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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强中干。果然，蒋介石下台后，国民党内失去了蒋这个大靶子，把攻击的矛盾指向汪精卫，几天之后，汪就以“反共不力”宣布“下野”。
在军事上，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仍然效忠于蒋介石，尤其是第一军中的各级军官，都是蒋从黄埔系挑选出的，他们只听从校长，铁心保蒋。虽然何应钦心怀二心，趁蒋之危拆台，但他生性懦弱，根本无法独自控制局面。因此，蒋介石虽然下野，但嫡系部队仍在他的掌握之中。
在经济上，蒋介石在下野前已做了手脚。江浙财团及上海的买办阶级是坚决“挺蒋”的。蒋介石下台，江浙财团和上海的买办势力立即停止供给军饷，切断了南京政府的经济命脉。
李宗仁、黄绍？f、白崇禧等桂系首领原以为蒋介石一“下野”，南京政府的权力就在他们的掌握中了，没想到适得其反。江浙财团根本不买桂系的账，桂系得不到江浙财团的支持，经济上逐渐陷入窘境。军事上，桂系主力第七军伤亡很大，而蒋介石的第一军，他们根本指挥不动，面对唐生智东进和北洋军阀抵抗的重重军事压力，加上经济上的尴尬处境，李宗仁才真正感受到“总司令”虽威风八面，但并不好当。在李宗仁一筹莫展之际，蒋介石却跑到日本，俨然以中国“唯一领导人”身份，与日本政治要员谈判。又拜访在日本温泉疗养的宋美龄的母亲，终于得到应允，他能够与其女宋美龄结婚。蒋介石在国事家事上都有丰富的收获。
１２月，桂系在万般无赖的情况下，只好召开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在会上，蒋介石联合汪精卫，共同复职，到南京主持大政，国民党暂时得到统一。蒋介石以退为进，重新掌握大权。
评析：
在蒋介石的政治生涯中有过多次的“以退为进”的表演。与他初涉政坛主动的退相比，这一次的退是被动的退，是不得不采取的策略。尽管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事情，却实施得很有章法，在政治、军事、经济上，事先都有安排，表面上看，他暂时失去了最高权位，但实际上，他仍然控制着权力。
就这场政治斗争而言，蒋介石以退为进是一高招，不仅规避了政治风险，而且以守为攻，使政敌不得不臣服。蒋介石的退并不是无为而治，他在静中有动，退中求进，意在一个“求”字，通过自己设局，给对手设下陷阱；通过自己的关系网络，尤其是通过近臣心腹，掌握权柄的另一端，为出山埋下伏笔；出访日本，一举两得，得到取胜的重要筹码。他在权力游戏圈内，比同类要高一筹。
博篇第32节 危殆关头，“走”为上计（1）
常言道，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从军事上诠释这一哲理，是说在两军交战，败局难以挽回时，有三种选择，走是最好的选择，因为，降是全败，和是半败，走则未败，没有失败，就可能带来转败为胜的转机。在官场角逐时，形势难以挽回时，权谋家也常常把“走”作为上策，急流勇退，通过退却促使时局的变化，创造新的转机。
蒋介石多次用过此计谋，前面已论及他在１９２７年的下野，以退为进，使自己转危为安。５年后，蒋介石再次玩弄此计谋。
事例：
蒋介石重返南京，掌握南京大权后，国民党内的争斗并没有终结，而是在积累、发展。到了１９３１年“九一八”事变前后，国民党内斗争再次白刃化，蒋介石再一次陷入群起而攻之的尴尬境地。
经过第一次“下野”和复职的波折，蒋在退中有进，势力有了新扩张，但其实力还远没有达到能支配一切的程度。各种因素严重制约着他对权力资源的垄断。
在党内，蒋介石虽然居权力的最高位置，但却在党内、政界因为资历浅，受到党内元老派的轻视。当时的胡汉民、汪精卫虽然在与蒋角逐时，几次遭蒋介石的算计，但他们仍然有相当大的影响力，不怎么看得起蒋介石，他的政治地位还不十分巩固。各派人物通过各种方法积聚力量，或施加影响，窥视时机，时刻准备夺取最高权力。各派反蒋势力之所以未采取行动，主要是尚没有可乘之机，同时，也没有人敢出来领头举反蒋大旗。
随着蒋介石“围剿”红军多次失败，反蒋势力趁机倒蒋，形成了以广东军阀陈济棠为首的反蒋运动。
陈济棠是当时势力比较强大的地方军阀，所控制的广东是比较富裕的地区，有军队１５万人，组建比较可观的空军部队，空军力量甚至比蒋介石的“中央军”力量还强。到了１９３１年，他不但在军事上准备充足，而且在政治上也有了可与蒋抗衡的资本，这就是胡汉民对陈济棠的支持。从历史上看，胡汉民的政治地位比蒋介石高，而且在权力角逐中，多次被蒋介石的诡诈术搞倒，耿耿于怀，必会坚决支持陈倒蒋。由于有这些资本，陈济棠认为可与蒋在政坛比试比试，此举若胜，便可以取而代之。
此时，胡汉民被蒋介石软禁在南京。原因起于１９３０年１１月召开的国民党三届四中全会。在中原大战后，蒋介石制服了冯玉祥和？？锡山，稳定了政局，这样，他坐镇南京，独揽大权，凡是都得他点头，事无巨细，连国民党中央党部说了都不算，人们只得忍气吞声。对此，有极强权欲的元老派胡汉民怎能容忍，开始同蒋介石唱对台戏，批评蒋介石专权。
１９３０年１１月，国民党召开三届四中全会，吴稚晖等人根据蒋介石的意图，在会上鼓噪通过国民议会制定约法，然后依据约法选举蒋介石为总统。胡汉民在会上公开表示反对。由于胡的声望，蒋介石那边的少壮派们一时间没人敢出来与他对阵。只有国民党四元老之一的吴稚晖挺身而出，与胡汉民对簿公堂，两人发生激烈的争吵，把整个会议全搅乱了。会议之后，胡汉民在国民党反蒋派系中积极活动，反对吴稚晖传达的蒋介石的旨意。这是蒋介石绝对不能容忍的。
蒋介石软禁胡汉民，本想杀鸡给猴看，弹压反蒋举动。谁知适得其反，促成了反蒋派的联合。胡汉民通过前来为他看病的医生与孙科、古应芬联系，授意他们到广东联合陈济棠组织政府，与蒋介石控制的南京中央政府直接对抗。陈济棠得到这一信息后，急忙委派古应芬做桂系的工作。古应芬带着巨款，找到李宗仁、白崇禧，本来就有反蒋倾向的李、白欣然同意，一拍即合。广东和广西势力联合，国内反蒋派别马上响应，都集中在广东周围，党内有胡汉民派、孙科派、西山会议派，地方军阀有唐生智、桂系、冯玉祥的西北军等，这些平时互有矛盾时有争斗的政治军事派别，在反蒋的旗帜下，抱成一团，为了一个共同的政治目标一致行动。
１９３１年４月３０日，广东的古应芬、林森等人，以中央４个监察委员的名义，提出《弹劾蒋中正案》，历数蒋的罪状，要求撤职查办。５月３日，陈济棠、李宗仁等发表联名通电，拥护此弹劾案。５月２７日，广州正式召开国民党中央执监委非常会议，提出“救护党国，打倒独裁”的口号，宣布在广州成立国民政府。广州政府与南京政府相对峙，蒋介石不得已，以退为进，提出议和，两广方面要求先释放胡汉民，一方面蒋介石被迫答应，另一方面组织反击，从政治上、军事上打击广州政府。
就在这时，１９３１年９月１８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侵略东北的战争，张学良奉蒋介石的命令，实行不抵抗政策，放弃东北。蒋介石实行不抵抗政策，遭到国人口诛笔伐。他执迷不悟，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这是一种对外妥协、退让，对内坚持内战，剿灭红军，强化独裁统治的政策。
蒋介石希望以妥协退让，换取日本对华侵略政策的松动，然而，日本侵略中国的目标已定，并不愿留给蒋介石的面子，不但不止住侵略的步伐，反而在占领东北三省之后，又侵略热河，步步紧逼。在蒋介石妥协、退让，日本咄咄逼人，加紧侵略中国的步伐的背景下，全国的抗日热潮无法平息下来。上海各界迅速组织了抗日民众团体，８０万工人发出告世界工人书，向全世界发出呼吁和平的正义声明，北平学生到南京请愿，要求抗日。９月２８日，南京和上海学生甚至包围了南京政府外交部，痛打了外交部部长王正廷。根据当时统计，有将近五六万人到南京请愿，游行队伍喊出了“惩办祸首蒋”，“反对国民政府投降政策”等口号。
广东国民政府看到全国各地抗日反蒋声势浩大，决定利用这一机会威逼蒋介石下台。他们也打出了“抗日”口号，虽然他们的目的是借题发挥，乘机夺取中央政权，但对比南京政府压制民众抗日激情行径，广州政府能有抗日的表示，对人民群众的抗日要求总算是个回应，因此，广州政府一时间赢得民众的支持，而南京国民政府对广州的“爱国举动”，也就无法批驳了。
博篇第33节 危殆关头，“走”为上计（2）
１９３１年９月，蒋介石决定跟广州国民政府妥协，蒋在信中说：“弟当国三年，过去是非曲直，愿一人承之。唯愿诸同志以党国危亡在即，各自反省，相见以诚。”
反蒋势力看到蒋介石做出妥协的姿态，认为蒋介石示弱，越发威逼蒋下台，提出三个条件：“一、蒋介石下野；二、广州政府取消；三、由南京和广州召开统一会议，产生统一的国民政府。”
南京政府回答：“其他一切条件都可以商量，唯一不能接受蒋介石下野。”广东方面利用全国要求团结抗日，反对独裁统治的呼声，没有丝毫让步。而蒋介石为了确保手中的权力，竭力进行讨价还价。
由于蒋介石将军队主要放在“围剿”红军上，同时也由于国民党内的纷争内耗，使日本有机可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