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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有在品位上对等交换的倾向。正如前面所述“人心换人心,四两换半斤”,“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你对他微笑,他就对你微笑”等等。作者认为人性在品位上对等交换既有心理方面的机制也有文化方面的作用。在一定心理和文化作用下,人性在品位上有对等交换的倾向,作者称之为人性对等交换规律。在人性对等交换活动中,情绪反射、回报心理和感恩文化等具有重要作用。
在人们社会实践活动中人性并非总是对等交换的。人性对等交换反映的是一般情况,实际上有不少情况是例外的。例外的情况有两种极端的典型:一种是恩将仇报,例如古代寓言故事《 东郭先生与狼》讲的就是一个仁慈而迂腐的教书先生遭遇恶狼恩将仇报,大概意思是东郭先生救了被猎人追赶的狼,狼在猎人走后反而要吃掉东郭先生,后来老农打死了狼才使东郭先生狼口脱险;再如春秋末期吴国军事家、谋略家伍子胥帮助夫差之父阖闾夺取王位、攻城略地,又为夫差争做太子、报父仇、夺霸主,可是夫差一时对伍子胥起了疑心就赐剑令伍子胥自杀。另一种是以德报怨,例如春秋时期齐国国君齐桓公(前685—前643)曾在与公子纠争夺君位中挨过政敌管仲的一箭,差点要了他的性命,应该说他与管仲之仇不共戴天,可是,当他登上国君之位后,却能听顺师傅鲍叔牙的劝说,忘掉旧怨,接管仲回国,并拜为宰相,令其主持政事;又如战国时期赵国蔺相如因保住镇国之宝和氏璧、保护赵王会秦王于渑池有功而被拜为上卿并位居名将廉颇之上,可生性刚直粗犷的廉颇很不服气,扬言要找个机会羞辱蔺相如,而蔺相如听说后极力躲着廉颇,即使是两人的马车在路上不巧相逢,蔺相如也让车夫退避以礼让廉颇,后来当廉颇得知蔺相如以国家安危为重才不愿与他相争时大为感动,并负荆到蔺府请罪。为什么有人会恩将仇报、有人会以德报怨呢?虽然肯定有客观原因,但主要原因是他们具有不同的思想和道德。
总之,人性交换有对等交换规律也有不对等交换情况,至于实际如何交换主要取决于交换双方的个性、思想和道德。可以说,人性隐藏在心理意识层面之下进行着品位上的对等交换。
三,以城换成
中国晚清第一大豪商胡雪岩(1823…1885)是一位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他从钱庄一个小伙计开始,借助结交权贵辛勤经营,后来成为显赫一时的红顶商人。他曾经构筑以钱庄、当铺为依托的庞大金融网,开设药店、丝栈,既与洋人做生意也与洋人打商战。他是中国历史上与外国银行开展金融业务往来的第一人。
胡雪岩,原名胡光墉,字雪岩,系安徽绩溪人。幼时家境贫寒。为了养家糊口,作为长子的他13岁时就经亲戚推荐,进钱庄学徒,从扫地、倒尿壶等杂役干起,学徒三年后因勤劳、踏实而被提升为钱庄的正式伙计。正是在这一时期,胡雪岩靠患难知交王有龄的帮助,一跃而成为杭州一富。
王有龄,字雪轩,福建侯宫(今福州)人。在道光年间,王有龄就曾捐了浙江盐运使,但无钱进京投供。胡雪岩慧眼识珠,认定其前途不凡,便资助了王五百两银子,叫王有龄进京谋个官职。后王有龄在天津遇到故交侍郎何桂清,经其推荐到浙江巡抚门下,当了粮台总办。王有龄发迹后并未忘记当年胡雪岩知遇之恩,于是资助胡雪岩自开钱庄,号为“阜康”。之后,随着王有龄的不断高升,胡雪岩的生意也越做越大,除钱庄外,还开起了许多的店铺(关于胡雪岩最初如何从底层崛起,已无可考,只有种种传说:最通常的说法是他在杭州钱庄任跑街期间,资助了穷困潦倒的王有龄,王有龄任官后知恩图报。但有的说,王有龄发迹前并无落魄情形,受胡资助,似无可能,胡之发迹,是因曾私下资助过一个湘军营官,为钱庄老板不容,以至流落街头;营官暴富后,以10万之资,让胡自立阜康银号,并推荐给浙抚王有龄,胡遂成富商。还有一说,胡在钱庄做事被老板于姓者器重,老板膝下无子,遂在病重时,将钱庄之资全部赠胡,胡因之以富)。
庚申之变成为胡雪岩大发展的起点。在庚申之变中,胡雪岩处变不惊,暗中与军界搭上了钓,大量的募兵经费存于胡的钱庄中,后又被王有龄委以“办粮械”、“综理槽运”等重任,几乎掌握了浙江一半以上的战时财经,为今后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胡雪岩之所以可以迅速崛起,除了得益于王有龄之外,另一个人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这个人就是湘军将领左宗棠。
1862年,王有龄因丧失城池而自缢身亡。经曾国藩保荐,左宗棠继任浙江巡抚一职。左宗棠所部在安徽时晌项已欠近五个月,饿死及战死者众多。此番进兵浙江,粮饷短缺等问题依然困扰着左宗棠,令他苦恼无比。急于寻找到新靠山的胡雪岩又紧紧地抓住了这次机会:他雪中送炭,在战争环境下,出色地完成了在三天之内筹齐十万石粮食的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在左宗棠面前一展自己的才能,得到了左的赏识并被委任为总管,主持全省钱粮、军饷,因此阜康钱庄获利颇丰。京内外诸公无不以阜康为外库,寄存无算。他还协助左宗棠开办企业,主持上海采运局,兼管福建般政局,经手购买外商机器、军火及邀聘外国技术人员,从中获得大量回佣。他还操纵江浙商业,专营丝、茶出口,操纵市场、垄断金融。至同治十一年(1872)阜康钱庄支店达20多处,布及大江南北。资金2000万余两,田地万亩。由于辅助左宗棠有功,曾授江西候补道,赐穿黄马褂,是一个典型的官商。
胡雪岩叱诧商场,但他“为富且仁”。他做出许多义举,如设粥厂等,尤其是胡庆余堂药号的开办更为后人们所称道。同治十三年,筹设胡庆馀堂雪记国药号,光绪二年(1876)于杭州涌金门外购地10余亩建成胶厂。胡庆馀堂雪记药号,以一个熟药局为基础,重金聘请浙江名医,收集古方,总结经验,选配出丸散膏丹及胶露油酒的验方400余个,精制成药,便于携带和服用。当时,战火连绵,瘟疫流行,“胡氏辟瘟丹”、“诸葛行军散”、“八宝红灵丹”等药品备受欢迎。此后,胡雪岩亲书“戒欺”字匾,教诫职工“药业关系性命,尤为万不可欺”,“采办务真,修制务精”。其所用药材,直接向产地选购,并自设养鹿园。胡庆馀堂成为国内规模较大的全面配制中成药的国药号,饮誉中外,与北京的百年老字号同仁堂南北相辉映,有“北有同仁堂,南有庆余堂”之称。胡庆余堂不仅成为胡雪岩的一个稳定财源;还为他挣来了“胡大善人”的好名声;对胡雪岩的其他生意也带来了极好的影响。
光绪八年(1882),胡雪岩在上海开办蚕丝厂,耗银2000万两,高价尽收国内新丝数百万担,企图垄断丝业贸易,惹怒外商,联合拒购华丝。又因海关海运操于外人之手,不能直接外运。次年夏,被迫贱卖,亏耗1000万两,家资去半,周转不灵,风声四播。各地官僚竞提存款,群起敲诈勒索。十一月,各地商号倒闭,家产变卖,胡庆馀堂易主,宣告破产。接着,清廷下令革职查抄,严追治罪。表面上看他野心过大,急于扩充,出现决策性失误,使钱庄因缺乏流动资金而被挤兑,致使其经营的生丝铺、公济典当、胡庆余堂等纷纷关闭。但导致胡生意失败的更深原因是晚清重臣李鸿章和另一官商盛宣怀合谋的攻击。胡雪岩虽聪明一世,与官场人物交往甚密并借此飞黄腾达,而正是由于他与左宗棠关系过密,遂成为左宗棠与李鸿章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实在令人为之扼腕叹惜。破产后,他不得不遣散那些为其钱财嫁人胡家的美妾们,留在其身边的只有 罗四太太。在罗四太太的陪伴下,靠着胡庆余堂的微薄收人,他凄凉地度过了晚年,于光绪十一年(1885年)黯然离世。
胡雪岩的成功为人们树立了以诚换诚的典范。他先是慧眼识珠,重金资助王有龄进京谋官,得王有龄以恩报恩。后来在左宗棠为粮饷短缺困扰时,他为左在三天内筹齐十万石粮食,得左宗棠以德报德。但胡雪岩荒淫奢侈、审势不周以及用人失察最终导致破产又给世人以警示。
晚清重臣、湘军主帅、洋务派首领曾国藩(1811~1872)更是精通以诚换诚之道的高手。他在与左宗棠几十年相处中突出表现了以诚换诚的大智慧。
曾国藩,字伯涵,号涤生,湘乡县荷叶塘(今双峰荷叶乡)人,出身地主家庭。他六岁即入塾;道光十八年(1838),殿试中三甲第四十二名,赐同进士出身,入翰林院,为军机大臣穆彰阿的门生;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擢内阁学士,从此,官运亨通,青云直上。他曾两次上疏,为清廷出“教诲、甄别、保举、超擢”之策,为朝庭赏识。咸丰二年(19852),他出任江西乡试正考官,忽报母丧,遂告假回家守孝。其时,太平军从广西进军湖南,围长沙,克武昌,轻取沿江州县,江南大震。咸丰三年(1853年),他奉命在湖南建立地方团练,称为湘军。他网罗罗泽南、彭玉麟等一批程朱理学信徒以及同乡、同学、亲友为骨干将领,知识分子为营官,招募身强力壮的农民为士兵,薪俸为一般绿营的三倍左右。士兵由营官招募。每营士兵只服从营官一人,整个湘军只服从曾国藩一人。咸丰四年(1854年),总计有陆军十三营六千五百人,水师十营五千人,会集湘潭,誓师出征。
曾国藩丁母忧在湖南原籍筹建湘军时便和左宗棠有了交往。左宗棠(1812~1885),字季高,号朴存,湖南湘阴人,聪明好学,心高气傲,道光十二年(1832年)中举,经三次会试落第后曾做两江总督府陶澍的幕僚,咸丰二年(1852年)由好友胡林翼保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