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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无知觉之用，既异于心意识法，故称为色也。”（同上）
所谓“名”就是“心”或”心意识”，“心”的“相应数法”当指“四
心”，即受、想、行、识。“四心”的“能缘之用”便是：
“领纳所缘名为受，受有六种，谓六触因缘生六受。”
“能取所领之缘相名为想，想有六种，谓取所领六尘之相，为六想
也。”
“造作之心能趣于果名为行，行有六种，大品经中说为六思，思即
是行。”
“了别所缘之境名为识，识有六种，即是六识。”（同上）
这样，所谓“能缘所用”即领纳、取相、思、了别的“知觉之用”。“色”
的范畴与“名”正相对立，它异于心意识，而是“十入及一入少分”（“入”
以涉入为义，所谓“十入”即眼入、耳入、鼻入、舌入、身入、色入、声入、
香入、味入、触入，“一入”即“意入”）。这十一入加上“法入”，名“十
二入”。这样，“色”主要是指感官（根）与感官对象（尘）的联结，此点
智顗在另一处更有明白的表述：
“有形质碍之法名为色，色有十四种：所谓四大、五根、五尘，此
之十四，并是色法也。”（同上）
“四大”是地、水、火、风，五根是五种感官：眼、耳、鼻、舌、身，五尘
是此五种感官的对象：色、声、香、味、触。“五根”“五尘”当由“四大”
合成，如谓眼、耳、鼻、舌为“四大造色”。必须指出，这十四种色法都不
是客观存在的物质，而是依存于“名”的。
综上所述，“名”的范畴是明显的，即相当于我们所谓的意识；“色”
的范畴就有点复杂了，从其不同于“名”的外部性质而言，好象类似于我们
所谓的物质，但从其外部与内部的结合而言，实相似于唯心主义的一个流派
实在论的从感觉出发的“事实”或经验的因素，因为智顗所称的“色”并不
意味着客观存在的物质。大体说来，对于人的感觉，“名”为无形无质，“色”
为有形有质；前者有“知觉之用”，后者无“知觉之用”；前者指意识现象
本身，后者指感觉思维所构成的因素；二者的关系是：一为“能”，一为“所”。
在名、色关系的探讨中，智顗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命题：根、尘相对生识。
他说：
“根尘相对，则有识生。识依根尘，仍为能入（入以涉入为义），
根尘即是所入。”（大正藏卷四六，页六六五）
“若根尘相对，即有识生，识以识别为义，识依于根，能识别于尘。”
（大正藏卷四六，页六六六）
这一命题指出，感官与感官对象的接触产生意识的识别作用，由此主体能识
别感官所接触的对象。这里所谓的“识”指前五识（眼识、耳识、鼻识、舌
识、身识），即感觉或知觉。智顗认为，这些“识”是不稳定的、瞬息即逝
的。在它们的基础上，产生了第六识，即“意识”，“意识”连续相生，构
成“意识界”，“意识”的识别作用较感觉或知觉为高级而走进思维。智顗
写道：
“心对一切法，即有能知法之用，名之为意。意者，即心王也。”
“五识生已即灭。意为意识，此意识续生。意识生时，即识法尘。
若五识能生意识，即以前五识为根，后意识为意识。此意识灭，次识续
生，是则前意识生后意识，如是亦脱传受根识之名，皆以能生为根，所
生为识，今说所生之识为意识界也。”（大正藏卷四六，页六六六）
在这里，智顗实际上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补充命题：从感觉出发，发生更高级
的认识作用。
如果不从他所论证的全部思维过程，不从出发点来看，而仅从片断的分
段来看，这两个命题似乎是一种“新”的东西，然而更重要的是，我们必须
对他的“心”、“色”是否实存的问题作进一步的考察。
智顗论“名”、“色”的本源时指出：
“至论诸法，本原清净，绝名离相，尚非是一，何曾有二？”（同
上，页六六五）
这样说来，“名”、“色”并不是实在的，而只是一种虚幻的假象，就其本
源来说，乃是绝对的空寂的本体，这个本体离名绝相、非一非二。思辨的路
径是这样：为了辨诸法实相，所以先从假设的“名”、“色”二法开始，而
“辨”到最后，“名”、“色”又复归于无有。他说：
“若观生死苦果，非但我人众生等，十六知见空，如龟毛兔角，不
可得。是中名色阴入界异法，一一分别，推析破坏，乃至微尘刹那，分
分细检，皆悉空无所有，即名法空。。。若摩诃衍中辨法空者，诸法如
梦幻，本来自空，不以推析破坏故空也。”（大正藏卷四六，页六八一）
由此可见，智顗的名色论只是他论证客观世界为虚妄的一种手法，这种手法
就在于先把客观世界分别归结为“名”、“色”二法，然后再对二者加以否
定，最后到达宗教所惯用的“单纯的否定”的虚无主义。在这里，智顗可说
是以般若三论的中道观，双立而又双破，离“名”、“色”二边而求诸法实
相。因而我们不能孤立地看待根尘相对生识的命题，而忽略其唯心主义实质。
这个作为“名”、“色”的最高本源的本体，在智顗看来，即是“心”，
而这个作为本体的“心”又和心意识相通，由此，智顗提出了一个中心命题：
心生万有（包括物质与精神）。他写道：
“一切诸法，虽复无量，然穷其本源，莫不皆从心意识造。”（释
摩诃般若波罗蜜经觉意三昧，大正藏卷四六，页六二一）
“一切诸法，皆由心生。”（修习止观坐禅法要，大正藏卷四六，
页四七二）
“从识生非色四阴及所任色阴，是名名色。”（法界次第初门，同
上，页六八四）
这就极其露骨地表现出唯心主义的实质！
总括说来，智顗把一切法归结为“名”、“色”，而又把一切法或“名”、
“色”的本源归结为作为本体的“心”。这个超越“名”、“色”的绝对的
本体被称为“心”的“实相”，他说：
“慧日亦如是，能破无明暗，显发心实相。”（同上，页六二一）
这里所谓的“实相”，颇类似于早期禅宗所谓的“法界心”，而与“色”相
对立的作为“名”的“心”，又颇类似于早期禅宗所谓的“自心”。由“心
实相”这一本体幻化为“名”、“色”二法，但“色”是“无知觉之用”的，
只有“名”才有“能缘之用”，因此，为了达到本体，只有通过心意识，而
由心意识达到本体，也是“心”向其本源的复归，这种复归的宗教实践，在
天台宗的教义中，叫做“止观”。在这里，智顗又是依据了与早期禅宗所循
相同的途径。
一般说来，三论一派在理论上并不为本体假立“心”的名目。他们以无
所得为指归，本体只是“纯无”，是对“有”、“无”的绝对的否定。自智
顗始，天台宗人才对这个离名绝相的本体的全部内涵赋予“真心”，于是本
体成为“纯有”。因此，“纯无”与“纯有”就其绝对地排斥一切规定而言，
反而是可以互相通款的。从这里，我们也可以了解，区别一种哲学学说是否
唯心主义或唯物主义，不能仅仅依据此学说之重“无”或重“有”的表面现
象来分析。
根据以上所论，智顗的名色论实以一切法皆由心生作为最根本的出发
点，进而由诸法之本源推而至幻有之“名”、“色”，最后又归结于“法空”。
在出发点上，“名”、“色”是假有，在归结点上，“名”、“色”又为毕
竟空，这就否定了“名”、“色”的实在性，而在这种否定的大前提下，所
谓根、尘相对生识的命题就不真实了。
最后，还须指出，如果单就名色论论到在感觉的基础上产生更高级的意
识而言，这一似是而非的提法在智顗的唯心主义的支配之下，也被神秘化了，
在释摩诃般若波罗蜜经觉意三昧中，智顗写道：
“有人言：若初对境觉知，异乎木石名为心；次筹量分别名曰意；
了了识达名之识。。。如是取者，即堕心颠倒、想颠倒、见颠倒中。若
能了知心中非有意亦非不有意，则心中非有识亦非不有识；若意中非有
心亦非不有心，则意中非有识亦非不有识；若识中不有意亦非不有意，
则识中非有心亦非不有心。是心意识，非一故立三名，非三故说一性。
若名非名，则性亦非性，非名故不三，非性故不一，非三故不合，非一
故非散；非合故不有，非散故不空；非有故不常，非空故不断，是故心
意识不断亦不常，若不见断常，终不见一异。”（大正藏卷四六，页六
二一）
这里通篇是三论一派的章法，通过双遣的论述，心意识的内容也完全抽空了，
正因为这种抽空，它才成为宗教的颠倒世界观。
（2）毕竟空的心证
智顗认为，由“名”、“色”的假立，进而通过禅观的修证，以辨析“名”、
“色”之不可得，从而直探“心源”，这一过程，以“止观”为最重要的环
节。“‘止’乃伏结之初门，‘观’是断惑之正要；‘止’则爱养心识之善
资，‘观’则策发神解之妙术；‘止’是禅定之胜因，‘观’是智慧之由藉。
若人成就定、慧二法，斯乃自利利人，法皆具足。”（大正藏卷四六，页四
六二）由此可见，天台宗的“止观”学说一方面善养“心识”、寂定，他方
面又凭借“智慧”、“神解”来达到本体的忽然贯通。
这种止观学说在唐宋间具有一定影响，这里我们可以举出两个显著的例
子。中唐时梁肃曾著天台止观统例，其中说：“夫止观何为也？导万法之理
而复于实际者也。实际者何也？性之本也。物之所以不能复者，昏与动使之
然也。照昏者谓之明，驻动者谓之静，明与静，止观之体也。在因谓之止观，
在果谓之止定。因谓之行，果谓之成。行者行此者也