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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上海总商会和各个社会团体也在做着安置难民的工作。
林子轩同样参与其中，让人印制传单，告诉难民租界内各处的安置点以及紧急求助的方法，还在广播电台里进行宣传。
然而，每天都有新的难民，混乱依旧。
只要战争一天没有结束，这种情况就不会停止。
这一年的元旦就在战火中来临了。林子轩开车回到家里，一路所见，颇为惨淡。
林家这里属于法租界的高档住宅小区，法国人派兵巡守。难民一般不会到这里来滋扰。
对于难民，租界内的富商最为担忧，这些难民大部分只是想避难，可也有一些人趁乱闹事，鼓动难民对富商进行抢掠。甚至杀戮。
在所谓法不责众的侥幸心理下，难民们实施了诸多罪行。
这种惨案发生了好几起，导致租界内的富豪们人人自危，平常都不会出门。
林家也是如此，家里人很少出门，林子轩出门都要带上保镖，更别说深入难民之中了。
就连那些社会名流们去看望难民，也会带上荷枪实弹的士兵，以防有变。
林子轩来到后院，见到冯程程和宋家三小姐正在逗弄小孩子。
自从战争爆发。难民涌入，他就把宋家三小姐和她母亲接了过来，她们那个院子没有任何的防护，很不安全。
若是在原本的元旦，上海租界内会有各种庆祝活动，西方人还会举行新年酒会和音乐会，正是一年中最好的交际时间。
可现在人心惶惶，电影院都很少开门，更别提其他娱乐了。
几人聊了几句外边的时局，希望这场战争尽快过去。只是事与愿违，战争仍旧在持续。
在租界内的市民都躲在家里的情况下，报纸成为了解外界的重要途径。
不光是新闻时事类的报刊，也包括各类消遣娱乐性的报纸。反正呆在家里也没事做。
其中以《新闻报》的《快活林》和《通俗小说日报》最为畅销。
因为《快活林》刊载着林子轩的《京华烟云》，《通俗小说日报》连载着张痕水的《春明外史》，这两部小说可以说是红遍大江南北。
这两部小说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格局很大，涉及面非常广，描写了整个时代的风貌。
《春明外史》以报馆记者杨杏园与歌妓梨云、女诗人李冬青的爱情故事为贯穿线索。
故事背景宏阔。叙事从容、豪门、妓馆、剧场、公寓、会馆、学校、高级饭店、俱乐部、庙宇、名胜、三教九流无所不包。
上到总统、总理、下到歌妓、戏子，穷尽名色人等。
可以说是一幅这个时代的北平风俗图。
林子轩的《京华烟云》比张痕水的《春明外史》不遑多让，或者说更胜一筹。
《京华烟云》写了清朝末年和民国初年的历史，写了大家族的恩怨情仇，极为逼真的再现了那个时代的生活画卷。
有历史的深度，有社会的广度，还有道家的思想融入其中。
《京华烟云》在思想性上比《春明外史》要深刻一些。
随着故事的展开，那些以前想看林子轩笑话的人闭上了嘴。
他们意识到这部《京华烟云》和一般的鸳鸯蝴蝶派小说截然不同，可能会成为反映一个时代的杰作，如果能一直保持这种水准，必将文坛留名，成为经典。
这两部小说火到什么程度？
报贩子就在书局的门口排队等着报纸刊印出来，不少读者为了先睹为快，也到报馆门口等候，报纸一出来，立刻被哄抢一空。
唯一让上海读者不满的是这两部小说写的都是发生在北平的故事，他们看着虽然过瘾，却总有点小小的遗憾。
张痕水先生是安徽人，生活在北平，写《春明外史》情有可原，可林子轩是地道的上海人，应该写上海的故事嘛。
不少读者写信让林子轩以上海为背景写一部鸿篇巨制来，为上海人争光。
这就有点瞎起哄的意味了。
上海文坛不乏写上海的作家，只是若论起历史底蕴来，上海不如北平古朴。
写上海的小说总是带着些商业气息和时尚元素，而写北平的小说就会染上政治氛围和市井习气，这是两部城市承载的不同文化，各有特色。
如果林子轩要写有关上海的小说，张爱灵的小说无疑是最佳选择。
只是张爱灵的小说是以女性的视角看待上海这座城市和生活在这里的男男女女，林子轩写来难免有些怪异。
就好像女频的写手混入男频的队伍一样，让读者一看就感觉这不像是男人的文笔。
所以，林子轩并不打算祸害张爱灵，不过未来可以培养一下这位天才女作家。
第二百五十一章人是矛盾的综合体
随着战况的升级，黄浦江和长江口的外**舰增至27艘。
只要战火波及到租界，这些战舰以保护租界为首要任务，一旦租界被攻破，也能尽快撤离本国的侨民，保障他们自己国家民众的安全。
其实，租界内不少外国的重要人物已经转移到了军舰上。
西方国家对北洋政府施加压力，要求即刻停止发生在上海的战争。
1925年1月15日，北洋政府召开内阁会议，就上海问题颁发三道命令。
其中第三条规定上海为通商重地，华洋杂处，此后永不驻兵，并不得再设军事机关。
不过这道命令并不能阻止战争，皖系的段祺睿和奉系的张座霖不是一条心，张座霖不想放弃大好形势，他要掌握江浙一带。
就算不能占据，也能和皖系的段祺睿谈条件，换取其他地区的控制权。
1925年1月28日，奉军在攻克苏州昆山后，进抵上海火车北站，第二日，张宗倡率部万余兵抵沪，进占徐家汇火车站和南市。
孙传方所部浙军撤至龙华、松江一带。
浙、奉两军在新龙华和徐家汇等处对峙，战争陷入胶着状态。
2月3日，孙传方和张宗倡在上海签署停战协议。
规定孙传方交出兵工厂，3日之内撤退上海附近的军队，孙军退至松江，奉军退至昆山，即日电令部下停止军事行动。
至此，第二次江浙战争结束。
停战协议的签署让整个上海松了一口气，将近两个月的战争状态导致上海的商业停滞，损失惨重，更别说人员伤亡和建筑的损毁。
报纸上预估这两次战争给江浙一带造成的伤害至少需要十年的时间才能恢复。
也因为这次战争，北洋政府决定把上海设立为特别市，既不属于江苏，也不属于浙江，决议以上海、宝山两县22乡为区域。建立淞沪特别市。
相当于后世的直辖市。
难民们陆续返乡，重建家园，军阀们争夺地盘，最终受苦的还是百姓。
租界恢复了往日的生活。林子轩收到了不少来自北平的信件。
在战争期间，信息不畅，很多寄往上海的信件都遗失或者延迟了，其中就包括《新月》杂志和《现代评论》的稿子，只好让北平的徐至摩重新邮寄一份。
这些信件中。大多是慰问信，担心林子轩在上海的安危。
还有些信件比较有意思，是请他劝说胡拾的，他看了信件才明白，胡拾要参加段祺睿组织的“善后会议”。
这牵扯到孙仲山和段祺睿之争。
孙仲山前往北平，提出要召开国民会议，召集社会各界共商国是。
段祺睿提出的善后会议则是维护军阀和政客的利益，说白了就是分赃大会。
胡拾作为社会名流也在被邀请之列。
他在回复的电文中说道：“我是两年来主张开和平会议的一个人，至今还相信，会议式的研究时局解决法总比武装对打好一点；所以我这回对于善后会议虽然有许多怀疑之点。却也愿意试他一试。”
胡拾的态度引起了北平文化界的不满，就连不少原本的朋友都对他严词指责。
林子轩颇为无语，胡拾这个人很难评价，比较固执，自己认为对的就会去做。
当孙仲山在广州和陈炯名闹翻的时候，他支持陈炯名，批判孙仲山，认为孙仲山为了报仇，把广州给打烂了。
当冯羽祥把傅义赶出皇宫的时候，他跑到皇宫里见了傅义。并抗议这种暴力行为。
为此被批判了不知道多少回，但他依旧我行我素。
如果不是因为他名气够大，恐怕早就有人找他麻烦了。
他提倡新思想和新文化，推崇西方的制度。算是新式人物，但又有着传统文人的书生意气，也可以看作是迂腐的一面。
所以说，人是矛盾的综合体，不存在那种非黑即白的情况。
本着朋友之谊，林子轩给胡拾写了一封信。劝他退出段祺睿的善后会议，虽然不知道有没有作用，但尽力了就好。
1925年1月，商务印书馆旗下的《妇女杂志》出专辑“新性道德号”，引起社会争议。
《妇女杂志》是由章西琛和周建仁编辑，和万象书局的《家庭》杂志处于竞争关系。
章西琛曾在商务印书馆做了近15年的编辑，起先是协助杜涯泉编辑《东方杂志》。
1919年，章西琛接手《妇女杂志》，成为主编，在周建仁的协助下，对《妇女杂志》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发行数量从原来的二三千份增加到一万多份。
章西琛也被认为是妇女问题专家。
这一次《妇女杂志》的“新性道德号”提出了一个颇具争议的观点。
“如果两个配偶允许，有了一种带有一夫二妻或者一妻二夫性质的不贞操形式，只要不损害于社会和其他人，也不能认为不道德。”
意思就是说只要不危害社会和他人，男女想怎么样生活都行，只要他们自己愿意就好。
这才是真正的婚姻解放和自由。
他们认为真正的婚姻是建立在两性关系完全自由的基础上人类自发自动的一夫一妻制度，而西方的一夫一妻制度具有伪善性。
那是依靠法律和舆论来维持的一夫一妻，根本无法保证男女之间不互相背叛。
即便是来自后世，林子轩也为他们的大胆而吃惊。
民国时期虽然政府规定了要一夫一妻，但实际情况是一夫多妻的现象普遍存在。
这种论调被认为是为一夫多妻做辩护，是破坏家庭和危害社会。
这一期的《妇女杂志》提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