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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修身养性。蒋介石曾令年幼的蒋经国熟读儒学，特别是学习曾国藩的新儒学，使之按照自己期望的目标“成龙”。然而，儿子却被“共产主义信念”所征服。他要假“圣人”之“经”让“逆子”从思想上回归。蒋经国回忆：“我回国后，父亲要我读《曾文正公家书》和《王阳明全集》，尤其对于前者，特别注重。父亲认为曾文正对于子弟的训诫，可作模范，要我们体会，并且依照家训去实行。”这哪里是一般的伦理教化，这是一种高技巧的洗脑。用“洗脑”这一词诠释蒋介石要蒋经国重温儒学的企图，并不是笔者的偏见，江南先生在《蒋经国传》中明白无误地解读了蒋介石的心路，他说：“蒋先生要洗经国的脑，要把马列主义的意识形态，清除得一干二净。”
第三，责令反省。蒋介石要蒋经国闭门思过，在此基础上，责令其写出反省书。写“反省书”是蒋介石的特务机关对被捕的共产党人及其他革命者所采用的手段，对其被“赤化”了的儿子也不例外，当然叫法不一定相同，实质是一样的。于是蒋经国写了一份名为“旅俄报告”的“反省书”。这是一个思想总检查，他用文字记录下蒋经国的思想演变过程，记录了儿子的悔过，记载了他的誓言。这对蒋介石来说，我们不能仅仅理解是他歇斯底里的满足，这是他实施“洗脑术”的一个重要步骤。
评析：
蒋经国在苏联留学，由于其自身在中国国内的思想基础，加之受其父“革命”表象的影响，在苏联革命环境的熏陶下，成为一个“共产主义信仰者”，曾经用最为严厉的言词，无情地鞭笞叛变了革命的父亲。叛变革命后的蒋介石与其子蒋经国在“信仰”上势不两立。然而，即使如此，蒋介石仍时刻思念着海外的儿子。当蒋经国带着俄国籍妻子及混血子女回国后，他虽然有气，但还是接受了他们。要是换了别的对象，早就被他杀头了，亲情胜于“信仰”，胜于“政治”。
蒋经国曾经笃信共产主义，是一名共产党员，蒋介石对他并没有失望，而是进行“攻心”与“改造”，精心策划，对蒋经国进行了极其严酷的“洗脑术”，亲情软化，指使亲信，安排极其隆重的场面，让蒋经国与最敬重、思念的母亲毛氏见面，在母亲身边一住就是一年，过着乐陶陶的天伦生活。这是一个政治导演的绝妙的安排，“政治企图”溶于亲情中，通过血缘的自然循环，把外在的震撼带进脑海，去引爆心灵的震撼；修身养性，闭门思过，要蒋经国读《曾文正公家书》和《王阳明全集》，尤其对于前者，特别注重，他要假“圣人”之“经”让“逆子”从思想上回归；责令反省，写出书面反省材料，不仅以备有案可查，更是为了强化“改造”，巩固“洗脑”成果。
一个“共产主义信仰者”，一个曾经用最严厉的言词鞭笞过自己的儿子，就这样被蒋介石的“洗脑术”驯化了，不仅昔日的信念荡然无存，而且，成为围剿“共产主义”的骨干，成为蒋介石统治的忠实的卫道士，成为蒋介石最放心的接班人。这印证了他所奉行的一个信仰哲学：“天下没有不变的信仰”。
值得指出的是，蒋介石对蒋经国的“洗脑”成功，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那就是蒋经国在回国之前，思想已开始发生了变化，由于斯大林和苏联党的极端“左”倾的政治路线，同时也由于他在基层对苏联实际的了解，现实与他理想化的宣传存在着巨大的反差，加上他的特殊政治背景受到的冷遇，他的思想在渐进地变化着。正是由于思想上有了缝隙，蒋介石的“洗脑”术才能奏效。
术篇第103节 儿子推“新政”（1）
儿子推“新政”，父亲幕后观其效
对蒋经国进行洗脑，加以驯化，不是蒋介石的最终目的，他所需要的不是唯唯诺诺的奴才，而是能担大任的“接班人”。因此，在继续巩固“洗脑”成果的同时，他要把蒋经国放到艰苦环境磨砺，使其尽快成器。
事例：
蒋经国接受父命，结束“隐士”生活，前往赣南赴任，驶进他的政治生涯新历程的第一站。
１．熊式辉巧取政治棋子，精心安排巧防范。
蒋介石打算安排蒋经国到基层磨砺，这一意图被具有“政治敏锐力”的熊式辉揣摩到了。熊时任江西省主席，虽属政学系，但也称得上是蒋的宠臣。他向蒋提出让蒋经国到江西去“代职”，正合主子的心意。那是蒋介石举起与武汉政府分庭抗礼的旗帜的地方；也是他与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率领的红军厮杀，付出高昂代价的地方；那也是他悉心经营，倡导新生活，培养骨干的地方。他希望儿子在那里有所作为。
蒋经国到达南昌后，熊式辉先是安排他任保安少将副处长；随后，打算让“太子”兼任“江西省政治讲习学院”总队长。但是又怕蒋经国抢了他的地盘，因为这是他的一亩“自留地”，如果让他“抓行政干部，侵蚀政学系的基础”，那将自断“才”路。对于精明的政客来说，政治交换是要计算成本的，如果这种交换不能赢利那是不会交易的，更不会做蚀本的买卖。于是，熊式辉把蒋经国安排到“新兵督练处”任处长。新兵督练处的任务是轮流调训省保安团队。这是一个出力不讨好的差事。给“太子”升了职，又没有让他能占到多大便宜。人们都说政学系老谋深算，由此可见一斑。
然而，人算不如天算。一个苦差，却给了蒋经国展示自己新风的良机。他的新风与“国军”的官风形成鲜明对比，江南在《蒋经国传》中对他的表现是这样说的：“没有架子，平易近人，和士兵在一起，同住宿，同起床，共同吃大锅饭，官兵一体，亲如家人。”这样的评语，给人感觉不是在说一个国民党的军官，倒好像是在说共产党的军官。不用说他全部做到，仅做七分，就足以令人刮目相看。
属下的风光可以为上司添光彩，然而，“功高震主”这也是政客们所忌讳的。于是，熊式辉改派蒋经国到江西赣南任行政专员，兼任赣州县长。地区专员，用我们现在的话说属“地厅级”，熊式辉送这么大的“人情”，也可以看出这位资深政客的“马屁”功老道。但是，专员这个位子，位高权不大。而且那个地方难出“政绩”，你“太子”都搞不出什么名堂来，那老蒋就不要责怪我无能了。
据说，熊式辉对小蒋作此安排，还有一个目的，就是防范。担心蒋经国“赤色”复归，“率领保安团上庐山打游击”，那对于熊式辉来说可不是好玩的事情了，蒋介石不要他的脑袋搬家才怪了呢。
２．推行“良心政治”，热闹有余，成事不足。
赣南专区管辖１１个县，曾经是中央红军所在地。自然条件差，红白对峙，战争不断，生产力受到严重影响。红军撤走后，返乡团复辟，土豪劣绅与军人相勾结，鱼肉百姓，下层社会的百姓苦不堪言。社会风气败坏，官员们贪污腐化，横征暴敛；黄、赌、毒在官吏的庇护下泛滥成灾。
蒋经国到任后，直逼赣州县的积弊，推行“良心政治”，采取措施，革新社会风气。一是禁赌、禁烟、禁娼，打击恶势力。打击矛头直指犯事的官吏及其亲属，严惩有严重劣迹的富户。用铁的手腕，打击恶势力。当时他提出“对赣南的浓厚的封建力量，毫不留情持极严格的手段”，这里所说的“封建力量”，包括流氓、地痞、土豪、劣绅。蒋经国认为这些人是“建设新赣南的敌人”，必须把他们打得落花流水。这一行动初见成效。曹聚仁用夸张的词语评价说：“许多顽强的恶势力，到了他的面前，竟乃冰山立消，说来近乎奇迹。”
从人们深恶痛绝的恶势力下手，且有实际行动，比较得人心。于是乎，什么“蒋青天”之类的传闻不翼而飞。
二是践行新风，影响每况愈下的政风。他在形式上还保留了在苏联的工作作风。上任后，以身作则，不坐公家雇用的三轮车。短装草履，在黑巷、在农村巡视。遇到老百姓，就与他们在田间、商店拉起家常，天南地北，谈得投机，从中体察百姓疾苦。江南先生在《蒋经国传》中做了一个统计：从１９３９至１９４０年，一年跑了９００英里，绕赣南三次，顺口说得出专区有多少桥梁和水利工程。这与那些养尊处优的旧官僚相比，形成很大的反差。当然，他想以自己的行动去影响整个官僚层，那可能只是一厢情愿的事情，他们怎么会模仿你呢？
三是推行四项革新举措。第一，加强教育建设。主要是建托儿所、幼稚园、小学。其想法是，进行智力开发，人力投资。第二，进行社会革新。主要是进行移风易俗。第三，实行“统治式”的经济政策。政府对各种日用品比如盐、米等统制起来，定量出售，企图抑制通货膨胀。第四，办干训班，训练干部。他认为“干部应当是黑暗中的明灯，狂流中的砥柱，负有转变社会风气的责任”。因此，他注意抓干部的培训。在虎岗举办被称作赣南的“黄埔”干训班。大门口的木牌上写着“做官的莫进来，发财的请出去”的对联，用心表达办学的宗旨。
术篇第104节 儿子推“新政”（2）
这些活动，就他主观愿望而言，确实是真心想进行社会革新，他将这种社会改革定位为“良心政治”。但是，进行社会变革，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需要互动，这些社会积弊的总根源是国民党统治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基础。如果从根本解决起，势必动摇国民党的统治基础。在原有的制度上修修补补，这很难取得很大成效。实际情况是，尽管蒋经国的这些作为被中外媒体竞相报道，炒作、拔高，对政风民风的推动是相当有限的。只不过是热闹有余，成事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