那位地方检察官，到我们家来看过他。你把那些照片都烧了吗？”
“当然了。你还是很为你的小妹妹操心，是吧——时不时的。”
“我觉得惟一要我操心的就是她。从某种角度来说，我也替爸爸操心，尽量把事情瞒着他。”
“他倒没有太多的幻想。”我说，“不过我估计他还是有自尊心的。”
“我们是他的血肉啊。麻烦的地方就在这里。”她从镜子里用那两道深邃的目光盯着我，“我不希望他在对自己的血肉充满蔑视中死去。我们的血液确实很不安分，可并非总是腐败堕落的。”
“现在是吗？”
“我估计你是这么认为的。”
“你倒不是这样。你不过在演戏而已。”
她的眼睛低了下去。我又抿了几口咖啡，为我们两个人各自点着了一根烟。
“这么说你也开枪杀人。”她平静地说，“你是一个杀人犯。”
“我？怎么是杀人犯？”
“报纸和警方编排得挺巧妙。不过我对读到的东西并不是什么都相信的。”
“噢，你以为是我干掉了盖格或者布罗迪——要不就是把两个都给干掉了。”
她什么话也没说。
“我用不着那样。”我说，“我猜想那么干对我也不是什么难事。他们俩人肯定都想朝我撂两枪的。”
“这恰恰说明你在本质上是个杀人犯，和其他的警察一个样。”
“哦，别胡说了。”
“你是一个阴阴沉沉、闷声不响的人，你对别人的感情不见得比屠夫对他屠宰的牲口多多少。我第一次看见你就知道这一点了。”
“你交的狐朋狗友太多了，不可能了解其他类型的人。”
“那些人和你相比都是软骨头。”
“多谢了，夫人。你自己也不是一块松软的英国蛋糕。”
“咱们离开这个混账地方吧。”
我付了账，把那瓶黑麦酒揣在口袋里。我们一起走了出去。那个店员对我还是没有好感。
我们的车从拉斯·奥林达斯开出去，连着经过几个潮湿的滨海小镇。在这些小镇里，低矮的小房子都建在波涛喧嚣的沙滩上，高大的楼房则建在靠后一些的斜坡上。时不时地可以看到一两扇有黄色灯光的窗户，但绝大多数住家都已经熄了灯。一股海草的腥味从海面上飘过来，弥漫在雾气里。汽车轮胎在湿漉漉的混凝土大道上嘎吱嘎吱地响着。整个世界是一片潮湿和空虚。
我们快要到德尔雷时，她才和我说话。这是我们离开杂货店后她第一次开口。她的声音压抑着，好像嗓子里有什么东西在深处跳动。
“从德尔雷海滨俱乐部旁边开下去。我想看看海水。靠左边，第二条马路就是。”
十字路口挂着一盏摇摇晃晃的昏黄的路灯。我掉过车头，顺着一道斜坡滑下去。路的一旁是高高的峭壁，右首就是城际公路。公路那边很远很远的地方是一片散乱的灯光，更远的地方是码头的灯火，天空凝聚着一座城市上空常有的烟雾。在这个方向，雾气差不多已经散尽了。在城际公路转了个弯儿从峭壁下面伸展出去的地方，我们这条路交叉过去，然后接上一条砖石铺成的滨海大道。大道的一边就是一片开阔、寂寥的海滩。有很多汽车停在便道上，面对着大海，车身黑乎乎的。海滨俱乐部的灯光还在几百码以外。
我把车靠着路旁刹住，关了前灯，手扶方向盘坐着。
海水在弥漫的雾气中汹涌起伏，泛着白沫，几乎一点声音也没有，就和一般思潮从意识的边缘上正在努力成形时的情况一样。
“坐过来点儿。”她喘着粗气，含含糊糊地说。
我从方向盘后面移过来，坐到座位中间。她把身体从我旁边移开一点儿，就像是要偷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