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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说明这个道理，是一番很通达的议论。他说：
“昔荀卿有云：‘远略近详。’则知史之详略不均，其为辨者久矣。
及干令升史议，历诋诸家，而独归美左传，云：丘明能以三十卷之约，
括囊二百四十年之事，靡有孑遗，斯盖立言之高标，著作之良模也。又
张世伟著班马优劣论云：迁叙三千年事，五十万言；固叙二百四十年事，
八十万言；是班不如马也。然则自古论史之烦省者，咸以左氏为得，史
公为次，孟坚为甚。自魏晋已还，年祚转促，而为其国史亦不减班书，
此则后来逾烦，其失弥甚者矣。
“余以为近史芜累，诚则有诸，亦犹（由）古今不同，势使之然也。。。
“当春秋之时，诸侯力争，各闭境相拒，关梁不通。其有吉凶大事
见知于他国者，或因假道而方闻，或以通盟而始赴。苟异于是，则无得
而称。鲁史所书，实用此道。至如秦、燕之据有西北，楚、越之大启东
南，地僻界于诸戎，人罕通于上国，故载其行事，多有缺如。且其书自
宣、成以前，三纪而成一卷，至昭、襄已下，数年而占一篇。是知国阻
隔者记载不详，年浅近者撰录多备。此丘明随闻见而成传，何有故为简
约者哉？
“及汉氏之有天下也，普天率土无思不服，会计之吏岁奏于朝廷，
輶轩之使日驰于郡国，作者居府于京兆，徵事于四方，用使华夏必闻，
远近无隔，故汉氏之史所以培增于春秋也。”
但刘知几并不否认历史人物的作用。他对历史人物的作用有时还估计得
过高了。
刘知几对于历史人物是有极大兴趣的。他在史通里用极大的篇幅讨论纪
传体史书的体例，而纪传体就是基本上用以记述历史人物的体裁。作为皇家
的史官，长期进行皇帝起居注和纪传史的工作，刘知几对于历史人物的兴趣
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他以对历史人物的重视去代替历史的命定论，具有进步
的意义。但象他在上引杂说上篇里所说，把晋、秦、周、鲁的败亡认为是四
国君主的性格和道德起决定作用，把田、魏、周、汉的兴起认为是四国君主
的智能神武起决定作用，这就把个别历史人物的作用过于夸大了，而陷入于
唯心主义。史通卷八人物篇说：“夫人之生也，有贤不肖焉。若乃其恶可以
诫世，其善可从示后，而死之日名无得而闻焉，是谁之过欤？”历史是要记
载历史人物活动的，但刘知几在这里好象把记载人物活动作为史家的唯一任
务，这就陷入个别人物创造历史的错误了。
刘知几在史通的不同篇章里，曾提到所谓“远古”、“中古”和“近古”。
“远古”大约相当于先秦时期，疑古篇把尚书春秋都说成是远古之书。至于
无文字记载的历史时期，在他的心目中是未必想到的。“中古”约相当于两
汉或秦汉，序传篇曾把司马相如的自叙作为中古作品。“近古”约相当于魏
晋南北朝时期。这可见刘知几对于历史的变化，具有一种矇眬的历史阶段的
看法。这种矇眬的对历史阶段的看法，也还是接近史实的。
刘知几在史通卷三书志篇里主张创立三种志。一种是都邑志，这是要反
映中国封建制社会的专制主义及其军事政治堡垒的发展的。所以他说：“京
邑翼翼，四方是则。千门万户，兆庶仰其威神；虎踞龙蟠，帝王表其尊极。”
并且，因此他要把都邑志列在“章服饰，别贵贱”的舆服志之上。第二种是
氏族志，这是要反映统治阶级内部的氏族升降的，所以要列在百官志之下。
第三种是方物志，这是反映各地物产，内外贸易和税贡的封建剥削的，所以
要列于食货之首。刘知几要创立的这三种志，是八世纪社会经济、政治及阶
级关系的变化在他意识上的反映。他提出了这三种志的初步方案，说明他对
于社会的变动是有矇眬的觉察的。
刘知几的无神论是有唯物主义倾向的。他的历史观，从思想体系说，是
唯心主义的，但包含有合理的内容。像正统史学家一样，他也要通过史书去
维护封建伦常，但他反对因此而对历史进行歪曲。他说：
“况史之为务，申以劝诫，树之风声。其有贼臣逆子、淫君乱主，
苟直书其事，不掩其瑕，则秽迹彰于一朝，恶名被于千载。”（史通卷
七，直书）
“夫人寓形天地，其生也若蜉蝣之在世，如白驹之过隙，犹且耻当
年而功不立，疾没世而名不闻。上起帝王，下穷匹庶，近则朝廷之士，
远则山林之客，谅其於功也名也，莫不汲汲焉孜孜焉。夫如是何哉？皆
以图不朽之业也。何者而称不朽乎？盖书名竹帛而已。”（史通卷一一，
史官建置）
他对史书作用的看法，是跟他的直笔论一致的。他要维护封建伦常，但他的
这种作法会降低了封建统治者的威风，决不会为他们所许可的。评论刘知几，
主要是肯定他的积极方面。他的批判精神，他反对命定论，并在一定程度上
揭露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揭露史书中对于统治阶级的讳饰，他看到古今的
变革和客观形势对于历史发展的作用，这在中世纪都是值得重视的进步思
想。
第四节 刘知几的学派
刘知几的史学虽是“悠悠尘俗，共以为愚”，但他也并不是独学无友。
他有几个知心的朋友，在学术上能够尽量交换意见，并持有共同的基本观点，
他们事实上曾形成一个史学上的流派。
史通卷十自叙篇说：
“及年以（已）过立，言悟日多，常恨时无同好可与言者。维东海
徐坚，晚与之遇，相得甚欢。虽古者伯牙之识锺期，管仲之知鲍叔，不
是过也。复有永城朱敬则、沛国刘允济、义兴薛谦光、河南元行冲、陈
留吴兢、寿春裴怀古，亦以言议显许，道术相知，所有搉扬，得尽怀抱。
每云：‘德不孤，必有邻’，四海之内，知我者不过数子而已矣。”
这七个人，新旧唐书都有传。徐坚生于显庆四年（公元六五九年），卒于开
元十七年（公元七二九年）。朱敬则生于贞观九年（公元六三五年），卒于
景龙三年（公元七○九年）。刘允济约卒于景龙年间（公元七○八——七一
○年）。薛谦光，后改名登，生于贞观二十一年（公元六四七年），卒于开
元七年（公元七一九年）。元行冲，名澹，以字行，生于永徽四年（公元六
五三年），卒于开元十七年（公元七二九年）。吴兢，约生于咸亨元年（公
元六七○年），卒于天宝八年（公元七四九年）。徐坚、朱敬则，吴兢和刘
允济都曾和刘知几共修国史。徐坚又曾和刘知几共修三教珠英、姓族系录。
徐坚另编定初学记三十卷。朱敬则著有十代兴亡论十卷和五等论。刘允济著
鲁后春秋二十卷。薛谦光著四时记二十卷。元行冲著魏典三十卷、孝经疏三
卷、类礼义疏五十卷、群书四录二百卷。吴兢撰贞观政要五卷、梁史十卷、
齐史十卷、周史十卷、陈史十卷、隋史二十卷、唐书九十八卷、唐春秋三十
卷。裴怀古以名将称，学术见解及著述不详。
徐坚很重视史通，旧唐书卷一○二说：“徐坚深重其书，尝云：‘居史
职者，宜置此书于座右。’”他编初学记，于卷二十一列有“史传”一项，
颂扬良史“不虚美，不隐恶，善以劝世，恶以示后，所以暴露成败，昭彰是
非”，和刘知几论直笔的宗旨相同。长安三年（公元七○三年），朱敬则表
请选择史官说：“伏以陛下圣德鸿业，诚可垂范将来，倘不遇良史之才，则
大典无由而就也。且董狐南史岂止生于往代而独无于此时？在乎求与不求、
好与不好耳”（见唐会要卷六十三修史官）。这也是以直笔作为良史的重要
标准。
唐会要卷六十三修史官：“长安二年（公元七○二年），凤阁舍人修国
史刘允济尝云：‘史官善恶必书，言成轨范，使骄主贼臣有所知惧。此亦权
重理合，贫而乐道也。昔班生受金，陈寿求米，僕视之如浮云耳。但有百僚
善恶必书，足为千载不朽之美谈，岂不盛哉？”这和史通曲笔篇指斥“班固
受金而始书，陈寿供米而方传”，不只论点一致，事例也是相同的。
唐会要卷六十四史馆杂录下，“（张）说拜黄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
事。因至史馆，读则天实录，见论证对（魏）元忠事，乃谓著作佐郎兼修国
史吴兢曰：‘刘五（知几）修实录，论魏齐公（元忠）事，殊不相饶假，与
说毒手。’当时说验知是吴兢书之，所以假托刘子玄。兢从容对曰：‘是兢
书之，非刘公修述，草本犹在。其人已亡，不可诬枉于幽魂，令相公有怪耳。’
同修史官苏宋等见兢此对，深惊异之，乃叹曰：‘昔董狐古之良史，即今是
焉。’说自后频祈请删削数字。兢曰：‘若取人情，何名为直笔？’”同书
卷六十三在外修史：“（开元）十四年（公元七二六年）七月十六日，太子
左庶子吴兢上奏曰：臣往者长安、景龙之岁，以左拾遗起居郎兼修国史，时
有武三思、张易之、张昌宗、纪处讷、宗楚客、韦温等，相次监领其职。三
思等立性邪佞，不循宪章，苟饰虚词，殊非直笔。臣愚以为国史之作，在乎
善恶必书，遂潜心积思，别撰唐书九十八卷唐春秋三十卷，用藏于私室。”
这可见吴兢坚持直笔，忠诚于他们这一学派的学术主张和优良作风。
刘知几友人的著作遗存不多，但他们主张“独断”之学的共同精神仍是
可以看出来的。唐会要卷七十七论经义：“长安三年三月，四门博士王元感
表上尚书仭怼⒋呵镎裰投怼⒗窦巧┤恚⑺⑿⒕芳呛�
书藁。。。宏文馆学土祝钦明、祟文馆学士李宪赵元亨、成均博士郭山恽皆
专守先儒章句，深讥元感掎摭旧义。元感随方应答，竟不之屈。唯凤阁舍人
魏知古、司封郎中徐坚、左史刘知几、右司张思敬雅好疑闻，每为元感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