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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春风得意，皇帝对他很是信任。辅现在虽然是周道登，但那不过就是个摆设。新皇帝辅换的特勤，这才一年不到，黄立极、施凤来、李国甫、来宗道、周道登，都换了五个了。瞧这架势，说不定周道登明天就得滚蛋。而周道登要是走了，那辅之位除了他，还有谁？
但另一方面，却又是愁的可以，因为阉党的事儿实际上是他在查。这可是个大得罪人的活儿，但皇帝咬住不放，就只能查下去。可一旦查下去，对他那是后果不堪设想，因为牵连太广了。而且，这还不仅仅是查个阉党的事儿，它牵连地比这更广，因为它涉及到党争。
英明神武地魏公公倒台之后，接下来自然是要清查阉党，但满朝上下，凡是在职的，哪个能和阉党脱得了关系？所以查处阉党这事儿打击面太大，这活儿那真是人人都比之唯恐不及。
一开始，这倒霉差事由刑部尚书苏茂相、都察院左都御史曹思诚负责，但这俩小子本身就是正牌的阉党分子。所以由他们查，自然是向着能拖就拖，法不责众的方向努力前进。
最先查处地当然是罪大恶极的恶分子。
魏忠贤、客氏，以及这二位的亲属，他们是被干倒地第一批，那接下来的恶分子就是五虎和五彪了。
五虎是文臣，他们分别是：兵部尚书崔呈秀、原兵部尚书田吉、工部尚书吴淳夫、太常寺卿倪文焕、副都御史李龙。
五彪是武官，他们分别是：左都督田尔耕、锦衣卫指挥许显纯、都督同知崔应元、右都督孙云鹤、锦衣卫佥事杨寰。
经两位阉党同仁刑部尚书苏茂相和都察院左都御史曹思诚的审查，最后他们给出的结果是：崔呈秀已死，不再追究，其他九人中，田尔耕、许显纯曾参与调查杨涟、左光斗等人地罪行，结果过失致人死亡，入狱，剩余七人免官为民，就此结案。
苏茂相和曹思诚交出这样一份成绩单，倒不是他们真有什么兔死狐悲之心，而实在是因为真的要追查下去，那就一定会追到他们身上，所以保别人，也就是保他们自己。
对这样的结果，崇祯很不满意，他下令继续查。
皇帝既然表态，自然得继续查下去，而且不能怠慢，结果很快就上来了，这次严重了些：除崔呈秀已死外，田尔耕、许显纯因为过失致人死亡，判处死缓，关入监狱，其余七人全部充军，充军地点是离其住处最近的卫所。同时，处以大额罚款，分别是倪文焕五千两，吴淳夫三千两，李龙、田吉各一千两。
结案。
崇祯还是不满意，于是他让礼部尚书王永光接着审查阉党，但王永光死活不干，说自己能力有限，无法承担此项重任。
谁都不愿干，崇祯就自己干，他做出最终裁决：田吉，杀！吴淳夫，杀！倪文焕，杀！田尔耕，杀！许显纯，杀！崔应元，杀！孙云鹤，杀！杨寰，杀！李龙，杀！崔呈秀，已死，挖出来，戳尸！以上十人，全部抄家！没收全部财产！左都御史曹思诚，阉党，免职查办！刑部尚书苏茂相，免职！”
事情到了这儿并没有完结，而是才刚刚开始，崇祯随即又下令：由乔允升接任刑部尚书，大学士钱龙锡、韩旷主办此案，务必追查到底，宁可抓，不可放过。
钱龙锡是阁臣，而韩旷不是，所以这活儿的主要负责人自然非他莫属，推也推不掉。
皇帝虽然年轻，但极认真，几次较量之后，钱龙锡彻底死了心，不得不按照皇帝的心思侦办阉党。但也因此，钱龙锡明白，自己危险了，一旦将来要是有了什么散失，那他绝对不会有好下场。
事情到了这一步，实际上，麻烦才刚刚开始，因为党争又来了。
东林党是以江南士大夫为核心地政治团体，虽然魏忠贤对东林党的打击非常沉重，但实际上，并没有动摇东林党地社会政治经济基础，所以不管被阉党迫害死多少人，东林党始终都是在的，而且力量也并没有被削弱多少。
阉党对东林党地迫害极为深重，所以朝堂上的阉党中人最怕地还不是皇帝，他们最怕地是东林党复起。现在表面上看皇帝追得很凶，但实际地打击面不会太大，可一旦东林党人复起，那他们的好日子可就算彻底到头了。
最先开炮的是倪元璐，钱龙锡相信，倪元璐的作为决不会是个人地孤立的行动，倪元璐的背后一定是东林党人。
魏忠贤既倒，那照惯例，受魏忠贤迫害地自然就是好人，自然就得翻案，得给人家平反昭雪，官复原职，甚或再上层楼。
这绝对不行！
最先跳出来的是云南道御史杨维垣，他力主魏案到此结束，同时竭力阻止东林党人复出。他认为，东林党人与魏忠贤、崔呈秀等人也差不多，都是“邪党”。不能因为魏忠贤主持局面、迫害过东林党人，就能证明东林党人不是奸党。东林党这个前朝钦定的案子不能翻！
杨维垣既然先跳了出来，那东林党方面的人自然也要跳出来，这个跳出来地东林党人就是倪元璐。
倪元璐，浙江上虞人，天启二年壬戌科进士，被授翰林院庶吉士。崇祯即位后，升为编修。
这位倪编修看不惯杨维垣的这种做法，便给崇祯帝上了一疏，为东林党辩护，他说：“今世界已清，而方隅未化；邪氛已息，而正气未伸。”
不仅如此，倪元璐又进一步阐述，他说，读书人处世立身，宁可矫激，也不能忘廉耻。如果以“假借”、“矫激”为大错，那么就会有人公然背叛名义，忘却廉耻，所以才会有天启年间那种天下为魏、崔歌功颂德的场面。而大家还自我安慰，说什么“无可奈何，不得不然耳”。正是这种无可奈何、不得不然之心，造成了天启年间无所不为的局面。现在朝廷竟能原谅这些随波逐流之辈，却不肯替那些刚正不阿的东林党说句公道话！
这话当然不是很中听，什么未化，正气为伸？这大有藐视明主之意，不过，崇》怪罪这位敢于直言的倪编修，只是说他“持论未当”而已。
而这当然就是一个信号！
双方你来我往，加入地人越来越多，斗争也就愈加激烈。
政治运动一经开始，便会层层深入，刹不住车，想挡也挡不住。既然崇祯帝倒掉了魏忠贤集团，那么许多与魏忠贤有关的人和事，就得重新评价。既然魏忠贤是十恶不赦之徒，那么反对魏忠贤而遭贬杀地那批人就要平反复出。只要案子一有松动，而有人能为他们讲话，或有人复出，自然又要牵动一片，继续造成*人事上的变动。原先遭打击地人越来越多地复出，原先在台上的人则自然要被贬被罢，而这种人事变动又会推动运动地继续深入。
崇祯元年三月，为东林党翻案的运动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崇祯下令追恤天启时遭冤屈陷害而被迫害至死的诸臣，像杨涟、左光斗、魏大中、周顺昌等被魏忠贤直接逮捕迫害而死的，都被平反昭雪。而像冯从吾、邹元标、高攀龙等被魏忠贤贬削的旧臣，也都有赠恤。那位敢说敢讲的编修倪元璐出了大名，崇祯也没有过分追究，而这在当时的氛围中，无又是一个鼓励。
运动继续深入，并很快就触及了问题的实质。
这个时候，阻止给东林党人平反的内阁大学士施凤来、张瑞图相继被罢免，于是倪元璐一鼓作气，在三月中旬向绑住东林党，让东林党动弹不得的枷锁起了冲击。
绑住东林党的枷锁就是《三朝要典》。
《三朝要典》的内容包括万历后期的梃击案、泰昌时期的红丸案及天启即位之际的移宫案。魏忠贤通过《三朝要典》的编修和刊印，不仅给东林党人定了性，为其贬杀东林党人提供了历史和现实依据，而且还把自己大大美化一番。当时为了奉承魏忠贤，有人竟把魏忠贤抬高到与孔子一样，同是圣贤，列举的理由就是魏忠贤杀东林、修《三朝要典》，与孔子诛少正卯、编《春秋》可以相提并论。此说虽荒唐，但也足见《三朝要典》的分量。现在魏忠贤既败，东林人要彻底翻案，就必须搬掉这块绊脚石。
所以，倪元璐向《三朝要典》起了冲击。
这可不是个简单的事儿，因为天启皇帝曾为这部书御制了序言，也就是给定了性。
所以，倪元璐要毁《要典》，又谈何容易事情的根子还在皇帝那儿，最后倪元璐胜了。月末，崇祯下令销毁《三朝要典》。
至此，套在东林党人头上的紧箍咒便失去了效力，这就等于给东林党人彻底平了反。东林党人大批复出立即变成可能，而随着东林党人的大批复出，钱龙锡的麻烦也就跟着开始了。
东林党人地复出，让清查阉党地事儿愈加的麻烦。
东林党人起来，在位的很多人就得走人。在这个时候清查阉党，必定会在客观上有助东林党人的复起。而这也就是说，那些因清查阉党走人地，必定会认为他这是在为东林党出力，必定会更恨他。但实际上，他现在见着东林党的人都恨不得躲着走，因为很清楚，崇祯皇帝决不是个善茬，尤其忌讳大臣结党。
今天袁崇焕来拜访，他本不该让外人来的，但因为怕皇帝有什么想法，所以特别加着小心，把吕纯如拉了过来。
袁崇焕来拜访他原本是件正常地事儿，但他把吕纯如拉过来，则是一个态度的问题，这很重要。
袁崇焕现在是他的关键，如果袁崇焕在辽东一切顺利，那他就没有任何问题。即便将来袁崇焕要是因为什么事失宠，但只要袁崇焕在辽东干出成绩，那他的问题也不大。所以，关键是头几年，袁崇焕能不能在辽东打开局面，立稳脚跟。
酒席宴上，钱龙锡向袁崇焕详细询问了辽东地方略。袁崇焕侃侃而言，思路清晰，条理分明，信心十足。
这席话拿到皇帝面前看不出有什么问题，钱龙锡放心了，神态明显地松弛了下来。
现在他的命运算是和袁崇焕绑在了一起，他倒霉了，袁崇焕不一定会有事，但袁崇焕倒了，他则一定跟着霉。
现在，至少开局不错，看不出有什么可担心的。
说完了辽东方略，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