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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是算上日资的数目，加上这几年的产值，北地政府足有三百多亿资产。
这一两年北地企业大生产，向内地倾销产品，回笼的银币也不少。仅今年上半年，从内地流入封天和北地政府的银元就已经超过了十数亿，可见数量有多么庞大。
封天借助北地的供给制政策，工业几乎没有计入人工成本，所生产出来的产品大肆倾销，试问谁是对手啊？所有的西方产业都受到了冲击。
当然，现在已经有西方国家向南方政府施加压力了。
那又怎样，封天根本不鸟他们，等到南方政府扛不住劲的时候，封天的计划也该差不多实现了。
不同时期民国的银币与美元互换价格不一样，
大约在一美元兑换二到四个银币之间浮动，就算是一比三的比值，北地政府也有相当于一百亿美元的银币储备。
也就是说，光是用银元作为储备货币，就可以发行等值一百亿美元的货币。
当然，北地银行也不可能按照这种算法发行货币。
这其中还没有计算封天自己的企业向西方世界出口产品所带来的收益，国内的收益与之相比，简直不成比例。
丝袜的销售劲头现在正猛，年销售额估计有数十亿美元。
不仅如此，封天还让他的欧洲企业大量贷款，已经达成了二十亿马克的长期贷款。
所以说，北地不差钱，也不可能印一些不值钱的纸币，可以预见，北地银行所发行的货币，一定是硬通货。
北地银行发行的货币，暂定为一华币等于一美元。按照银元与美元的粗略比值，一华币相当于三个袁大头。
依照现有北地的等级设置，最低工资为五元钱，折算十五个袁大头，每个人半年的薪水三十元华币，嗯，相当于九十个袁大头。
按照六百万人付薪水的数量计算，北地政府要付出一点八亿北地华币。
据说，新成立的商海市公安局，巡警月薪10至13元，巡长16至18元。汉口过去有家悦昌新绸缎局，营业员工资最低10银元，最高40银元。
到1933年，商海工人的月工资一般为20大洋。技术工人、小学教师、医护人员等家庭的月收入超过50大洋，达到小康水平；中级职员、工程师、中学教员、医生、记者、作家、律师和一般演员的家庭，月收入一二百元以上，则进入中产阶层。
抗战前10年内，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商海工人实际收入年均增长0。9％。作为中国工业最发达、产业工人最集中、商品经济最繁荣的大都市，这一指标具有典型意义。
与之相比，北地的工资水平相当高，五元北地华币相当于十五个袁大头，也就是说刚才加工作的工人就相当于商海的熟练工人。
这还是最低工资，按照企业工人的等级，最高级别是十二级，其月薪是八十北地华币。而行政职务、技术以及军队职务分十八级，最高达到月薪一百六十北地华币。
可以说，北地人超级富裕。
这个时代，银元是硬通货。
三十年代的北平，1银元可买6斤好猪肉，40个猪肉饺子、两碗小米粥、外加一盘白糖，两毛二分钱。
在四川山城，1936年，大米1斤2分5，100斤两块五角钱。
甘肃农村，抗战前7年，百斤小麦5至3元。
汉口方面，1930年，每百斤麻油和鸡蛋的价格约为20元，每斤棉花和猪肉约为3角钱，1斤鲤鱼不到5分钱，1斤煤油的零售价则长期保持在0。10～0。15元之间。
1928年，商海近郊的高行、陈行、江湾和杨行的每亩地售价分别为150…100、100…60、1000…70、100…300元。这个价位作为北地最低工资的工人，五个月的薪水就可以购买到手。
1933年，汉口第六区的最低地价为84元1亩，第七区的最低地价为90元1亩。
商海的石库门一层楼，有电灯、自来水，月租10块钱。
住客栈，每一铺位3角5至6角；纱厂宿舍，月租2到5元不等，两层楼可住10人，自来水由厂方提供，有的还供电，带家眷者，两家分租一层，费用不过1元多。
最好的宿舍，为砖瓦结构，铺地板，长宽500立方尺，容积5000立方尺，有厨房、路灯和下水道，月租6至9元。
此外，工人也可租地，结庐而住，半亩地年租金200元，21户人家分摊，平均下来每户每月8毛钱，当然，环境极差。
又如在北京：“四合院，ｗ。uukａnsu。om房租每月仅圆左右；一间平米的单身宿舍，月租金…圆。
虽然大洋的购买力随着地域和时间的变化而变化，但终归属于“值钱”的硬通货，不管什么时候，不管什么地点，不管是谁，只要几十块大洋花出去，一定能买到一大堆好东西。
曾经跟鲁迅齐名的反礼教斗士吴虞为例，他有妻有妾，有几个女儿，有四个仆人和一个老妈子，一家十几口人，在成都市区过小康生活，一个月下来全家买肉买菜只花22块大洋就够了（据吴虞1914年6月20号日记）。
后来他来到北京，在北京大学做教授，请蔡元培、胡适、周作人、顾颉刚、钱稻孙等同事吃饭，在王府井大街东华饭店大摆宴席，鱼翅、鲍鱼等名贵菜品应有尽有，一顿饭也只花了25块大洋（据吴虞1922年2月26号日记）。
再后来吴虞去商海旅游，晚上入住英租界最豪华的酒店“远东饭店”，要了一所高档套房，每天房费才5块大洋（据吴虞1924年6月24号日记）。
民国前期，北大的教授生活优裕，家家都雇听差、雇保姆，甚至还雇厨子、雇车夫，全部算下来，一个月无非只要花上30块大洋的工钱（据吴虞日记）。
鲁迅在北京阜成门西三条胡同买下第二所四合院以后，把母亲和原配夫人朱安都接过去住，并雇了三个老妈子侍候她们，每个老妈子除管吃管住以外，每个月的工钱只花两块大洋。
这说明民国时期大洋的购买力确实很强，也说明那时候老妈子的收入确实很低。
第233章制定等级
虽说北地银行行货币早已经准备好了，北地政府也做了大量的工作，几乎动用了一年的时间将北地各行各业的分类、等级制定的标准划定完毕，并在各行各业按照政府制定的标准，经过考核核定，完成了北地政府工作人员、企业员工的等级确定。
军队比较容易确定，政务管理委员会比其它行业先一步完成了这项工作。
但是，这项工作并没有那样简单，还需要做很多工作。
这个时代可没有计算机，一切都是手工操作。
而且，按照封天的意见，所有的薪水不能由工厂业主直接放现金到个人手里，就像后世一样，企业先将资金划转到银行，再经过银行转手放到个人手中。
当然，这时候也没有银行卡，封天的解决办法是存折。
也就是说，每一位领薪水的人必须手中有一份存折。
这是新鲜玩意儿，必须让所有的人先接收这一新鲜事物，还需要一段时间熟悉，以及如何使用。
银行派出大量的工作人员轮流到各个部门给员工培训，讲解，为所有的人答疑解惑。
正式放薪水要在一月一日这一天开始，因为要放半年薪水，提前准备了存折。而银行还要把各单位薪水放日期错开，否则，一旦集中放可就麻烦了，必然会造成拥挤，甚至不排除生踩踏事件。
尤其是这个手工操作的年代，度慢极了。想一想，每个人从银行中取钱，需要银行柜台人员一笔一笔的填写记录，这度真没法子说了。
当然，中国五六七十年代也是这样做的，那时候没有计算机，不是照样嘛。
仅仅是效率慢一些而已，所以，封天很怀念计算机年代。
但是，现在绝不可能出现计算机，哪怕封天多少知道一点技术也没有用。
不能一口吃个胖子，要慢慢来，如果突破一些关键性技术，计算机有可能提前面世。
这项工作封天已经在做，由课题组专门研究一些内容，比如硅晶片，集成线路等等。
这些事情遥遥无期，封天只是提前下手而已，
不指望这项技术快出现。
科技需要积累，想要走捷径，想要跨越式展似乎很有难度。
目前唯一能够解决问题的就是扩大银行网点的密度，增加银行的人工数量来应对。
所以，北地银行的规模在快膨胀，相应地员工要多一些。
这样就无形中也提高了银行的成本，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北地义勇军说要结束供给制，从明年开始要正式薪水了，无法形容北地人民是多么的兴奋，他们就要有钱了，而且数目不小。
经过这段时间的宣传，北地人算是初步了解了北地华币的价值，一元钱与美金等值，差不多是三个银元的价值，尽管这一次是按照最低标准放薪水，半年的薪水加起来可不是小数目。
所有的北地人都知道自己是什么级别，也知道自己一个月能领到多少钱。
当然，这一次例外，每个人都一样。等到明年一月以后，所有的薪水按照级别放。
有能力的人多领薪水，没有能力只能比别人拿得少，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凭本事吃饭，没有人对此有意见。
北地的制度已经考虑到在级别的评定中有可能出现不公平现象，封天未雨绸缪，确定等级也有监督机制。
北地义勇军设立了仲裁机构，比如一个企业的技术等级评定过程中，如果出现五分之一的人对等级确定有质疑，仲裁部门必须重新核实等级划分的过程中有没有作弊现象。
技术等级的考核要凭借真本事，仲裁机构会聘用第三方进行考核，最终做出仲裁。
绝对公平没有，但是，相对公平绝对要有保障。
有了制约，企业也不会去找麻烦，巨额罚款让企业主心有余悸，轻易不会越雷池。
北地的等级制度的划分，低级别的差距不大，一到四级的级差每一级也就相差一元钱，四级以上逐次递增，越往上走，级差越大。
封天的用意很简单，那就是鼓励人们积极向上，形成良性竞争。
要想拥有更多的财富，那就要比别人付出的多，封天不鼓励懒人。
北地人民很勤劳，每一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