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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人原理--破解人生之谜-第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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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真完成上司交给的任务
守时,无需他人督促
要做得比要求的更好
团结协作、互相配合
直面苦难,绝不退缩,不依靠他人
2、需要注意的要点。
给予他人善意的微笑
给予他人真诚的赞美
认真倾听他人的意见
牢记他人姓名
把注意力放在他人身上
 
解读他人的肢体语言,运用自己的肢体语言
注意表示反对或分歧的方式
知道什么话不该说
学会幽默
不要自怨自艾
决不找借口
优化个性的某些特征是塑造个性魅力的另一种途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个性。塑造个性魅力不是也不可能让我们成为相同个性的人。针对个人的个性,有必要对个性的某些特征进行优化。因为每种个性特征都有优点和缺点,优点应该充分发挥、缺点应当积极改善。关于如何优化个性的某些特征在本节第一部分曾经谈过,在此不拟详述。优化个性的某些特征是在不改变个性特征本质的基础上进行的,更能凸现个性、更能发挥个性的魅力。所以说,优化个性的某些特征是塑造个性魅力的重要途径。
富有个性魅力的人也有鲜明的个性特征。中国第五任总理朱鎔基和塞尔维亚伟大的天主教修女德蕾莎都是富有个性魅力的人。朱鎔基以正直、负责为突出,面对问题绝不退缩,该管的管该办的办。厦门远华案是朱鎔基要办的,海关关长要抓起来是武警来办的。朱鎔基就曾经对胡锦涛、温家宝说过,银行行长任何人只要犯了错误,你该抓的抓,该判的判,该枪毙的枪毙。伟大的天主教修女德蕾莎以无私奉献为突出,她就一定要挑选一个地方,作为医生替上帝向子女服务。她选择了印度,发现印度人都没有穿鞋,于是她把自己的鞋脱掉了。有人问她,为什么不穿鞋啊。她回答说我服务的印度大众都没有穿鞋,我穿上了鞋子就离他们太遥远了。南斯拉夫内战开始,在战区里有可怜的孩子和妇女,德蕾莎进到战区,双方停火,她将妇女和孩子都接了出来。南斯拉夫停战联合国调停都没有办法做到停火,但是她做到了,试想如果你进去会如何?她过世后,印度为她举行国葬,12个印度人把她的棺木抬起来的时候,印度总理和所有人都跪在地下,棺木经过的地方所有的人都跪下。了解这些伟人的个性魅力或更准确地说人格魅力,给我们带来的不仅仅是感染、震撼和敬重,也能为我们塑造个性魅力找到非常好的榜样。
 
 
理想的个性应该是:聪明智慧、才气横溢,精力充沛、思维敏捷,意志坚强、毅力巨大,豁达乐观、藐视困难,待人和善、责己极严,勤奋好学、从不自满,勇于向前、决不退缩,获成就不沾沾自喜,遇挫折不垂头丧气,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对人既宽容大度助之为乐,但又嫉恶如仇远离小人,既有远大理想,但又脚踏实地,学识渊博,技能高超,既能诲人不倦,也能不耻下问,既能英雄轩昂,也能忍辱负重,行为落落大方,萧洒脱俗,温文尔雅,礼义孝悌,既不卑不亢,更不阿谀奉承,但也不趾高气昂,……。

一、人性的概念
'更新时间'2010…10…20 22:32:50 '字数'5878 
“人性是什么?”也是一个不好解答的难题。在思想史上,中西方都有大量关于人性问题的阐述,但至今人性仍然没有一个确切的定义。

中国古代思想史上对人性问题的探讨,主要是从善与恶这样一种价值区分、价值判定的角度来展开的。孔子指出“性相近也,习相远也”,但没有谈论性是什么以及性善还是性恶。据《孟子》记载的战国时期思想家告子的言论说:“生之谓性”,又说“食色,性也”。《荀子》则进一步指出“生之所以然者谓之性”,并说明“凡性者,天之就也,不可学,不可事,……不可学不可事而在人者,谓之性”。但告子认为“人性之无分于善不善也”,而较孟子还晚的荀子则认为“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战国时期思想家、教育家孟子不同意告子所说的“生之谓性”,认为“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又说:“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指出“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西汉思想家董仲舒则称“性者,天质之朴也”,又说:“如其生之自然之资谓之性”,并曾明确提出“性三品”说(把人性分为“圣人之性”、“中民之性”与“斗筲之性”)。直到宋代理学出现之后,对人性问题的探讨才突破围绕人性善恶相争的局面并开始转向对人性善恶根源的探究,例如南宋思想家朱熹(1130~1200)提出:“性者,人生所禀之天理也。”按照中国著名哲学家张岱年(1909~2004)的观点,“先秦是各种性论并起而纷纭无定说的时代;前汉则是性有善有恶论占优势的时代;后汉至唐是性三品论占势的时代;北宋至明中叶是性两元论占势的时代;明末至清是性一元论占势的时代。”后世有些学者认为,中国传统儒家各派对“人性” 的认识是不一样的,他们各自不同的“人性”所指称的对象也是有区别的。如清代阮元、民国傅斯年、新理学家徐复观、当代学者张岱年等,都认为中国哲学史上关于人性的界说是不一样的。但也有不同的观点,如西南师范大学 廖其发教授经过仔细研究后指出:“中国古人对‘人性’本义的界定在文字表述上有一定分歧,但其抽象意义是基本一致的,其所代表的认识对象是基本同一的,中国古代人性论所要争论的问题也是基本同一的。”其著作《先秦两汉人性论与教育思想研究》把从先秦到清中叶的人性论的主要观点作了一个详尽分析,得出:“‘人性’特指人之‘性’,其本意是指人天生的资质或天赋素质。”而且明确提出,古人讲的“人性”与现代人所讲的“人性”是不一样的。中国古代人性论所要解决的问题主要是人的天赋素质的内容及其发展变化,即主要探讨人的发展问题,而现代人性论主要是讨论人有何共性,由和本质等于人的发展无直接关系的问题。
传统的西方哲学通常是从人与其他存在物、人与动物的区别入手来阐释人性。古希腊哲学中的智者普罗泰格拉认为“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者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者不存在的尺度”,显然,普氏是唯心的,但是,他对于人性的艰难探索确实是人性史上的难得的一大步。亚里斯多德却坚持“人是政治动物、社会动物”,“人类生来就有合群的性情”。但到了中世纪,欧洲“神道主义”占据了社会意识形态的支配地位,颂扬神性,肆意地贬低人性,过多强调的是人对神的义务,抹杀了对于人性的追求。14世纪开始的文艺复兴运动揭开了追求人性解放的崭新一页,人本主义思潮在躁动中茁壮成长,雨后春笋般,一时期向“神道主义”发起猛攻。17、18世纪,资产阶级思想在萌芽中不断地发展着,“自由”、“平等”、“天赋人权”成了反封建的光辉旗帜。德国古典哲学家黑格尔在他的哲学里把人的本质归结于人的自我意识,试图从唯心主义中发现人性。与此同时,唯物主义的代表费尔巴哈却在他行而上学唯物主义中得出“以人为本、人是历史的产物”。虽然与中国古代思想家注重探讨人性不同,西方古代思想家更注重人与物的区别、人的定义,但也有直言人性的,例如英国著名哲学家休谟指出:“一切科学与人性总是或多或少地有些联系,任何学科不论与人性离得多远,它们总是会通过这样或那样的途径回到人性”。埃尔伍德(Charles A。 Ellwood)在总结西方思想家的人性论时写道:“我们所说的人性,乃是个人生而赋有的性质,而不是生后通过环境影响而获得的性质”。在传统的西方哲学中也有关于人性善与恶的争论:例如性善论者苏格拉底说:“无人有意作恶,其所以作恶是不明善的道理”;性恶论者霍布斯认为:人都是自私的,人都追求个人无限欲望的满足,并提出“人对人就像狼一样”;性无善无恶论者洛克则认为:人之初始,心如白纸。

对人性的追问是中国思想史上特色。如前所述,中国古代贤哲在探讨政治、教育和修养等问题时提出了人性问题:人性是什么?人性是善还是恶?虽然西方古代思想史上也有不少关于人性的阐述,但多是从人与其他存在物、人与动物的区别展开的,并且也未提出过“人性是什么?”,更罕见关于人性是善还是恶的直接表述。这可能与中、西方思想方式不同有关。进入近代以后,中国思想家的人性思想深受西方思想的影响,常强调人类进化及人性自利,进而主张自由、平等、民主与民权。例如中国近代思想家、戊戌维新运动的领袖之一梁启超(1873~1929)在《十种德性相反相成义》中说:“自由者,权利之表征也。凡人所以为人者有二大要件,一曰生命,二曰权利,二者缺一时乃非人,故自由者亦精神界之生命也。”又在《欧游心影录》中说:“夫惟自由之性,与生俱来,故择善趋恶,悉我主之,更无丝毫可容假借。”但不少中国思想家仍然不能了断人性情结,执着探究人性。中国现代著名哲学家、思想家、儒学大师梁漱溟(1893…1988)曾在《人心与人性》中写道:“何谓人性?──此若谓人之所不同于其他动物,却为人人之所同者,即人类的特征是已。人的特征可得而言者甚多,其见于形体(例如双手)或生理机能(例如巴甫洛夫所云第二信号系统)之者殆非此所重;所重其在心理倾向乎?所谓心理倾向,例如思维上有彼此同喻的逻辑,感情上于色有同美,于味有同嗜,而心有同然者是已。其他例不尽举。”当代伦理学者、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王海明所著《人性论》堪称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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