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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４１年３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会在重庆秘密召开，会议通过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政纲、宣言和简单，产生了中央领导机构，黄炎培为中央常委会主席。民主政团同盟，基本上是团体会员，由三党三派为主的多党派组成的联合体，是一个阶级联盟性质的党派。各小党派结成“民盟”，增强了政治影响力，“是民主运动的生力军”。
民主政团同盟成立，在国民党统治区没有合法地位，继续受到国民党的排斥与打压。而共产党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态度。梁漱溟在香港正式出版《光明日报》，发表“启事”宣告民盟成立，不久《光明日报》成为民盟的中央机关报。国民党政府对民主政团同盟不能容忍，勾结香港英国当局搜查《光明日报》社及其工作人员的住宅。
当梁漱溟在香港筹备《光明日报》的时候，中共驻香港办事处给予了具体帮助支持，周恩来在重庆，与民盟领导人商谈国是，对他们予以政治上的帮助。民盟对中共也给予很大支持。当国民党当局拼命攻击中共联合政府的主张、极力丑化敌后抗日根据地时，黄炎培、章伯钧、左舜生等人冒着风险，亲赴延安考察，与中共领导人毛泽东进行开诚布公的会谈，对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对延安有了深刻的了解，黄炎培秉笔直书所见所闻，出版了《延安归来》一书，他得出的结论：“中共朋友最可宝贵的精神，倒是不断地要好，不断地求进步，这种精神充分发挥出来，前途希望是无限的。”“延安五日，益增我中国共产党的敬仰。”他们客观公正地反映在延安的观感，在消除人们因国民党当局的误导产生的偏见起了很好的作用。
蒋介石制造“千古奇冤”，本想削弱共产党的力量，吓唬不满意其奉行的错误内外政策者，却事与愿违，“皖南事变”成了重要的政治分水岭，包括民主党派在内的中间势力的政治天秤倾向共产党。
抗战胜利后，中间党派重新燃起建立真正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希望，蒋介石撕毁旧政治协商会议的协议，使它们的希望破灭。
治篇第133节 以大欺小（2）
１９４６年１月，根据国共两党重庆谈判达成的协定，在重庆召开了政治协商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国民党、共产党、民主同盟、青年党和无党派人士的代表共３８人，历时２２天。在主张和平反对内战、主张民主反对国民党一党专制这些基本问题上，以民盟为代表的中间派同中共有很多共同点，中共代表与它们事先协商，共同行动，克服国民党的严重干扰，使会议达成了《政府组织案》、《国民大会案》、《军事问题案》、《宪法草案》等五项协议。政协协议规定，改组国民党一党政府，成立政府委员会为最高国务机关，委员的一半由国民党以外的人士担任。改组后的政府作为结束国民党的“训政”到实施宪政的过渡时期的政府，负有召集国民大会以制定宪法的任务。会议通过的宪法草案规定，立法院为相当于议会的最高国家立法机关，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行政院为最高行政机关，并对立法院负责；立法院对行政院全体不信任时，行政院或辞职或提请总统解散立法院。中央政权的这种体制，相当于英国或法国的议会制和内阁制。这对于蒋介石的独裁政体是一种限制。
政协协定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中间党派政治主张，有利于冲破蒋介石独裁统治和实行民主政治，有利于和平建国，因而在相当程度上有利于人民，受到人民群众的欢迎，它激起了中间党派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发展资本主义的希望，使他们感到成为振奋。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它成为国民党统治区很多人衡量是非的重要标志：谁反对政协路线，谁就不得人心；谁要破坏政协路线，谁就不得人心。
在政协闭幕会议上，蒋介石致闭幕词说，会议通过的各项协议，我敢代表政府先行声明，政府必须十分尊重，一俟完成协定手续以后，即当分别照案实行。今后中正无论在朝在野，均必本着公民应尽的责任，忠实的坚决的遵守本会议一切的决议。他的话说得很动听，实际上，却对政协的结果非常不满。２月，在南京军事会议上，他说，共产党野心很大，要使国民党失败，以便在全国实现苏维埃制度。陈果夫也说“中国实行多党政治，照现在党、政、军未健全之际，颇有踏覆辙之可能。”
蒋介石背信弃义，撕毁停战协议和政协协议，发动了全面内战。１９４６年１１月，一手包办的“国民大会”，通过的《中华民国宪法》，违背了政协协议关于联合政府责任制的原则，恢复了“五五宪章”中的总统独裁制，它以根本大法的形式确立了国民党一党专制的国家制度。
蒋介石宣布民盟等民主党派为非法，把各民主党派“逼上梁山”。
蒋介石违背人民意愿，发动新的内战，违背民主潮流，执意独裁，把自己摆在与全国人民为敌的位置。在全面内战爆发在即，民盟发表声明坚决反对内战，说，谁挑起内战，谁就是人民公敌，全国共讨之。蒋介石撕毁协议，发动内战，把自己摆在与人民为敌的地位，包括各民主党派在内的广大人民群众坚决反对他们的倒行逆施。
１９４７年７月，蒋介石提出《戡乱总动员令》。不仅中共早已被称作“匪”处于被屠杀的地位，而且各民主党派也被定为是非法的政党。蒋介石亲自在南京召集各地特务头子举行秘密会议，布置对包括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在内的爱国民主人士的大规模迫害，民盟被迫宣布解散，各民主党派也被列入取缔的范围，被迫转入地下。
物极必反，各民主党派并没有屈服于蒋介石的暴力，投入为“打倒蒋介石”而斗争的行列１９４７年１１月，国民党民主派在香港召开联合代表大会，成立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此后，民盟、民建、民进、农工、致公、九三学社、台盟等相继开会或通过其他形式表态，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它们的代表人物应中共的邀请，陆续到解放区，后来到北平，参与了筹建新中国，参加了没有反动派参加的新政治协商会议，与中共一起缔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它们与中共的合作，奠定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的基础。
评析：
民主革命时期，在蒋介石叛变革命后，中国有三大政治力量，一是国民党及其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二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阶级基础和社会基础，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其他劳动者及其处于下层地位的知识分子；三是以中间阶级为主体的中间势力，各民主党派主要代表中间阶级的主张与政治要求。各民主党派都是比较小的党，但他们中所云集的是知识精英，并且在中间势力尤其是中间阶级中有着广泛的社会联系。他们在国共两党的博弈中，常常能够可以扮演重要的角色。
蒋介石无视各民主党派，依仗国民党的执政地位，以大欺小，恃强凌弱，甚至妄想将它们置于死地，结果把各民主党派“逼上梁山”，使自己失去了中间阶级的支持。以大欺小，恃强凌弱，从政治伦理角度说，是不道德的，从政党制度角度说，是违背潮流的，一个不道德、违背历史潮流的统治集团，终究会失去其存在的意义。
治篇第134节 以党治国，政体难顺
蒋介石把国民党领上了执政党地位，他依托这个党，在中国政坛上，纵横捭阖，一人独尊，在大陆风光了数十年。
他视党如命，在他几起几落时，政权有过暂时的让渡，可党权、军权紧紧在握，不让给他人。他也看重党的建设，但基本上不是用现代政党理念与方式治党。从某种意义上说，蒋介石的权术影响与改造了国民党。
以党治国，一党专制，且以权术作为治党的主要机制，使国民党在堕落中死亡。
在蒋介石和国民党官方用语中，“党国”是使用频率最多的词语之一。在他们的意识里，国家是国民党一党的，国民党即是国家和政府的代名词，以党治国，一党专制，天经地义。
事例：
以党治国发轫于“训政”之初。蒋介石的所谓“训政”，就是要由国民党来训练人民行使政权，实际上就是国民党一党专制，以党治国。在“训政”伊始，蒋介石强调，必须“以党治国”，各社会团体，“一定要养成党化、军队化”，完全听命于国民党。１９２８年１０月，国民党中常委会通过的《训政纲领》，把国民党法定为最高训政者，把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法定为最高权力的决策机构，把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定为指导全国实行训政、监督指导国民政府重大政务施行的机构。１９３１年，在蒋介石包办下召开的“国民会议”通过了《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这个《约法》以根本大法的形式，确立了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国家制度，确立了以党治国的法理。
１９４３年，国民政府改制，在形式上有些细微变化，但国民党以党治国的原则没有改。国民政府委员、五院正副院长、国民政府主席都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选任，国民政府主席不是对全国人民或全国人民选出来的代议机关负责，而只是对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负责。国民政府便是国民党的政府。
蒋介石撕毁政协协议后，１９４６年年底，国民党单独召开“国民大会”，通过了《中华民国宪法》，宣布训政时期结束，宪政时期开始。作为国民党执政通过的第一部正式宪法，比较全面地规定了国体、政体、人民与政府的关系和基本国策，在形式上也确定了一些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制度的条文，但这部宪法的基本内容与精神并非民主政治制度，以党治国、一党专制的基本格局没有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