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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斯洛夫都被绕糊涂了，不明白捷尔任斯基这里真相真理的一通究竟想说什么，他瞪大了双眼，茫然地望着捷尔任斯基，良久说不出一句话。
对此，捷尔任斯基又叹了口气，他发现一直以来对苏斯洛夫的教导出现了偏差，苏斯洛夫越来越教条主义，也越来越在乎规则，却从来没有想过为什么要制定这些规则，以至于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捷尔任斯基知道苏斯洛夫出现这样的偏差，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这个榜样的力量太强大了，以至于让苏斯洛夫对他产生了一种盲目地崇拜。不得不说，盲目的个人崇拜本身就跟真理相差甚远！
捷尔任斯基为什么要说这些真理和真相之间的辩证关系，原因很简单，真理代表了最后的结果，它是不容动摇的，但是所谓的真相却可以很复杂，复杂到一些看上去很伟大的人在某些特定的时候会站在真相的对立面。
比如列宁，导师大人十月革命之前的种种行为是完全合理的吗？应该说不合理，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理论，俄国当时就不具备更高层次革命的条件。从某种意义上说，列宁是违背了真相，但是你能说列宁错了吗？
可能后世的某些专家学者在回顾十月革命这段历史时，会对列宁和他所坚持的路线大加抨击，会指责他将俄国引上了歧途，甚至会攻击他误导了俄国的民众。
问题是，这些专家学者不过是马后炮，事后诸葛亮而已。是根据苏联解体这个结果，反推十月革命不合理。这种推导方式合理吗？
甚至这些人一度YY如果当时不选择布尔什维克会怎么怎么样，这尼玛不是扯淡么，布尔什维克之前的几届临时政府是怎么灰溜溜地下台的，当时的俄国民众买他们的账了？连脚跟都站不稳还谈什么未来？
从列宁这个例子可以看出，一时的所谓真相毫无意义，用列宁自己的话说：“目的是正确的，手段可以忽略！”
可能有同志会说这话太功利太不折手段，可现实世界难道不是功利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人类的发展进化史本来就是不折手段的生存，在俄国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不像列宁一样就会被历史的车轮无情的碾压。
别看捷尔任斯基一向以公正无情自居，但是他敢说自己时时刻刻都是一碗水端平的吗？没有人敢这么说，哪怕是捷尔任斯基一样也有错误，契卡手上的鲜血还少了？对于那些革命的敌人，铁面人何尝给过他们最基本的公正？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原因在于捷尔任斯基和列宁其实是一样的人，在追求“真理”的过程中，可以忽视“真相”。
而现在的苏斯洛夫则不一样，他也追求真理，但是极端地恪守真相。也就是说，苏斯洛夫对自己，对其他人的要求是：事情必须办好，但是在办事的过程中，一举一动都不能偏移既定的规则。如果偏移了，那就算事情办得再漂亮，那也是不能容忍，必须接受惩罚地！
用咱们华夏的话说，苏斯洛夫这人是人至察则无徒，水至清则无鱼，就是一个装在套子里的人。很显然，捷尔任斯基并不是这样的人，在手段和结果之间，他不会只注重任意一项，他会综合起来看问题。只要结果良好，哪怕是手段有一定的瑕疵，他也会抬一抬手放过。比如现在的李晓峰就符合捷尔任斯基的判定。
为什么苏斯洛夫和捷尔任斯基会有如此大的差距呢？那是因为捷尔任斯基在实际工作中发现，没有任何事任何人是十全十美的，尤其是人类社会这个复杂的集合体中，有太多的利益纠结和感情干扰，没有人能独善其身。
这也就决定了当一个人开展工作时，目标越高，需要应对的困难和问题就愈发的多。在面对这些困难和问题的时候，既定地规则往往是没有作用的，在这种情况下，只可能有两个结果——一个是就此放弃，什么都不做，另一个是另辟蹊径想办法去实现。很显然，后一种办法肯定是不能完全容于现有的规则的。
苏斯洛夫的问题就是完全否定了后一种方案，这也就是造成了在他手下除非光吃饭不干事或者干一些很简单的和刻板的工作，否则一旦开展具有难度的创造性工作，那结果就是踩了他心中的红线，就会被他无情的否定。
看看勃列日涅夫时代的苏联政坛，那真心是死气沉沉，为什么？除了苏联的最高权力机构被一群新贵族和特权阶级把持了之外，另一条就是主管意识形态的苏斯洛夫刻板的工作方式扼杀了一切改革和改变的可能。
比较有趣的是，苏斯洛夫本人也并不喜欢这种死气沉沉的政治氛围，也看不惯一干新贵族特权阶级的所作所为。他对自己的要求很高，希望能够用表率的力量去影响政治走向。可最后的结果呢？毫无意义！
而现在捷尔任斯基就是看到了苏斯洛夫身上这种不好的苗头，他相当怀疑，如果苏斯洛夫接了他的班，今后苏联政坛只多了一个装在套子里毫无作为的人。
所以，捷尔任斯基选择用李晓峰做例子点醒苏斯洛夫，他想要告诉苏斯洛夫该怎么去处理规则和结果之间的关系。这个世界上永远都没有十全十美面面俱到的规则，在尊重规则的同时，也请给想要有所作为的人留下余量，别用规则彻底扼杀人类的创造性。如果真那么做了，最后留下的恐怕就是一群深谙规则却最善于推诿毫无作为的官僚。
而这也是捷尔任斯基为什么能容忍李晓峰的主要原因，铁面人能看出某仙人的出发点还是好的。不过很可惜，苏斯洛夫却不管这些。
“按照您的说话，那岂不是不管什么人打着维护国家利益的幌子都可以肆意地践踏法律法规了？那我们还能用什么维持这个国家的正常运转？”苏斯洛夫显得很愤怒。
捷尔任斯基叹了口气，他能看出苏斯洛夫还是没能理解他的意思，他依然无法把握好那个度，依然以为规则是万能的。不过他也不着急，只是吩咐苏斯洛夫继续去调查。
为什么，捷尔任斯基什么都没做呢？因为他很清楚，李晓峰的处事风格最近这些年是锻炼得滴水不漏，明明某人是违反了规则，但是最后规则却奈何不了某人。擅长钻空子的他有的是办法让恪守规则的苏斯洛夫无话可说，那时候苏斯洛夫所坚信的那种刻板的规则将不击自碎，而他需要做的就是在那时候做好引导工作。
苏斯洛夫很快就开始进入工作状态，他废寝忘食地翻阅案卷，约谈干部，用尽浑身解数试图维护所谓的“正义”，不过很快，他就陷入了困境。
按照他原本的想法，阿帕纳先科和梅赫利斯叛国一案是存在重大冤情的，必然有为被冤枉的阿帕纳先科和梅赫利斯喊冤的人。但是让他惊奇地是，经过他的走访以及约谈，为那两位喊冤的人实在属于极少数。
除了一部分本来就涉案的阿帕纳先科和梅赫利斯“反党叛国”集团成员喊冤之外，远东红旗方面军的其他领导，尤其是还剩下的那些高级军官，对李晓峰的决定是赞成和支持的。其中最坚定的就是雷恰戈夫和第40步兵师原师长，这两个人对阿帕纳先科和梅赫利斯简直是恨之入骨。
仅仅是证人的证词也就算了，更让苏斯洛夫无语的是，阿帕纳先科和梅赫利斯在战前和战争爆发后的种种行为也是完全解释不通。秘密调查委员会同伪满洲国进行的接触被详实的证据所证实。这帮人甚至已经跟伪满洲和日军达成了一个草案，如果不是松本六合被击毙引爆了冲突，阿帕纳先科就已经依照这个草案跟日本达成了一致。如今这个草案还留在阿帕纳先科的保险柜里，谁也别想洗地。
因为这个草案的存在，让阿帕纳先科之后的种种行为就变得十分可疑了，虽然没有更直接更有力的证据，但拿下他并不为过。过分的是就地枪毙，可就算是就地枪毙过份，也不能说李晓峰就完全错了，作为军委特派员，他有断然处置的权力。
这就让苏斯洛夫有些为难了，明明知道事情还是疑点重重，但是却没有任何切入点。沉思良久之后，他只能暂时放弃阿帕纳先科和梅赫利斯是不是间谍的问题，而重点追究李晓峰处死他们的处置方式。
苏斯洛夫认为这种处置方式是不合理的，认为正确的处置方式是将阿帕纳先科和梅赫利斯逮捕，而不是立刻就地枪毙。不过当他以为找到了突破口时，却当头挨了一棒。
根据当事人雷恰戈夫的证词，显示阿帕纳先科和梅赫利斯一度试图负隅顽抗，企图用暴力来对抗李晓峰，甚至按照雷恰戈夫的说法，这两个人被捕之后试图发动自己的党羽前来营救，企图用武力颠覆军委对远东红旗方面军的领导。在万般无奈地情况下，只能将其就地阵法。
如此一来，苏斯洛夫又被卡住了，无论如何他都无法越过雷恰戈夫这一关，因为雷恰戈夫确实被证实是即将在被阿帕纳先科和梅赫利斯迫害的时候被李晓峰救下的，为雷恰戈夫作证的什捷尔恩对此是言之凿凿。
一番纠结之后，苏斯洛夫发现他是寸步难行了，综合各种证据来看，阿帕纳先科和梅赫利斯确实犯有指挥不力的严重错误，同时还有重大间谍嫌疑。可惜的是，他们已经被枪毙了，而且还死无对证，怎么查？
几天之后，苏斯洛夫沮丧地回到了捷尔任斯基在符拉迪沃斯托克的办公室，此时的他再也没有之前的意气风发，耷拉着脑袋，一副有心无力的样子。
捷尔任斯基看了他一眼，问道：“查得怎么样了？”
苏斯洛夫纠结了半天，才说道：“根据我的调查，阿帕纳先科和梅赫利斯被证实的只有指挥不力的错误，而叛国罪因为安德烈同志草率的处置方式，已经很难被证实，只能说他们拥有重大嫌疑。”
捷尔任斯基缓缓地点点头，道：“那就结案吧。”
“结案？”苏斯洛夫瞪大了眼睛，不可思议地反问道：“菲利克斯同志，此案在我看来疑点重重，怎么能够就这么草率地结案？”
捷尔任斯基不动声色地反问道：“那按你的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