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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师资。改变科举制度，用经义和论策试士，废除了诗赋取士和烦琐的记诵
传住经学。第二件就是设置经义局，训释诗书周礼三经义，并编纂字说，使
新法在理论指导之下取得合乎圣经贤传的历史的根据，并用这个思想武器，
一方面宣传新法的普遍妥当性，一方面从理论上打击反对派。这种新经义和
字说，就代替了旧的经说和传注，成为士子必修的经典。王安石企图通过这
些工作，达到所谓“一道德而同风俗”的目的，造成以三经义为基础的思想
一致的新正统的局面。
先讲改革学校制度和科举制度问题。
北宋中叶以前，继承隋、唐以来的科举取士制度，或用经学考试士子对
经学传注是否记诵精熟，或用诗赋考试士子是否文辞可观。学校培养人材，
也只从经学记诵和文辞写作着眼。王安石认为这样选拔的人材都不切实用。
文集卷六九取材篇说道：
“今之进士，古之文吏也；今之经学，古之儒生也。然其策进士则但以章句
声病，苟尚文辞，类皆小能者为之。策经学者徒以记问为能，不责大义，类
皆鄙蒙者能之。。。故属文者至相戒曰：涉猎可为也，诬艳可尚也，于政事
何为哉。守经者曰，传写可为也，诵习可勤也，于义理何取哉。故其父兄勖
其子弟，师长勖其门人，相为浮艳之作，以追时好而取世资也。何哉？其取
舍好尚如此，所习不得不然也。若此之类，而当擢之职位，历之仕途。一旦
国家有大议论，。。彼恶能以详平政体，缘饰治道，以古今参之，以经术断
之哉。是必唯唯而已。”
王安石认为人材应该由“人主陶冶而成之”，即由封建国家设立的学校
来培养。从中央到地方，都应该有学，学习的内容是先王的“法言德行”，
也就是“礼乐刑政之事”。文集卷三九上仁宗皇帝言事书追述古代的学校制
度说：
“古者，天子诸侯，自国至于乡党皆有学，博置教导之官而严其选。
朝廷礼乐刑政之事皆在于学。士所观而习者，皆先王之法言德行，治天
下之意，其材亦可以为天下国家之用。苟不可以为天下国家之用则不教
也。苟可以为天下国家之用者，则无不在于学。”
他美化古代的学校制度，主要是要为改革当时的学校制度绘制理想的蓝图。
熙宁四年（公元一○七一年）二月，宋政府下令改革科举制度。续通鉴
长编卷二二○，熙宁四年二月丁巳条说：
“中书言：‘古之取士，皆本于学校，故道德一于上，习俗成于下。
其人材皆足以有为于世。自先王之泽竭，教养之法无所本，士虽有美材，
而无学校师友以成就之。此议者之患也。’
‘自诗赋取士以来，学士凋敝聪明，及其中选，施于有政，无所用
之。其弊所从来久，然莫能革也。自上即位，稽合先王，造立法度，而
议者不深维其意，群起而非之。上以为：凡此，皆士不知义故也。’（“自
诗赋取士从来”以下一段文字，用注文引朱本神宗实录原文。）
‘今欲进复古制，以革其弊，则患于无渐。宜先除去声病对偶之文，
使学者得以专意经义，以俟朝廷兴建学校，然后讲求三代所以教育选举
之法，施于天下，则庶几可复古矣。。。’
‘今定贡举新制：进士罢诗赋帖经墨义，各占治诗、书、易、周礼、
礼记一经，兼以论语、孟子。每试，初本经，次兼经，并大义十道。务
通义理，不须尽用注疏。次论一首。次，时务策三道。礼部五道。’
‘中书撰大义式颁行。。。’从之。”
按照这样托古改制式的新定的制度，陕西、河东、河北、京东、西五路，先
置学官，使之教导。由此可知，改革科举制度是为推行新法服务的。由于“士
不知义”，故议者对当时造立的法度，“群起而非之”。因此，要教育士子
“专意经义”。新法是皇帝稽合先王法意造立出来的，专意经义，就能够掌
握新法的精神。这是一。其次，今后学者应该“务通义理，不须尽用注疏”。
这样，义理之学兴，传注之学废，宋学就代替了汉学。宋明理学，应该于此
寻源。尽管理学家如程朱如何反对王安石，但是探索学术思想史者，不能不
客观叙述历史事实的发展先后。至于王安石的理学不为统治者所重视而为程
朱理学所代替，那是另一回事，应作别论。第三，这一科举制度的改革，后
来沿用至清朝末年，“大义式”后来蜕化为“八股文”，内容完全不同了，
程朱的义理成了八股文的最高标准。
科举制度的改革联系着学校制度的改革。同年十月，宋政府立太学内外
上舍法，着手改组太学。拥护新法和反对新法的斗争，在太学里展开了。斗
争尖锐地从试题试卷里反映出来。直讲官颜复，用王莽变法和后周宇文氏变
法为题，策问学生，借此借古讽今，讥刺新法。学生苏嘉就在试策里反对新
法，直讲官把他评为上等。为此，宋政府认为这些直讲官是“宿学，不足教
导多士”。熙宁四年（公元一○七一年）十一月，把焦千之、王汝翼、梁师
孟、颜复、卢侗等五人撤换了，只留下一个苏液，另外委派陆佃、龚原、黎
宗孟、叶涛、曾肇、沈季长等做直讲。陆佃、龚原等都是安石的学生，他们
根据安石的经说教授诸生。反对派说他们每晚在安石家里研究经说，第二天
就到太学里教授。这虽出之诬蔑，但是反映了经师之间的斗争情况。（见续
通鉴长编卷二二八，十一月戊申“管勾国子监常秩等言”条，并注）
太学里的斗争，还在发展，有些试官对待考试很草率，学生用安石父子
文字的，都被压低了等第。问题中心在对新法不同意，因而也就对经说的意
见不一致。神宗坚决支持王安石，认为应该“一道德”，如果诗书应孩如此
解释，就不该由个人意见随便解释。神宗说：“诗书法言相同者，乃不可改”。
（续通鉴长编卷二三三熙宁五年五月甲午，“上谓王安石等曰，蔡确论太学
试极草草”条）
地方上，也有斗争。西北人反对新的科举制度和学校制度。他们借口缺
乏教授，借口“旧为学究”，资质鲁钝，“难变”，就不接受新制度。（同
上，“冯京言西北阙人教授”条）
但是，拥护新法的力量在生长。熙宁六年（公元一○七三年）三月庚戌，
神宗表示，“今岁南省所取多知名举人，士皆趋义理之学，极为美事”。（续
通鉴长编卷二四三熙宁六年三月庚戌，“命知制诰吕惠卿兼修撰国子监经义”
条）过了几天，宋政府委中书选人充诸路学官，又命令诸路在举人最多的州
军，各置教授一人，人选由国子监“考询通经品官及新及第出身进士可为诸
路学官，即具所著事业以闻”。这样，就在全国范围内，从中央到地方，所
有学官教授，全改由经过中书或国子监选择的人充任，初步从组织上、思想
上完成了控制全国学校的工作。（见续逾鉴长编卷二四三熙宁六年三月“己
未，。。诏诸路学官”条）
再讲修撰经义问题。
由于统治阶级各阶层利害的不一致，在思想上出现了非常纷歧的现象。
王安石在作地方官的时候，就注意到这种现象。他写给王深甫和丁元珍的信
里，指出：
“古者一道德以同天下之俗，士之有为于世也，人无异论。今家异
道，人殊德，又以爱憎喜怒变事实而传之。”（文集卷七二答王深甫书
二）
“古者一道德以同俗，故士有揆古人之所为以自守，则人无异论。
今家异道，人殊德，士之欲自守者，又牵于末俗之势，不得事事如古，
则人之异论，可悉弭乎？”（文集卷七五与丁元珍书）
熙宁元年，王安石以翰林学士侍讲经筵，讲的是尚书，第二年，参知政事，
王雱嗣讲。后来，神宗要求安石写进所著文字。王安石的谢表说：
“臣闻百王之道虽殊，其要不过于稽古；六艺之文盖阙，所传犹足
以范民。唯其测之而弥深，故或习矣而不察。绍明精义，允属昌时。伏
惟皇帝陛下，。。欲推阐先王之大道，以新美天下之英才，宜得醇儒，
使陪休运。臣。。过叨睿奖，使阐缉旧闻。永惟少作可弃之浮碎，岂能
上副旁搜之至意？伏望皇帝陛下，矜其闻道之晚，假以历时之淹，使更
讨论，粗如成就，然后上尘于聪览，且复取决于圣裁。”（文集卷五六
诏进所著文字谢表）
谢表所指，即王安石少时训释六艺的文字。这是训释经义的动议。自从改革
学校制度和科举制度的斗争展开以后，经义的训释就显得更为迫切。熙宁五
年（公元一○七二年）正月，神宗正式提出，应该颁行新的经义。续通鉴长
编卷二二九，曾记其事：
“神宗谓安石：经术，今人人乖异，何以一道德？卿有所著，可以
颁行，令学者定于一。
安石曰：诗，已令陆佃、沈季长作。”
熙宁六年（公元一○七三年）三月，宋政府鉴于“举人对策，多欲朝廷早修
经义，使义理归一”。这样，就决定设局置官，训释诗、书、周官义。命王
安石提举经义局，吕惠卿兼修撰，王雱兼同修撰。（续通鉴长编卷二四三熙
宁六年三月庚戌条）
训释诗、书、周官义的工作积极进行，吕惠卿被任作提举详定修撰经义
所检讨。又规定国子监“直讲，月轮两员供本经口义二卷”。又从新进士中
选拔余史、朱服、邵刚、叶唐懿、葉杕、练亨甫等充国子监修撰经义所检讨。
这些措施，都在熙宁六年三月和四月里次第进行。（见续通鉴长编卷二四三，
三月庚午条，卷二四四，四月辛卯条，卷二四四，四月壬辰条）后来，又以
白衣徐禧、吴著、陶临等人为修撰经义所检讨。
熙宁七年（公元一○七四年）四月，王安石罢相，知江宁府，仍提举经
义局，王雱亦随至江宁，修撰经义。八年二月，王安石复相。六月，诗、书、
周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