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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救助下来的文物，两人同意建立一座博物馆暂时保存，等到适当的时机捐给国家。
这个适当的时机是指国家统一，社会安定的时候。
不过在建立博物馆的地点上两人有分歧，丁闻江觉得上海就很好，林子轩则认为最好建在偏远地区，避免文物毁于战火。
这让丁闻江很诧异，他认为在目前的中国上海租界无疑是最安全的地方。
林子轩想的更为长远。
如果历史没有改变的话，上海并不安全，倒是重庆和云南等地是合适的地点。
这只是初步探讨，两人求同存异，把这件事暂时搁置，以后再做决定。
在龙华镇的这次会面，他们谈论了中华文物救助会的大体框架和基本方针。
也就仅此而已了，毕竟这件事牵扯到的东西太多。不是一时半会能够说好的，还要和一些文物专家商量文物鉴定和保存的问题。
两人会联名在《申报》上发表一封倡议书，邀请有志于文物保护的专家学者参与进来。
无论是丁闻江。还是林子轩，在这个时代都是极具声望的人物。影响力不容小觑。
回到家里，林子轩稍稍冷静下来，不由得摇头苦笑。
想想以后中国的情况，这会是一项浩大的工程，就算是把文物保存下来，也经不起人为的破坏，这是一个让人头疼的难题。
他暂时没有更好的办法应对将来的危机，只能走一步算一步了。
很多事情总要有人开个头。才能让后来的人继续做下去，他愿意做一个开创者。
提倡传统文化，保护文物，这是一脉相承的事情，文物也是传统文化。
不能让后世的学者跑到外国的博物馆研究中国的文化，那将是一个民族的悲哀。
说起来，林子轩并不喜好文物，也不懂这些，只是有些不忿而已，既然现在有了声望。有了钱财，那么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保护工作是义不容辞的事情。
这是一个普通中国人的爱国情怀。
作为一名伪文学家，当务之急不是组建保护文物的机构。那是一件长期的工程。
眼下，他要利用自己作家的身份发表文章来唤醒大家保护文物的意识，揭露西方考古学家在中国的盗墓行为。
这些事情不是没人知道，但一直没有引起重视，因为种种原因，也没人说出来。
或许有人说了，却依旧没有人关注。
在这个动荡不安的年代，战争和革命吸引了大部分人的注意力，有太多需要专注的新闻。盗墓和贩卖文物就显得微不足道了。
林子轩要写的第一篇文章叫做《莫高窟》。
他结合后世的资料，讲述了敦煌莫高窟的飞天文化。这是一个从十六国开始，历经十个朝代。历时千余年的文化传承。
从其中能研究东西方文化在这里的融合，极具史学研究和文化研究价值。
自然，他不会忘记那位王道士。
林子轩要写的不是学术论文，而是散文，学术论文适合在专业的学术期刊上发表，比如北大国学门的《国学季刊》。
那样只能在专业的小圈子里流传，起不到太大的作用。
散文的形式自由，可以抒发情感，记人记事，进行哲理思考等等。
他写的这一类散文在后世被称为文化散文。
在取材和行文上表现出鲜明的文化意识和理性思考色彩，风格上大多较为节制，有着深厚的人文情怀和终极追问。
余秋羽的《文化苦旅》和陈评原的《学者的人间情怀》就属于文化散文。
在民国时期，有不少散文大家，各有特色。
鲁讯的《朝花夕拾》，周作仁的《自己的园地》，郁达浮的《故都的秋》，朱自青的《背影》，徐至摩的《巴黎的鳞爪》等等。
有的回忆往事，有的写景抒情，有的把文化和历史溶于生活之中。
所谓大师，就是无论写什么，怎么写，都似信手拈来，浑然天成。
林子轩和他们没办法相比，只能老老实实的把后世的文章进行改写，删去在这个时代不应该出现的文字和资料，加上自己的一些见解。
余秋羽的散文，怎么说呢，太过于煽情了。
这或许正是《文化苦旅》在后世畅销的原因所在，能够引起青少年读者的共鸣。
民国时期的散文家大多比较内敛，用淡淡的笔触记录生活的点滴，给人自然而然的感觉。
就好像武林高手一样。
一个修炼的是内功，依靠内在的底蕴打动读者；一个修炼的是外功，凭着煽情吸引大众。
功力高低一看便知。
在民国也有煽情的高手，比如郭沫偌的《女神》，就深受青年人的喜爱。
原因是青年人容易被感动，一听见高喊的口号，便热血沸腾。
沈丛文说郭沫偌在创作小说上没有天赋，只适合写檄文类的文章，喊喊口号。
这个观点应该是客观的。
后世的文人往往学了郭沫偌的套路，专心修炼外功，而忘记了精修内功。
林子轩写这类散文不是为了出名，而是为了吸引更多的人专注，所以煽情就煽情吧，只要能起到效果就好，不必去管别人如何评价。
对此他已经习惯了，早前就有人批评他文笔差，也没见损失什么。
就这样，《莫高窟》这篇文化散文发表在《申报》的副刊上，把敦煌莫高窟遭受的文化劫难展现在世人面前。
林子轩用这句话作为结尾。
“那天傍晚，当冒险家斯坦因装满箱子的一队牛车正要启程，他回头看了一眼西天凄艳的晚霞。那里，一个古老民族的伤口在滴血。”
第三百二十六章作家的联合国
林子轩和丁闻江联合署名的文章得到了不少人的响应。
他们大多是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不少国学研究者也表示支持，愿意出力。
但在社会上反响并不热烈，民众对文物的概念相当模糊，他们不认为文物能值什么钱，经文书卷还不如大洋在手里安稳。
所谓乱世黄金，盛世收藏，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在这个兵荒马乱的年代，能够活命已经不错了，谁还管那些文物啊！
即便林子轩写的《莫高窟》再煽情，把敦煌文化说的再精彩，也只能在学术圈子里引起反响，读者并不怎么感兴趣。
有些读者看了之后心有所感，痛骂几句，也做不了什么。
现实就是如此，国家衰弱，强盗欺凌。
圆明园都被抢掠一空了，莫高窟还能比圆明园重要，外国人想抢，那也没办法阻拦。
这是普通读者的想法。
林子轩提出的敦煌文化在史学家那里得到了回应，一些学者准备到莫高窟考察来判断莫高窟内文化的价值。
敦煌文化从1900年王道士发现藏经洞开始，已经过去了26年。
在这26年间，大批敦煌遗书和文物先后被外国探险队捆载而去，分散于世界各地。
1909年，清廷学部获悉敦煌石室文物流散消息后，电令甘肃藩司将剩余经卷运京保管，等运到京城只剩下八千多卷，随后保存于京师图书馆。
除了经卷和文物，敦煌最有价值的便是洞窟内的壁画了。
有西方学者把敦煌壁画称作是“墙壁上的图书馆”。
然而，这些壁画在这段时期同样惨遭损毁。
1921年，在苏俄国内战争中失败的数百名白匪军逃窜到莫高窟，他们在壁画上任意涂抹、刻画，并在洞窟内烧炕做饭，致使大批壁画被火燎烟熏。
1924年，美国人华尔纳到莫高窟盗剥了大面积的壁画。并掠走彩塑。
林子轩在文章中提出了保护敦煌文化的倡议，得到了国学界的支持。
其中以清华研究院导师陈寅格最为热心，他写文章支持林子轩提出的把敦煌文化作为一门学问来研究，也就是“敦煌学”。
他认真研究了京师图书馆所藏的八千余卷敦煌写本。提出了九个方面的研究价值。
即摩尼教经、唐代史事、佛教文义、小说文学史、佛教故事、唐代诗歌之佚文、古语言文字、佛经旧译别本、学术之考证等。
他认为“敦煌学者，今日世界学术之新潮流也”。
并感叹“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
林子轩成为第一个提出“敦煌学”这个概念的人，陈寅格对此做出了界定和补充。
不过林子轩自己知道，和讲解《红楼梦》一样。他只是按照后世的观点照本宣科，陈寅格才是真正的国学大师。
所以，他写信给陈寅格，不敢居功，并盛赞了那些研究敦煌文化的学者。
比如中国考古学家罗震玉可以说是敦煌学的奠基人，正是他上书清政府把莫高窟残存的经卷运送到京城保存。
他早在1909年就发表了《敦煌石室书目及其发现之原始》和《莫高窟石室秘录》。
在后世，中国学术界普遍认为，二十世纪的三大显学分别是红学，甲骨学和敦煌学。
其中，敦煌学成为一门国际性的显学。受到世界各国的重视。
丁闻江的行动很快，中华文物救助会的批文下来了，说明这个机构是官方认可的民间机构，虽然严格意义上说孙传方只是地方军阀，并没有被北洋政府认可。
目前，中国名义上的政府还是北洋政府，只是被张座霖等人霸占了。
丁闻江从财政划拨了五万元，林子轩同样拿出五万元，有了十万大洋打底，中华文物救助会算是成立了。同时有八位上海各大院校的史学家加入进来。
有了钱就好办事，比如可以资助学者到敦煌考察，可以派人到全国各地进行调查。
先把事情做起来，以后慢慢的完善。
林子轩以前不觉得。现在才发现钱真的不够用，他有两个基金会，一个是希望工程，加上这个救助文物，再多的钱都能用完。
看来还是要继续赚钱，最好是赚外国人的钱。
他刚想到外国人。就收到了一封来自英国的信件，这封信来自英国的国际笔会。
这个笔会邀请林子轩加入，他的介绍人竟然是萧伯纳。
国际笔会，即国际诗人、剧作家、散文家、文学编辑和小说家的协会，成立于1921年，创始人是英国女作家道森司各特。
它的总部设在伦敦，第一任主席是英国作家约翰高尔斯华绥。
在后世，国际笔会被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