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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试了六次，又哄它又鼓励它，但就是不起作用。它不愿意靠近平铁，就算温西从马背上下来，一步一步牵着它走都不行。它就是不肯再前进一步，双腿颤抖着站在那里，似乎扎进了沙滩里。它转动着苍白而惊恐的眼睛。出于对它的同情，他们不得不放弃了这个尝试。
“我真是不理解。”纽康伯先生说。
“我也是。”温西说，“到底它是发生了什么——”
“我知道是发生了什么，”温西说，“但是，好了，没关系，我们最好还是回去吧。”
他们朝着草地的方向慢慢地骑了回去。温西并没有停下来检查海崖上的缝隙，他不需要去检查。他现在完全知道在达里和平铁礁石之间究竟发生了些什么。在他赶路的时候，像欧几里得一样，把他那些结构精巧的推论一行接一行地放在一起，在它的最底下写着：
究竟哪个是不可能的？
与此同时，奥蒙德巡官也感到有些不安。他突然想起一个在达里的人，这个人很有可能见过珀金斯先生。那就是老甘弗·甘德，不管是天晴还是下雨，他每天都会坐在一个小遮雨棚下面的坐椅上，那遮雨棚就在村子绿地中央的橡树下面。但前一天，他竟然没有见到甘弗·甘德，这是因为——非常异常地——当奥蒙德展开取证问讯的时候，甘德并没有在他的惯常的坐椅上。甘德先生当时在威利伍康伯，参加他最小的孙子的婚礼，他的小孙子和威利伍康伯镇的一个女人结婚了。但现在他已经回来，可以接受问讯了。那老先生的精力十分充沛。到圣马丁节他就满八十五岁了，但又强壮又热心，他自夸说，尽管他的耳朵可能有一点听觉上的小毛病，但感谢上帝，他的眼睛还跟以前一样灵光。
是的，他还记得十八日星期四，就是那个可怜年轻人的尸体在平铁上被发现的那天。那天天气真不错，只有晚上的时候才有一点风。他总是很注意任何经过的陌生人。他记得十点的时候看见一辆大的敞篷车，是一辆红色的车。他甚至还记得车的号码是多少，因为他的曾孙，小尊尼——哈！他是个机灵小鬼——注意到了车上的号码很好玩。OIOIOI，就像你在说Oy，oy，oy。甘德先生还记得那些天下太平的日子，当时的年轻人们要安分得多。不是说甘德先生反对社会前进，当他还年轻的时候，总是给激进党派投票，但现在的社会党太过头了。他们对其他人的钱太不在乎了，他们就是这样的。看到他这一辈子都工作得这么勤恳，劳埃德·乔治先生给了他养老金，这是很正确的举措，但他不能容忍为什么十八岁的孩子们会有救济金。当甘德先生十八岁的时候，他每天早晨四点钟就起床，一直在田里劳动到太阳下山，甚至更晚，为的就是一个星期能赚到五个先令，而且他觉得这对他一点坏处也没有。他在十九岁的时候结婚了，养了十个孩子，其中的七个现在还活着，都还精力旺盛。什么？哦是的，那车在一点的时候回来了。甘德先生刚刚从三根羽毛餐厅出来，在那里喝了一扎啤酒，然后他看见那辆车停在门口，那位在小路边扎营的先生从车里出来了。车里还有一位女士，打扮得很光鲜，但在甘德看来真是太做作了。在他的那个时代，女人不会为自己的年龄大而不好意思。不是说他不喜欢女人尽力打扮自己，他赞成社会进步，但他觉得现在她们搞得太过头了。马丁先生，这就是那位先生的名字，向他说了早上好，进了三根羽毛餐厅，接着那辆车上了去赫尔斯伯里的路。什么？是的，他看见了马丁先生离开。根据教堂里的钟声判断，那是一点半。那个钟可真是方便啊。牧师两年前用自己的钱装了它，当他们把无线电装上的时候，你几乎可以听到伦敦大本钟跟教堂钟美妙的共鸣呢。甘德先生的那个时代里还没有无线电设备，他觉得这是件伟大的进步。他的孙子威利——跟陶顿那边一个女人结婚的孙子——给了他一座漂亮的钟。声音很大，他可以听到它美妙的钟声，即使他的听力现在很衰弱也可以听到。他听说人类很快就可以通过无线电设备给别人传照片了。他一点都不反对无线电钟表设备，尽管有些人觉得这搞得太过头了，让星期天的礼拜变得那么不庄重。但对于那些生病的人来说可能是件好事，不过又会让年轻人们变得懒惰和没有礼貌。他自己二十年来从没错过星期天的教堂礼拜，二十年前那次还是因为他在草垛上摔下来摔伤了腿。上帝啊，当他有力气的时候，他最喜欢在牧师下面坐着。什么？是的，他的确记得那天下午有一个奇怪的年轻人经过村庄。他当然可以形容一下了，他的眼睛没有什么毛病，他的记忆力也没有毛病，感谢上帝！只是他的听力没有那么好而已，但是，就跟奥蒙德先生可能已经注意到的一样，你只要稍微大声说清楚一点，那甘德先生就可以听得很清楚了，但现在的那些年轻人总是嘀嘀咕咕不把话说清楚。那个家伙有些驼背，像是在城里长大的，戴着大眼镜，背上背着一个小包，还有一个帮助走路的长棍子，大家都爱用那种棍子。他们称呼这种人为徒步者，他们都有长棍子，就像童子军一样，不过，任何有经验的人都可以告诉他们，步行的时候没有任何东西比岑树拐杖更有用。因为，这有个很好的理由，你扶着它比扶着长棍子要舒服。但年轻人们从来都不听这些道理，特别是姑娘们，他觉得，她们也做得太过头了。她们光着腿，穿着短裤，像踢足球的一样。尽管甘德先生不是太老，也不是不喜欢看姑娘们的腿，但在他那个时代，姑娘们从来不露出她们的腿。不过他知道，男人们为了看一只光溜溜的脚踝，走上一英里的路都愿意。
奥蒙德巡官用尽最后所剩的精力，来问最后一个问题：“那个年轻人是什么时候经过的？”
“什么时候？你用不着大声喊，小伙子。也许我的听力的确不好，但我又不是聋子。我上个星期一还跟牧师说：‘昨天你给我们讲的布道真是不错。’然后他说：‘你坐在那儿能全听见吗？’我跟他说：我的听力可能不如年轻的时候，但我还能听见你的布道，牧师，从开始一直到”神啊，我的父“我都能听到。‘然后他说：’你这个年纪还能这样真的很可贵了，甘德。当然，的确也是。”
“的确如此，”奥蒙德说，“我只是想问你，你什么时候看见这个戴着眼镜还拿着长棍子的家伙经过村庄的？”
“就是在两点钟，”老先生得胜似的回答说，“就是在两点钟。为什么？我跟我自己说：‘你该去喝口酒了，而且三根羽毛餐厅在两点关门，所以你最好快一点。’这时那个人径直从威利伍康伯的方向过来，直接穿过，走向亨克小路。所以我说：‘嗨！你看起来风一吹就倒，像是从柠檬汽水里长大的一样，只有气泡，没有躯干。’（原谅我这么说话）我是那么自己跟自己说的。我还说：‘甘德，这似乎是在提醒你，是时候再去喝一扎啤酒了。’所以我喝了第二扎啤酒。当我走进酒吧的时候，看到那儿已经是两点钟了。但酒吧里的钟总是快了五分钟，为的是能在法定时间之前把人赶出去。”
奥蒙德巡官静静地接受了这个打击。温西错了，完全错了。两点钟的不在场证明已经被清清楚楚地证明了。威尔顿是无辜的，布莱特是无辜的，珀金斯也是无辜的。现在只需要去证明，那匹母马也是无辜的，那么整个关于威尔顿的推论就会像一副骨牌那样轰然倒下。
他在村庄绿地上遇到了温西，跟这个沮丧的天才交谈了一会儿。
温西看着他。“你身上有火车时刻表吗？”他最后开口说。“时刻表？没有，勋爵阁下。但我可以拿一个来。或者我可以告诉勋爵您——”“不用麻烦了，”温西说，“我只想知道下一班去科尔尼的火车是什么时候。”巡官盯着他。“那匹母马有问题，”温西说，“它当时在平铁，看见了谋杀的完成。”“但我还以为，勋爵阁下，您已经证明那是不可能的。”“的确。但这是真的。”
温西把他的结论汇报给了警长格莱谢尔，发现警长正在痛苦地大发脾气，神经崩溃。
“那些伦敦的家伙把布莱特给弄丢了，”他直截了当地说，“他们追踪他到了《晨星报》的办公室，在那里他拿到了一张赏金的支票。他立刻就兑换了现金，然后溜进了一个很大的运动商城，那种地方都是电梯和出口。长话短说，他在那里把他们都骗了，现在已经消失无踪。我还以为可以倚仗这些伦敦警察的，但现在看来我错了。真希望我们从来都没遇上这个棘手的案子。”警长难过地说，“现在你说，那匹马当时在场，又说它不在场，又说这些有可能骑它的人当中没有一个人实际上骑了它。你接下来是不是要说，是它用自己的马掌割了那家伙的喉咙，然后把自己变成了一只海马？”
温西很无奈地回到了贝尔维尔酒店，发现有一封电报在等着他。是下午从伦敦西部的一个办公室发过来的，写着：
在这里工作进展顺利，希望很快可以得到结果。在和总探长帕克沟通。希望能有时间回到公寓给您拿那件绿色斜纹软呢衣服。——本特
第二十七章 渔夫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