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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讯在杂文《记发薪》中记述了领薪水的经历，从中看出北洋政府打白条是正常现象。
按照文中所写，1926年1月到7月，他只领了四次薪水，共计190块大洋，而教育部历年所欠他的薪水高达9240块大洋。
相当于欠了他两到三年的薪水。
为了向教育部讨薪，鲁讯在讨薪的过程中还被警察打掉了一颗门牙。
想想这个时代的公务员真是伤不起，鲁讯还有兼职，其他公务员只能苦熬了。
就算是这样，鲁讯还差一点失去这份公务员的差事。
由于他支持女师大风潮，在1925年8月被教育部免职，为了保住公务员的职位，鲁讯一怒之下把教育部告上法庭。
案件以鲁讯的胜诉而告终，这是一起“民告官”的案例，但不具有代表性。
如果不是因为鲁讯的名气大，有足够的影响力，得到社会各界的支持，胜诉极为困难。
教育部不光是欠公务员的薪水，还欠教师的薪水，所以北平的大学普遍存在欠薪现象。
也就是说，鲁讯只有依靠写文章拿稿费维持生计了。
这时候。他收到厦门大学寄来的薪水和车旅费共500大洋，开出的月薪是400大洋。
这种高薪是北平的学者无法抵抗的诱惑。
高薪聘请只是他南下的原因之一，还有个原因是许广评在女师大毕业了。
作为广东人，她准备返回老家。经一位熟人推荐，到位于广州的广东女子师范学校任教。
这一年多来，两人的关系愈发的亲密，在北平熟识的人太多，容易暴露。
鲁讯毕竟是社会名流。家中还有明媒正娶的妻子，若是被曝出和女学生同居的话影响不好，社会舆论一定不会放过他们。
他们一起南下，也有换个环境的意思。
8月30日晚间，郑震铎在清闲别墅宴请鲁讯，这次宴会大多是文学研究会的成员。
包括沈燕冰、叶盛陶和朱自青等人，自然少不掉在上海工作的周建仁。
出于好意，郑震铎邀请了林子轩，他的本意是想化解林子轩和周建仁之间的恩怨。
去年因为商务印书馆《妇女杂志》出专辑新性道德号，引起社会大批判。林子轩在其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最终导致《妇女杂志》的主编章西琛离职，周建仁也遭受牵连。
正是从那时候起，林子轩和周氏兄弟的关系转冷，也就和周作仁还有些联系。
在此时的上海文化界，林子轩和周建仁的地位悬殊，完全可以不必理会，只是看在鲁讯的面子上，他还是接受了邀请。
说起来，他和在座的不少人都有矛盾。
在泰戈尔的事情上，他和沈燕冰闹过不愉快。在儿童文学上，他批评过叶盛陶的儿童故事，在新文学的发展方向上，他和文学研究会发生过争论。
这就是中国文坛。只是观点不同，谈不上个人恩怨。
林子轩大部分时间都是对事不对人，既然郑震铎有这个意思，他也不是小气的人，一笑泯恩仇罢了，都是中国人。哪里有这么多的恩怨。
但显然有些人不这么想，周建仁在席间就说了一件事。
从商务印书馆辞职的章西琛于8月1日在宝山路宝山里60号开办了一家开明书店，上海文化界的朋友前去捧场，场面热闹。
这件事林子轩知道。
开业的时候章西琛给上海的各家出版社送了请帖，不管别人来不来，礼数要周到。
不过却没有给万象书局和商务印书馆送请帖，很明显，他仍然心存芥蒂。
想想也是，换位思考一下，作为胜利者的林子轩可以大度的一笑泯恩仇，可作为失败者，一定会记在心里，准备翻盘。
这是两种不同的心态。
说实话，林子轩不怎么在意，只是一家小书局罢了。
万象书局的目标是商务印书馆，要打造中国、乃至世界一流的大型出版社，其他小书局他还不放在眼里。
林子轩发现在座的大多是浙江籍学者，朱自青和周氏兄弟还是绍兴同乡。
在文坛以籍贯划分派别的并不少见，比如大名鼎鼎的桐城派。
更有意思的是，周建仁在上海和女学生同居，鲁讯同样如此，为了许广评前往厦门。
这顿饭吃的没什么意思，林子轩早早离开了。
9月1日深夜，鲁讯登上了“新宁”号轮船，次日晨7时向厦门进发。
许广评也于同日早晨8时，乘“广大”号前往广州。
他们相约好好地为社会服务两年，一方面为事业，一方面也为自己生活积聚点必需的钱。
然而，许广评还在船上就给鲁讯写信：“临行之预约时间，我或者不能守住，要反抗的。”
而鲁讯刚到厦门，行李刚刚卸下来，马上就“觉得太闲，有些无聊，倒望从速开学，而且合同的年限早满”。
可见两人相互之间流露出多么炽热的恋情与难耐的情怀。
最搞笑的是这时候出现了一位第三者，此人叫做高长宏。
高长宏出身山西一个破落的书香门第，家里有一位缠脚的妻子，还有了孩子。
他来到北平，，创办了《狂飙》杂志，是一位文学激进分子。
鲁讯与高长宏交往甚密，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两人会面不下一百次，就在这段时间，高长宏暗暗地爱上了许广评。
只是，鲁讯和许广评在一起的残酷事实让高长宏痛苦不堪。
他在《狂飙》上写了一首诗，在诗里他以太阳自居，以月亮比喻许广评，而咒骂鲁讯是黑夜，黑夜强行占有了月亮。
鲁讯是个小气的人，号称一个都不放过。
他在《故事新编》的《奔月》中，写了善射的后羿打猎回来后，遭到了徒弟逢蒙暗算的故事，显然是在影射高长宏对他的攻击。
这就是文人，情敌之间的战斗都是用诗歌和小说这种高大上的方式。
第三百四十章一场电影行业的战争
日本人在付出了不小的代价后终于得到了《甲午风云》的剧本。
他们认真的研究了剧本，发现其中的确有丑化日本人的剧情，但程度控制的很恰当。
只是日本人在作战时胆怯慌乱，或者凶狠残暴的段落，这在战争电影中很常见，没办法根据这一点来阻止电影的拍摄。
何况，这场战争日本最终取得了胜利，剧本中不乏有展现日本官兵勇往直前的片段。
作为一部中国人拍摄的电影，能做到这种程度真没什么可挑剔的。
这么说来，林子轩这次并不是和日本作对，是他们太多疑了。
但有了《津门大侠霍元甲》的前车之鉴，日本人对林子轩的狡猾有了深刻的认识，他们没有掉以轻心，而是继续研究剧本。
他们察觉到这部电影和《津门大侠霍元甲》一样，都是爱国主义影片。
整部电影把邓世昌塑造成为一个可歌可泣的民族英雄，观众想到邓世昌这个人就会联想到爱国，和霍元甲一样。
一旦这部电影放映，邓世昌就会成为一个爱国符号，一种爱国精神。
若是这类的电影再多一些，唤起中国人的爱国热情，对日本将极为不利。
在上海虹口区，东方通讯社的总部，一群日本情报人员针对这件事出谋划策。
有人提议咱们可以丑化邓世昌，中国人说他是民族英雄，咱们就找历史资料来证明邓世昌不是英雄，这世上没有完美的人，总会有缺点。
就算真的没有缺点，咱们也能栽赃他。毁掉他的英雄形象。
还有人说这场战争是咱们日本赢了，咱们海军也有自己的英雄，不如宣传咱们的英雄。
更有人提议咱们也拍摄一部电影。从日本的角度看待中日战争，丑化中国人。
这叫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日本人把各种意见提交了上去。等待上级的命令。
对于东方通讯社的建议，日本情报部门觉得在中国展开大力宣传的时机到了。
从晚清到民国，上海一直是日本势力潜伏中国的最大据点。
日本的东亚同文会在上海设立了东亚同文书院，并成立支那研究所，以此为掩护，进行中国情报收集调查，并编纂《支那年鉴》。
这个所谓的东亚同文书院就是一所间谍学校，创办人中岛真雄本身就是一名大间谍。
在对中国的宣传上。日本一向是不遗余力。
日本人以民间人士的身份在上海创办多家报纸。
可以说，上海是日系报纸在中国的发源地，也是日系报纸最多的地区。
比如在上海影响较大的有《亚东时报》、《同文沪报》和《上海新报》等。
中岛真雄不仅自己在上海及其它城市投资报纸，他的很多学生大部分也进入了各地的报馆中，充当主编、编辑和记者。
除了报纸上的宣传，这些年，日本在中国做了不少的工作。
比如在东北支持张座霖，在中国各地建立日本人聚居区，渗透到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
他们对中国的社会名流采用各种拉拢手段，争取这些人的支持。
随着电影的发展。日本人意识到光是报纸还不够，电影和广播都是非常好的宣传手段。
然而，和中国电影一样。日本的电影行业并不发达，无法和欧美等国家相比。
日本最早的正式影院是1903年建立的东京浅草的电气馆。
最早的制片厂是1908年由吉泽商行在东京目黑创建。
直到1920年，日本松竹电影公司成立，采用了好莱坞的制片方式，建立了以导演为中心的拍片制度，日本电影才逐渐进入正轨。
在林子轩的影响下，现在的中国电影已经远远超过了日本电影。
不少日本商人甚至会把中国电影带回日本放映，影响到日本电影行业的发展。
日本情报部门觉得东方通讯社的提议很好，拍摄一部反映日本海军在中日战争中英勇作战的电影。有利于宣传日本的正面形象。
但这部电影不能由日本的电影公司来拍摄，那样容易引起中国观众的反感。
日本可以暗中支持中国的电影公司拍摄。
他们经过仔细甄选。找到了和上海明星电影公司是死对头的天一电影公司，也就是张时川和邵醉嗡的电影公司。
日本人出资金。连军舰都可以用来拍摄，只是要借用中国电影公司的名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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