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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丰西征后，李宪被升迁为封景福殿使、武信军留后、泾原路经略安抚制置使，知兰州，在王韶和种谔相继逝世后，成为帝国最具威望和军事才能的大将。
可惜他只是个太监。
帝国的文人们，对于太监从来都很忌惮，对威信过高、立功过巨的武将同样也是忌惮的，而于能打仗能立功的太监，那就直接由忌惮转换为恐惧了。从李宪领兵打仗的第一天开始，关于他的非议之声就从来没有停止过。
熙宁九年，安南（今越南）发生叛乱，攻占廉州、钦州等地。赵顼开始准备以天章阁待制赵禼为安南道招讨使，李宪为诏讨副使，率兵平乱。
皇命一下，遇到了文官人的强烈反对。他们说安南一个蛮夷之地的叛乱祸小，李宪借机立功的祸大，让李公公出征，不如把那些不长兔子不生草的荒蛮之地给安南人算了。
在众人的强烈反对下，赵顼不得不取消了这个任命，最后以宣徽南院使郭逵为安南行营经略招讨使，赵禼为副，出兵征伐。
李宪没能出征安南，赵顼继续派他到西北总领秦凤、熙河边事，二路诸将皆听其节度。此令一出，又是激起千层浪，御史中丞邓润甫，御史周尹、蔡承禧、彭汝等纷纷上书，怎么能让一个太监掌握这样大的兵权？纷纷向赵顼说，皇上你忘了唐朝的杨思勖、鱼朝恩了吗？
赵顼这次没被说服，坚持自己的任命。
元丰五年（公元1082年），北宋帝国在西北永乐城遇受重创，二十万兵马灰飞烟灭，西夏人斗志高昂，要把北宋人插在西北的要塞全部拔掉，永乐城后的下一个目标就是李宪修筑的兰州城。元丰六年（公元1083年）二月和六月，西夏人两次率军数十万（最后一次号称八十万）猛攻兰州十昼夜，李宪部坚守兰州城，让西夏人只能望兰州城却步。李宪将击退西夏人的捷报传到东京，朝中的文臣们却说守住一个兰州有什么了不起的，也值得上报邀功。御史中丞刘挚更是奏请皇帝罢黜李公公，别让他再在西北惹是生非激怒党项人。
所以当力挺他的老板赵顼死后，李宪的春天也就结束了。新皇帝哲宗赵煦上台后，李宪就开始连接被贬，先降为永兴军路副总管，又降为宣州观察使，再贬右千牛卫将军。帝国的文人们既不愿他在西北打仗惊扰友邦党项人，又嫌他回东京碍眼，于是给他找了个好地方——陈州。
一代名将狄青冤死之地，文人们的意思李公公自然明白。
李宪最后和狄青一样，病逝陈州。
最为搞笑的是《宋史·李宪传》对李宪一生的评价，说他“宪以中人为将，虽能拓地降敌，而罔上害民，终贻患中国云”。
既然能拓地降敌，又何来罔上害民，终贻患中国？史官们的逻辑，非常人能理解。
只能说能打仗的太监，在帝国文人的眼中，本身就是一种罪孽。
三
窦氏兄弟英明神武，但还是免不了总被酸文人拿体貌特征说事儿，而在帝国末期粉墨登场的童贯，比起窦氏兄弟来，先天条件不知道好了多少。首先，童公公虽然是太监，但他是有胡子滴，不多，两三撮，但毕竟是如假包换从脸皮里面长出来的，就凭这点，童公公也算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了，避免了窦神兴那样的尴尬。
其次，童太监身材高大魁伟，皮骨强劲如铁（估计身手非凡），脱离了太监的那股娘娘腔，穿上军装就是一彪悍的职业军人，这为他日后在军界立足赚到不少形象分。
作为李宪的门生，李宪生前并没有对这位在帝国日后大红大紫的北宋太监第一人有多大的关照和提携，童贯早年只是随着李公公出生入死在西北战场上奔波，积累了不少的军事经验，而西北也成为了他日后崛起的本钱。加之童贯早年曾经读过几年私塾，肚子里多少有点墨水，最少在知识文化水平不高的太监集团是鹤立鸡群，对于太监群体来说，这是一棵文武兼备的好苗子。
但一直到四十六岁的时候，童贯的人生还是看不到什么曙光和希望，依然只是一个小小的给事宫掖，帝国不管是新党弄权还是旧党执政，和他一个老太监是搭不上界的，他的恩师李宪早已客死陈州，那里标志着在帝国当一个太监的顶点以及底线。
不出意外，再过几年，他可以申请退休，认养上一两个养子，终老一生。
但是他的命运还是发生了呼叫转移，那位有才的端王爷赵佶当上了皇帝。新皇帝登基伊始，谨小慎微（向太后还在背后盯着），太出格的事也不怎么敢做，但找个心腹太监出宫去搜寻几张字画，还算是正当业余爱好。
有点文化的童贯揽上了这个美差，他不仅为皇帝搜回来了许多奇珍异画，还给皇帝搜回来了一个人——蔡京。
他的属下当时并不解，说现在巴结谁不好，去巴结一个落毛凤凰不如鸡的蔡京。
童贯有自己独到的眼光，蔡京此时的口碑不好，身份时新时旧，两党人士都对他不屑一顾，但是童贯从他和新皇帝之间看到了某种渠道和桥梁，让他作出了人生最重要的一笔风险政治投资（事后证明这是一本万利）。
得势登上相位的蔡京自然对童公公投桃报李，帝国的太监们如何慢慢步向帝国的政治核心舞台，路很清楚，不在朝堂，在疆场。
赵佶从上台之初的两党兼用转变到祖述父兄之志，施行新法。新法的两大核心自然必不可少，一是理财，理财一事自有蔡丞相操劳；二是开边，在军事上给予西夏逼迫。开边的事，蔡丞相推荐了对西北边事熟悉的童公公和熙宁名将王韶之子王厚。
一个是王韶的儿子，一个是李宪的门生，王童二人能重塑当年先辈在西北的荣光吗？
崇宁三月（公元1104年）六月，赵佶派王厚为主帅，童贯监军，用兵西北，旨在收复河湟四州。
仗打得很漂亮，宋军一举收复河湟四州，在西北取得了自神宗朝以来最好的战绩。仗打得再好，按道理首功也应该是主帅王厚的，但其间发生的一件事，让西征的将士一致认为这场战事的最大功臣，非童监军莫属。
那时大军进逼湟州，全军将士进行誓师大会，士气正劲，这时候童贯却接到了赵佶的手诏。
手诏的内容很简单：停战。
原因也很简单：皇宫失火，道士们说不吉利，当然皇帝也觉得不吉利，在不吉利的时候打仗，凶多吉少。
皇命大于天，这个道理帝国的臣民都懂，侍候了皇帝大半辈子的童公公也懂。
但他还是把诏书藏了起来，王厚等将问他皇帝的诏书是什么内容，童贯只是淡淡地说老板希望我们旗开得胜，在东京摆着庆功酒等我们。
这场战争打的是河湟四州，打的更是童贯的命。
直到收复河湟四州的庆祝会上，童贯才向王厚等人出示了这道诏书，众人除了大惊就是后怕，问童公公为什么不给众将看这道诏书。
童贯说看了诏书，你们还敢打下去吗？
众将无语。
童贯随即又轻叹了一口气，说只是我一个人看了这道诏书，仗打败了，掉的是童某一个人的脑袋；如果给兄弟们看了这道诏书，打败了，官家要砍的，恐怕就是一堆人的脑袋了。
听了童公公的一席话，众将无不感动，对童贯佩服得五体投地。
童贯收复的不仅仅是河湟四州，也是西北军将士的心。
不仅如此，他还收养了当时阵亡的一位将军的遗子，也获得了不少掌声。从此开始，对在西北战场上战死的遗孤，无家可归的少年，童贯统统收归旗下，十多年后，这些少年成为了他手中的王牌——胜捷军。
有皇帝的恩宠，有恩师李宪在西北打下的声望，当然更有童贯自己的才能和经营，西北，渐渐成了童贯崛起的大本营。
收复河湟后童贯得到了慷慨的皇帝的回馈，迁升他为景福殿使、襄州观察使，仅仅是这个任命，就已经冲破帝国太监们的底线，之前还没有任何一个太监同时被授予这两个职务，童公公身兼两职，完成了帝国太监集团的突围。
之后几年，童贯继续在西北疆场活跃，出寨进筑，逼迫得西夏人喘不过气来。他的官职也在一次次的捷报中不断攀升，在崇宁四年（公元1105年）做到了熙河兰湟、秦凤路经略安抚制置使；大观二年（公元1108年）任武康军节度使；政和二年（公元1112年）升太尉；政和五年，赵佶下诏以童贯领西北六路（永兴、鄜延、环庆、秦凤、泾原、河西）边事，明文确定了童贯西北王的地位。
安抚制置使是北宋时设在边疆的非常设军事职位，童贯的恩师李宪之前也做过几天，不过武康节度使可就不得了，在北宋帝国那是从二品的武将虚职，而太尉则是正二品，是当时帝国武将所能做到的最高品级了，童贯一次又一次创造了太监集团的任职记录。
一次次的擢升和童贯所处的政治环境有关，浪漫的皇帝喜欢英雄，一次次被夸大的西线捷报让童贯成为他眼中的英雄。而经过多年不断反复的在新旧党之间的政治洗礼，帝国的文臣们都学乖了，老板对童公公的偏爱，他们或许会有牢骚，但已经没有人再去认死理。而童贯不仅会打仗，更会做人，皇帝身边的女人、太监、道士，都被童公公打点得团团转，当然还有那位政治盟友蔡京。
在童公公的擢升路上，蔡丞相起初一直都是可靠的政治盟友，崇宁四年童贯任经略安抚制置使，蔡京的亲弟弟，时任知枢密院的蔡卞就坚决反对，蔡枢密的理由很简单，这种位置不适合公公们干的。但此时蔡卞的声音显得很单薄，加之蔡卞与蔡京虽是亲兄弟，又系新党（蔡卞是王安石的乘龙快婿），但政见上却不太相同。这次关于童贯的任命，两府（中书、枢密）领导人虽是自家兄弟却分歧巨大。最后的结果是蔡卞被罢知枢密院，赶出东京出知河南府。
但“友情”是短暂的，利益才是永恒的，随着童贯的官越做越高，蔡京终于也感到了这位政治盟友的威胁，所以当皇帝第一次准备将童贯擢升为开府仪同三司时，一向很顺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