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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分，苟时无品藻，则理难铨综。故陆景典语生焉。
词人属文，其体非一，譬甘辛殊味，丹素异彩。后来祖述，识昧圆
通，家有诋诃，人相掎摭。故刘勰文心［雕龙］生焉。
若史通之为书也，盖伤当时载笔之士，其义不纯，思欲辨其指归，
殚其体统。夫其书虽以史为主，而余波所及，上穷王道，下掞人伦，总
括万殊，包吞千有。自法言已降，迄于文心而往，以纳诸胸中，曾不■
芥者矣。夫其为义也，有与夺焉，有褒贬焉，有鉴诫焉，有讽刺焉。其
为贯穿者深矣，其为网罗者密矣，其所商略者远矣，其所发明者多矣。
盖谈经者恶闻服、杜之嗤，论史者憎言班、马之失，而此书多讥往哲，
喜述前非，获罪于时，固其宜矣。犹冀知音君子，时有观焉。尼父有云：
‘罪我者春秋，知我者春秋’，抑斯之谓也。”
史通的“总括万殊，包吞千有”，在形式上近似于淮南子的“牢笼天地，博
极古今”。但史通的与夺、褒贬、鉴诫、讽刺，在内容上和精神上，吸取了
扬雄法言的传统，以反对诡言异辞；继承了王充论衡的观点，以攻击欺惑牴
牾；重视着应劭风俗通的方法，以化除拘忌；并吸收了应劭的辨识人物兼偏
长短、陆景的品藻贤愚善恶、刘勰的评论古今文章等等特点。总的来说，史
通的撰作，在于“以史为主”，而阐明治史的通识，这就在理论上和方法上
具有着哲学的意义。鉴识篇说：“夫人识有通塞，神有晦明”（史通卷七）。
通识是史通全书的主题。刘知几在这里没有说出他和史记的关系。但他对于
史记，童年时就学习过，对于司焉迁“拾遗补艺（六艺），成一家之言，厥
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的精神，不能不受到一定的影响。他在六家篇
说：“史记家者，其先出于司马迁。自五经间行，百家竞列，事迹错糅，前
后乖舛。至迁乃鸠集国史，采访家人，上起黄帝，下穷汉武，纪传以统君臣，
书表以谱年爵”（史通卷一）。在二体篇说：“史记者，纪以包举大端，传
从委曲细事，表以谱列年爵，志以总括遗漏，逮于天文地理、国典朝章，显
隐必该，洪织靡失”（同上）。这都是从“通”的方面对史记的推许。尽管
在别的方面刘知几对史记颇有不同的意见，但在“通”的这一点上对史记是
赞美的。史通序说：“且汉求司马迁后，封为‘史通子’，是知史之称‘通’，
其来已久，博采众议，爰定兹名”。这就不只是一个名称的问题，而是刘知
几以司马迁之得“通几”（相当于哲学）之学高人一筹，并隐然以当代司马
迁自居了。
这里应该指出，刘知几在著作生涯中和当时的现实是有矛盾的。他之所
以写史通，是出于不得已，是不得已而求其次的办法；他之隐然以当代司马
迁自居，也还只是一种谦逊的表示，而并不满足于作当代的司马迁。自叙说：
“昔仲尼从睿圣明哲，天纵多能，睹史籍之繁文，惧览者之不一，
删诗为三百篇，约史记以修春秋，赞易道以黜八索，述职方以除九丘，
讨论坟典，断自唐、虞，以迄于周。其文不刊，为后王法。自兹厥后，
史籍逾多，苟非命世大才，孰能刊正其失！嗟予小子，敢当此任。其于
史传也，尝欲自班、马已降，讫于姚、李、令狐、颜、孔诸书，莫不因
其旧义，普加厘革。但以无夫子之名，而辄行夫子之事，将恐致惊末俗，
取咎时人，徒有其劳而莫之见赏。所以每握管叹息，迟回者久之。非欲
之而不能，实能之而不敢也。
既朝廷有如意者，遂以载笔见推。由是三为史臣，再入东观。每惟
皇家受命，多历年所，史官所编，粗惟记录。至于纪传及志，则皆未有
其书。长安（公元七○三年）中，会奉诏预修唐史。及今上（中宗）即
位，又敕撰则天大圣皇后实录。凡所著述，尝欲行其旧议，而当时同作
诸士及监修贵臣，每与其凿枘相违，龃龉难入。故其所载削，皆与俗浮
沉，虽自谓依违苟从，然犹大为史官所嫉。嗟乎！虽任当其职，而吾道
不行；见闻于时，而美志不遂。鬱怏孤愤，无以寄怀。必寝而不言，嘿
而无述，又恐殁世之后，谁知予者。故退而私撰史通，以见其志。”
这就说出，刘知几没有孔子之名而要行孔子之事；同时，又以无孔子之名而
怕行孔子之事。这是刘知几的真正愿望，也是他的严重顾虑。他所要求的
“通”，本来是要删定司马迁以下的史书，上继孔子，成不刊之典，但因了
官职这一种束缚以及和官僚们的矛盾，却又不能不退而以写出史通为限，而
把他的志愿局限于对古今史书的评论上。这是刘知几的矛盾，同时也是社会
矛盾在刘知几思想上的反映。当时的社会矛盾是复杂的：一方面是豪族地主
与庶族地主之间的社会斗争，通过学术上的折光，反映为刘知几以博雅高才
对于流俗之人的指摘态度；另一方面是进步思想与封建主义的正宗虚构的专
断之间的文化斗争，反映为刘知几以一家独创之学对于官僚机构史局监修的
抗议精神。由前者而论，是品极性地主的传统意议对历史估价的偏见；由后
者而论，是中国思想史上优良传统的发扬。这两者的矛盾恰巧集中于刘知几
一身，而刘知几的学术活动却以积极性为主要方面。
刘知几出身名门，是汉代楚孝王嚣的曾孙居巢侯般之后。他作刘氏家乘
及谱考，考定刘氏先世，希望能得居巢的封邑，后来果然被封为“居巢县子”。
他和柳冲徐坚等所修姓族系录，是唐代重要的氏族书。他在书志篇和杂述篇
对于古老的氏族怀有颇深的感情。他对于氏族谱的真伪、不同氏族的盛衰，
虽都给予了注意，但对于氏族的重视却是前后一贯的。帝王苗裔，公侯子孙，
高门贵族以及郡正州曹的世家，都被认为是氏族志的好材料；而对这类材料
的记录是被认为“品藻士庶”的有用的东西。辨明氏族谱的真伪和不同氏族
的盛衰，也正是为了把氏族史搞得更正确一些，以防所谓“伪”“冒”。
刘知几的士族门第的偏见是很显著的。史通卷十辨职篇说：
“大抵监史为难，斯乃尤之尤者。若使直若南史，才若马迁，精勤
不懈若扬子云，谙识故事若应仲远，兼斯具美，督彼群才，使夫载言记
事，藉为模楷，搦管操觚，归其仪的，斯则可矣。但今之从政则不然，
凡居斯职者，必恩幸贵臣，凡庸贱品，饱食安步，坐啸画诺，若欺而已
矣。”
“夫人既不知善之为善，则亦不知恶之为恶。故凡所引进，皆非其
才。或以势利见升，或以干祈取擢。遂使当官效用，江左以不乐为谣；
拜职辨名，洛中以不闲为说。言之可为大噱，可为长叹也！”
这些话当然也反映了史馆中的恩幸贵臣的以势利见升，以及他们在学术上的
无知，但更根本地还是反映了史局职务中士族和庶族的矛盾。刘知几在这里
所痛心的，不仅仅是官僚机构的用非其才，而还在于“恩幸贵臣，凡庸贱品”
以“势利”和“于祈”而取得高位，从而“督彼群才”。在史通卷十一史官
建置篇中更指斥“近代趋竞之士”所以“尤喜居于史职”，为的是“书成缮
写，则署名同献，爵赏既行，则攘袂争受”，以及可以“书之谱传，借为美
谈，载之碑碣，增其壮观。”刘知几虽然以当代司马迁自居，以继承孔子为
志，但又以史通和白虎通比拟（见史通序），这在一定意义上就反映出一种
隐约的士族的偏见。另一方面，刘知几确也暴露出当时封建主义的官僚组织
之束缚，在那里不问士庶，以势利和干祈为进身之阶，从而窒息了学术的研
究。
刘知几的这种议论和他反对史馆监修是有联系的。因为当时监修人员以
及史局的其他人员固然有不少是出身于庶族的，但他反对监修，更主要的是
在这种制度对于修史工作的有害而无利。约在景龙二年（公元七○八年）或
其以后不久（见唐会要卷六四史馆杂录下），刘知几致书国史监修官萧至忠
等，指出官僚机构式的史馆的五不可。其中第一、第三、第四有这样的话：
“古之国史，皆出自一家。如鲁、汉之丘明、子长，晋、齐之董狐、
南史，咸能立言不朽，藏诸名山。未闻藉以众功，方云绝笔。唯后汉东
观，大集群儒，著述无主，条章靡立，由是伯度（李法）讥其不实，公
理（仲长统）以为可焚，张（衡）、蔡（邕）二子纠之于当代，傅（玄）、
范（晔）两家嗤之于后叶。今者史司取士，有倍东京，人自以为荀（悦）、
袁（宏），家自称为政、骏（刘向、歆）。每欲记一事，载一言，皆阁
笔相视，含毫不断。故头白可期，而汗青无日。其不可一也。”
“昔董狐之书法也，以示于朝；南史之书弑也，执简以往。。。然
今馆中作者，多士如林，皆愿长喙，无闻■舌。倘有五始初成，一字加
贬，言未绝口，而朝野具知，笔未栖毫，而缙绅咸诵。夫孙盛实录，取
嫉权门；王劭直书，见雠贵族，人之情也，能无畏乎？其不可三也。”
“古者刊定一史，纂成一家，体统各殊，指归咸别。夫尚书之教也，
以疏通知远为主；春秋之义也，以惩恶劝善为先。史记则退处士而进奸
雄，汉书则抑忠臣而饰主阙。斯并曩时得失之列，良史是非之准，作者
言之详矣。顷史官注记，多取禀监修，杨令公（杨再思）则云必须直词，
宗尚书（宗楚客）则云宜多隐恶。十羊九牧，其令难行；一国三公，适
从何在？其不可四也。”（史通卷二十忤时）
这都指出封建官僚机构的史官监修远不及个人著作之能无所顾虑，自成一家
之言。辨职篇更明白提出来一家独创之学是自古的优良传统：
“昔丘明之修传也，以避时难；子长之立记也，藏于名山；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